知识分子角色的转变——读《立法者与阐释者》

图片为鲍曼接受半岛电视台访谈视频截图（B站可搜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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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开头，鲍曼考察了知识分子概念的起源与发展，专制主义的兴起，使世袭贵族或爵位贵族丧失了作为政治等级的集体角色，贵族地位逐渐削弱，他们那通过官职与爵位的联系，占有大量行政职位的现象已完全不见了。贵族政治的权力是一种暴力的和行政操纵的权力，而不是观念性的权力。贵族性作为一种力求卓越，一种影响政治的合法形式，并没有放弃其诉求，但这一诉求与遗传性和血统性已经不再有联系，而是要通过教育。作家取代了贵族，支配着公共舆论，鲍曼认为，那些文人学士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先驱，是今天知识分子的原型，是乌托邦理想的发源地。他们并没有“接管”对公共舆论的领导权，他们成为了公众，创造了公众舆论。

 

接下来，鲍曼考察了“权力/知识”共生现象的社会起源，人口增加、社会发展促进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传统的社会控制体系逐渐崩溃，大量的人口过程颠覆了作为社会秩序基本单位的共同体，其最大后果在于引发了一系列的立法倡议，最终彻底改变了国家在维持社会中的作用，社会权力得到重新配置。传统共同体的那套单调的秩序系统无法使秩序得到恢复，迫切需要建立新的法律体系，一种全新性质的单向监视的社会控制被建立起来。掌权者必须懂得什么是共同利益，还必须了解最适合于这种共同利益的人类行为模式。他们必须掌握特定知识，教育成为这一权力结构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权力需要知识，知识赋予权力以合法性和有效性，拥有知识就是拥有权力。产生于这一社会整体结构的新型权力具有两个显著特征：牧人式的权力、改造思想的权力。从这点看，中国数千年来知识分子一直承担的是立法者的角色。权力的思想改造性质的特点在于使臣民从一种生活方式转向另一种生活方式，它认为自己是一种更理想的生活方式的认知者和实践者，臣民则没有能力使自己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去。

 

鲍曼指出，现代性的展开就是一个从荒野文化向园艺文化转变的过程，支配现代性的权力（即国家牧人式的权力）正是对园丁角色的模仿。经历了前现代荒野文化到现代性园艺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始终充斥着邪恶的、残忍而漫长的文化改造运动，经历了争夺社会主导权及时间、空间的控制权的社会权力的重新配置，经历了新的统治结构的逐渐确立，其真正的、最终的、最重要的结果是：知识者的统治和作为一种统治力量的知识。对民间传统文化的“污名化”与拒斥，精英文化对公共空间的大规模入侵，知识与权力的结合、理性对非理性的拒斥，教育对秩序建构所起的作用。教育理想意味着塑造人类的一项工程、意味着一个管理型社会的概念及其实践。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学会服从，为了满足社会利益，个人所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就是服从纪律。启蒙运动的实质，与其说是传播知识，勿宁说推动力立法、制度化和管理的实践。在新产生的园艺文化中，以维持与再造社会秩序的新兴中央集权国家出现了。“民众”作为一种动源，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是一种难以驾驭的力量和叛乱的根源。同理，“民众”还被看作是以保护和巩固社会秩序为目的的所有措施所针对的对象。统治者需要被启蒙，臣民需要受训练以成为有纪律的人。史称“启蒙运动时代”的社会-思想运动，不是以真理、理智、科学和合理性之名进行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也不是一场出于高尚的理想，把智慧之光带给充满困惑的受压迫者的运动。相反，启蒙运动是一场实践，分为两个截然不同却密切相关的部分。第一，国家扩张它的权力，它的胃口在增大；原来由教会履行的牧人式的只能现在转交给了国家；经过重新组织后的国家，其核心是规划、安排、管理这些与社会秩序的维持相关的职能。第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有意涉及的训导人们行为的社会机制，目的在于规范和调整作为这个教育者和管理者的国家的臣民的社会生活。

 

鲍曼指出，“文化”这一概念直到18世纪才形成，对“文化的发现”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可以被认为是“荒野文化”的逐渐淡出，对于这一古老权力之危机的最初反应就是确定性信仰的丧失和怀疑主义的兴起。而后，一个新的确定性的时代正在展开，18世纪是一个行动的时代，一个坚决而充满自信的行动的时代，一个推崇确定性的时代。人类生活和行动成为一种有必要、可塑造的东西，文化概念和文明概念宣告了新的“确定性”的来临。人类的行动能力成了压倒一切的力量，它调整着确定性，并使其他所有的对真理的要求都归于无效。新的确定性的基础就是权力与知识的结盟。只要权力与知识的联盟完美无缺，怀疑主义就没有根基。

 

紧接着，鲍曼考察了意识形态、观念世界的建立，意识形态是一个宣言，它宣称：管理一个文明、有序和幸福社会的职责，属于经过科学训练的专家。随着意识形态这一门新兴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新一代的哲学家不再讨论作为一种全能的自然法则的理性，自由、平等和博爱也不再被当作理性法则被论说，这种法则，由于法律的进步，每一个社会迟早都会奉行。受过科学训练的专家与政治的实践者之间的冲突是为争夺管理社会的权力而产生的相互竞争。一种观念论的社会理论号召哲学家去“把民众从幻想、观念、教条和虚构的事物等这样一些束缚他们的枷锁下面解放出来”，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矛头所指的正是哲学观念论。

 

鲍曼指出，现代首先把自己界定为理智和理性的王国，相应地，把其他的生活方式看作是这两种东西的缺乏。现代性意味着无法扭转的变迁，是一个从本质上尚未实现的规划，向未来的无限开放性被看作是现代性最重要的或许是最本质的特征。在后现代性看来，现代性首先表现为一个确定性的时代。鲍曼认为，在今天这个社会之中，知识分子已经不再适合作为立法者存在，当今社会面临着文明化的危机，危机第一个方面是位所的缺失，国家（统治）权威性的丧失使得专职于维持权威性的群体也是多余的了。训练有素的专家被官僚主义政治取代。现代意味着理性管理，高度的、迅速发展的生产力及以科学为基础的世界，它最终将产生出能够普遍化的社会组织模式。随着人们的逐渐醒悟，现代之美梦破灭了。现代世界面临的处境就是：在可选择的东西之中，没有一个是好的，判决权从知识分子手上失落了。

 

知识分子立法者形象没落的同时，作为阐释者的知识分子形象随着时代变迁开始出现，多元生活方式和多元真理观背后存在着多种权力，在这种多元性里面，论证不再具有任何的立法能力。阐释者拒绝在创造意义的各种共同体之间作区分，它承认这些共同体的自主权，后者是建立在共同体之上的唯一的根基。留给知识分子的就是把这些意义解释给共同体之外的人，使他们理解，而共同体乃是意义之基础。阐释性角色由形成解释性话语的活动形成，这些阐释性话语以某种共同体传统为基础，它的目的就是让形成于此——共同体传统之中的话语，能够被形成于彼——共同体传统之中的知识系统所理解。

 

在现代社会，文化从政治中获得了自由，带来的却是文化立法者的权力的丧失。市场力量对文化之吞并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在这样一种消费者文化的背景下，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没有立锥之地。在市场中不存在任何的权力中心，也没有创造这种权力中心的渴望。不存在一种可以产生权威性话语的位所，也不存在一种权力资源——它对权力的集中和垄断足以使它掀起一场规模巨大的思想改造运动。消费者时代的来临，意味着社会整合的核心统治模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新的统治模式以诱惑取代镇压，以公共关系取代警察，以广告取代权威性，以创造出来的需求取代强制性规范。诱惑之所以有着如此巨大的效果，是因为我们只有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或者诱惑，或者镇压。而后，鲍曼便考察了受压抑者这类社会角色——新穷人。不同于工业革命时代的工人（无产）阶级，他们被知识分子所放弃，知识分子放弃作一个立法者的野心。消费社会安排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控制系统，两种完全不同的机制。

 

在结论部分，鲍曼指出，随着理性化过程而发生的，是权威性位所的彻底的分裂化；市场统治在人性的需求和个体的欲望之间划了一道裂痕。同时，此两者的分裂也是市场得以维持的条件。鲍曼认为，连接个体需求和系统合理性的桥梁被摧毁，随之而来的就是个体对私人占有的日益增长的关切，对参与公共事务兴趣的降低，以及“合法性话语”的缓慢而持续的衰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已经结束，知识分子必须发起并领导一场启蒙运动，其途径就是提出一种充分的理论（历史理论、社会系统理论、交往行为理论），通过推动真正的民主化使更广泛的社会阶层纳入到对现代性之落实的讨论中来。

 

鲍曼认为，在今天，清教徒转变为了消费者，消费者的主导原则既不是快乐原则也不是现实原则，而是安逸原则。“清教徒之死”也改变了知识分子对穷人和被压迫者的态度，他们不可能成为“理性化”的担纲者。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实践意向的规划被看作是一种乌托邦，当一个学者彻底而中肯地对我们所处状况当中的种种弊端进行批评之后，却无法最终提出改进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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