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贝马斯看来，无论是马克斯·韦伯还是马尔库塞，都没有令人满意地、成功地描绘和解释“科学和技术的合理形式，即体现在目的理性活动系统中的合理性正扩大成为生活方式，成为生活世界的'历史的总体性’”这一过程。在这篇纪念马尔库塞诞辰七十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哈贝马斯试图用另一种坐标系来重新表述韦伯的合理化概念，以便在这个基础上讨论马尔库塞对韦伯的批评和他的关于科技进步的双重功能（作为生产力和意识形态）的论点。
一、重构韦伯“合理化”概念 韦伯曾经试图用“合理化”的概念去把握科技进步对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那些社会的制度框架所起的反作用。为了重新表述韦伯所说的“合理化”，哈贝马斯想撇开了帕森斯和韦伯都曾谈过的主观论，提出一个新的范畴框架。哈贝马斯的出发点是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根本区别。在这一时期，哈贝马斯把“劳动”或曰目的理性活动理解为工具的活动，或者合理的选择，或者两者的结合。工具的活动按照技术规则来进行，而技术规则又以经验知识为基础。另一方面，哈贝马斯把符号媒介的相互作用理解为交往活动。相互作用是按照必须遵守的规范，而必须遵守的规范规定着相互的行为期待，并且必须得到至少两个行动的主体的理解和承认。社会规范是通过制裁得到加强的；它的意义在日常语言的交往中得到体现。 哈贝马斯在社会或者社会文化生活世界的制度框架和受社会或者社会文化生活世界束缚的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之间作了区别。只要人们的行为是由制度框架决定的，那么，这些行为同时就受具有法律效力的和相互限制的行为期待的指导和强制；只要人们的行为是由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决定的，那么，它们就得遵循工具的活动模式和战略的活动模式。借助于这些区别，哈贝马斯重新阐述了韦伯的“合理化概念”（详见下表）。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哈贝马斯后期“沟通行动理论”的早期版本。
制度框架：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
目的理性的（工具的和战略的）活动系统
指明行为导向的规则
社会规范
技术规则
定义的层面
主体通性的日常用语
缺乏联系的语言
定义的种类
相互的行为期待
有条件的预测；有条件的绝对命令
谋求职业的机制
角色的内在化
技能和资格评定
行为类型的功能
制度的维护（在相互强化基础上的规范一致性）
问题的解决（目的的达到，用目的和手段的关系说明之）
破坏规则时应受到的制裁
以惩治条例为依据的惩罚：威信的丧失
没有成果：实际的失败
“合理化”
解放、个体化、自由交往的扩大
生产力的提高，支配技术力量的扩大 二、早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基础 从传统向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破”和“立”的过程，传统社会的制度框架建立在对整个现实——宇宙和社会——所作的神话的、宗教的或形而上学的解释的毋庸置疑的合法性基础上的。只要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发展保持在文化传统的合法和有效的范围内，传统社会就能存在下去。然而，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革新、生产力的巨大飞跃，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不断发展，动摇了传统社会的制度框架在生产力面前的传统的“优越性”。在世界史上，资本主义是第一个把自行调节的经济增长机制加以制度化的生产方式。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首先创立了工业化主义，然后工业化主义才能够从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中摆脱出来，并且能够以私人的形式被固定在不同于资本价值增值机制的机制上。 资本主义是由一种是生产方式决定的，这种生产方式不仅提出了统治的合法性问题，而且也解决统治的合法性问题。资本主义提供的统治的合法性，不再是得自于文化传统的天国，而是从社会劳动的根基上获得的。政治统治能够继续“从下”而不是“从上”（借助于文化传统）得到合法化。也就是说，过去传统的统治是政治的统治。只有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制度框架的合理性才能直接同社会劳动系统联系在一起。只有在这个时候，所有制才能从一种政治关系变成一种生产关系，因为所有制本身的合法性是依靠市场的合理性，即交换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不再是依靠合法的统治制度。即统治制度是依靠生产的合法关系来取得自身存在的权利的。这是从洛克到康德以来的合理的自然法所阐发的内容。社会的制度框架仅仅在间接的意义上是政治的，在直接的意义上是经济的。 由此，可以总结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以往方式更优越的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它建立了一种使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能够持续发展的经济机制；第二，它创立了经济的合法性，在这种经济的合法性下面，统治系统能够同这些不断前进的子系统的新的合理性要求相适应。韦伯把这种适应过程称为“合理化”，哈贝马斯则把“来自下面”的合理化同“来自上面的”合理化加以区分。哈贝马斯指出，新的合法性一方面产生于对传统的教义解释的批判，并且要求科学性；另一方面，它们保持着合法性功能，从而使事实上的权力关系不受到分析，并且不被公众意识到。从狭义上讲意识形态便首先是这样产生的：它代替了传统的统治的合法性，因为它要求代表现代科学，并且从意识形态批判中取得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权利。就此而言，现代科学具有独特的功能，现代的自然法便是从十七世纪机械论科学世界观的框架中建立起来，这种现代自然法曾是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资产阶级革命最终摧毁了旧统治的合法性。 三、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两种发展趋势及其影响 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英国和法国已经发展到了马克思能够从生产关系方面来重新认识社会的制度框架，并且能够同时对等价交换的合法性基础进行批判。马克思采取政治经济学的形式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做了批判：他撕下了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外衣，而自由的劳动契约的法律关系就是披着这件外衣掩盖了给雇佣劳动关系奠定基础的社会权力关系。马克思基于其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形势作出了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精妙分析，然而，随着资本主义新的发展趋势，今天，运用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正确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条件消失了，马克思主义所阐发的理论也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发展。 哈贝马斯指出，自十九世纪的后二十五年以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第一，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这两种趋势破坏了制度框架和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而原有格局，而自由发展的资本主义曾经以这种格局显示过自身的优点。 国家通过干预对经济发展过程所作的持续性的调整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政权中立化的观念背道而驰，马克思在理论上揭露的公平交换的基本意识形态实际上瓦解了。经济体制同政治体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政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当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瓦解了，人们也就不能再用生产关系直接批判统治制度了。而在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瓦解以后，政治统治就要求一种新的合法性。而现有体制的合法性已经不能从一种非政治的秩序中，即从生产关系中推导出来；更不可能再重建直接的传统统治，即在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采用传统的合法性形式重建政治统治。在哈贝马斯看来，补偿纲领代替了自由交换的意识形态，它的依据不是市场体制所造成的社会后果，而是对自由交换的功能失调进行补偿的国家活动的社会后果。这种补偿纲领把资产阶级的功绩意识形态（按劳付酬的意识形态）要素同最低的福利保障国家联系起来，即同保障劳动岗位和稳定的收入联系起来。国家的干预活动以限制私法制度的代价来保障私人的资本增殖形式，亦即把群众的忠诚同这种形式连结在一起。 只要国家的活动旨在保障经济体制的稳定和发展，政治就带有一种独特的消极形式，即政治不是以实现实践目的为导向，而是以解决技术问题为导向。旧式政治与资产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中都借助于统治的合法性形式，规定自身与实践目的的关系，对“美好生活”的解释，目的是建立相互作用的恶关系。与此相反，今天占统治地位的补偿纲领仅仅同被控制的系统功能相关。它不管实践问题，与民主意志形成的标准也脱离了联系，它是一种技术性问题。这种国家干预主义的新政策，造成了广大民众的非政治化。随着实践问题的排除，政治愈加变成一种技术问题，因此政治舆论也失去了作用。另一方面，社会的制度框架始终是同目的理性活动系统相区别的。社会制度框架的组织，仍旧是一个受交往制约的实践问题，并不只是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技术问题。在这里，技术与科学发挥的似乎是马尔库塞所言的意识形态的作用。 伴随着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加，是现代科学与技术的飞速发展。哈贝马斯认为，当技术和科学成了第一生产力，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的条件也就不存在了。当科学技术的进步变成了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时，马克思本人在考察中所得出的剩余价值来源，即直接的生产者的劳动力，就愈来愈不重要了。随着科技进步的制度化，生产力的潜力就具有一种能够使劳动和相互作用的二元论在人的意识中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的形态。在这一发展趋势下，社会利益同为维护社会系统的兴趣是一致的，社会系统的发展似乎由科技进步的逻辑来决定，科技进步的内在规律性似乎产生了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性，而服从于功能性需要的政治，则必须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技术统治论的命题作为隐形意识形态，甚至可以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并且可以使合法性的力量得到发展。甚至于，迄今为止由另一种行为类型所体现的社会的制度框架，似乎被包含在目的理性活动之中的子系统吸收了。 四、阶级、阶级与意识形态斗争的变化 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上面提及的两种发展趋势，使得马克思学说的两个主要范畴——阶级斗争与意识形态——同样再也不能不根据情况加以运用了。哈贝马斯指出，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是从对早期资本主义公开的阶级对抗对制度产生的种种危害的经验教训的吸收而产生的，它平息了阶级冲突。晚期资本主义制度就是通过一种确保工资度日的群众的忠诚的补偿政策，即避免冲突的政策来给自己下定义的。在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系统中，那些同维护生产方式紧密联系的利益，不再是阶级的利益，它们不再带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因为旨在避免对社会系统造成危害的统治制度，它所排斥和摒弃的恰恰是“统治”，即直接的政治统治或以经济为媒介的社会统治。它用这样的方式进行统治，即一个阶级主体把另一个阶级主体作为可以同自己相等同的集团来看待。 不过，哈贝马斯也强调，这并不意味着阶级对立的消亡，而是阶级对立的潜伏。阶级的特殊差别依然以集团文化传统的形式和以相应的差异形式继续存在，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生活水平和生活习惯上，并且也表现在政治观点上。此外，还有一种受社会结构制约的可能性：依靠工资度日的阶级将受到比其他集团更为严重的不平等现象的打击。最后，在直接的生活机遇的层面上，维护制度的普遍化的兴趣，甚至在今天，仍旧是在特权结构中确定下来的：对主体来说完全独立的兴趣，似乎是没有的。另一方面，冲突领域从阶级范围内转移到没有特权的生活领域内，绝不意味着严重的潜在冲突的消除，例如种族冲突。权力被剥夺和生活贫困化虽然与剥削不再是一回事——因为这个社会制度不再是依靠他们的劳动而生存。这些人甚至无法以拒绝合作的方式提出要求，于是便产生了许多在狂热情绪的支配下肆意的破坏行为和通过自我毁灭手段进行报复。但是，这样一场“内战”永远不会有取得阶级斗争的革命成功的机会。 现在，第一位的生产力——国家掌管着的科技进步本身——已经成了统治合法性的基础。而统治的这种新的合法性形式，显然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的旧形态。一方面，技术统治的意识同以往的一切意识形态相比较，意识形态性较少。另一方面，当今这种把科学变成偶像的隐形意识形态比旧式意识形态更难以抗拒、范围更加广泛，因为它在掩盖实践问题的同时，不仅为既定阶级的局部统治利益作辩解，并且站在另一个阶级一边，压制局部的解放的需求，而且损害人类要求解放的利益本身。并且，这种技术统治的意识不太可能受到反思攻击，因为它不再仅仅是意识形态，所表达不再是对“美好生活”的设想。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把对统治的合法化的辩护标准非政治化，并与共同体规范相分离，成为一种与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技术性标准，全部“道德”被排除在技术统治意识之外。这种技术统治意识的意识形态核心，是实践和技术的差别的消失。 五、批判与解放的路径：沟通行动理论 前文的论述已经说明，意识形态概念和阶级学说的使用范围是相对的。那么，马克思赖以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设想的范畴框架，就需要一个新的解释。哈贝马斯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联系，应该有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更加抽象的联系来代替。在这里，哈贝马斯首先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分离，继而讨论了劳动和相互作用的矛盾问题，由此阐发了自己的理论。哈贝马斯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似乎已经并不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在一切情况下都是解放的潜力，并都能引起解放运动，至少从生产力的连续提高取决于科技的进步——科技进步甚至具有使统治合法化——的功能以来，它就不再是解放的潜力，也不能引起解放运动了。而随着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区别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出现并随着生产力发展不断被拉大，人们用目的-手段-关系的合理性的标准来批判传统的合法性，以往的文化传统和制度框架都处于被目的理性系统质疑乃至被其侵蚀的境地。 现代社会的许多人把掌握社会发展进程理解为一项技术任务，他们想按照目的理性活动的自我调节的系统模式和相应的行为的自我调节的系统模式重建社会并以此控制社会、控制自然。在哈贝马斯看来，生产力的发展进程，只有当它不能取代另一个层面的合理化时，才能成为解放的潜力。制度框架层面的合理化，只有在以语言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媒介中，即只有消除对交往的限制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在政治的和重新从政治上建立的意志形成过程的一切层面上的交往，才是“合理化”赖以实现的唯一手段。由此，哈贝马斯超越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论述，提出了新的批判与解放视角。 哈贝马斯认为，今天，我们提出的解放性的问题不应该被限定在“为了生活，我们想要什么”这个范围内，而是要问：我们根据可能获得的潜力能够怎样的生活？我们想怎样生活？实现这种批判与解放不再依靠阶级斗争，而是复兴公社会领域，警惕权力系统与金钱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到，哈贝马斯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发展了一种体系宏大精妙的“生活世界”概念与“沟通行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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