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强国

背后的农业发展困境

—读《日本农业150年：1850-2000年》有感

日本，这个与我们一衣带水的国家，就像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或许，中日两国都照在一面镜子中。双方发起现代化的时代背景相似，面临着来自西方世界的不断挑战，两国在努力实现自身现代化的过程中，时不常地照在同一面镜子中。这种叠影和反射，以前多次发生过，以后也可能还要不止一次地发生。

必须要承认的是，日本作为亚洲第一个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其由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进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历程，对我国来说是由极强的借鉴参考意义的。从农业发展角度来说，两国相似点是有许多的，如地形地貌、气候环境，等等。因此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去日本考察农业的国人络绎不绝，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农民，几乎都对日本农业精细、农村富庶、农民富裕以及各方面的硬件与软件建设赞不绝口，甚至有人提出这么一个论断，那就是“中国农业至少落后日本五十年”。很多人面对此论断，可能会内心愤懑，感觉国格受到了侮辱。其实大可不必如此，要知道，做制度上的“顶层设计”，最重要的是对未来的把握，要把握住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趋势性的东西，纲举而目张，最重要的是抓“纲”。无论是50年也好，30年也罢，日本农业的发展成熟度是比我们国家要高的，是要领先我们一些的。那么它就刚好给了我们一个极好的借鉴模板，一面极好的“镜子”，让我们可以总结它身上的长短优劣，让我们在制定长期农业政策时有所凭借、有所侧重。

现在理论界普遍流行的一种理论认为：经济的发展，会使大量农村劳动者进入非农领域就业，为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因此“闲置”的土地，可以通过合理的流转方式，集中流向到某些“种田大户”手中，他们再利用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进行机械化操作，打造规模效应。最后达到一种理想的结局：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了，农户平均经营规模扩大了、农业经营收入增加了。这个推理过程看上去真的很“合理”，至少我在看这本书之前，也是这么认为的。

书中开篇即点明，2000年时的日本就已经成为了“经济大国”，但却在“极端农业小国”的道路上急速奔进。日本的食物自给率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一路下行，成为了发达国家中食物自给率最低的国家。日本的农业“立足于极其危险和脆弱的基础之上”。为什么呢？因为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许多非农就业机会，出现了大量兼业农民，同时高度机械化又使农民在农业生产上更加“省力化”，这就导致了农民可以将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了非农兼业活动上，在农业生产上的总劳动投入持续减少。书中指出，在1965至1980年，日本农业在单位面积农地上的劳动投入量减少了50%。更有甚者，日本农业历史悠久的“复作”传统也被“单作”所取代。也就是说，日本农民对于农业的依赖大大降低了。

但是在这段时间内，日本农民的人均收入是在不断上升的。是因为规模化效应导致“亩均效益”提升了吗？事实并非如此，书中以日本、法国、西德三国1960年的农业规模化经营发展程度为基数，指标基数设为100，从1987年的数据看，法国和西德的农业经营体总数减少了一半，但农业经营体的平均农地经营规模却都基本实现了倍增（法国从17公顷增至31公顷，西德从9公顷增至19公顷）。而日本呢？农业经营体总数减少了36%，但是平均农地经营规模却只从0.8公顷增至0.9公顷。

显然，日本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不是来自于农业的发展，而是得益于日本高速发展的经济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农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从50%降到了20%左右。很多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从事第二、三产业，在给他们自身带来丰厚收入（相较农业）的同时，同时也促进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联想到我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业人口以农民工的形式向其他行业去转移，具体来说是从自己的家乡到经济发达地区去打工。他们不仅是在城市打工，很多人都在城市拥有了家庭，甚至孕育了子女，扎下了根。这样一种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动力之一，更是支撑中国农民人均收入不断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宏观如此，微观亦如是，笔者在贫困村呆过，发现村里但凡家境殷实一点的家庭大都是一种半工半农的结构，即老人在家种种地，孩子出去打打工，如果持家有道，这样的家庭在村里就算是富裕人家了。

总之一句话，日本农民乃至中国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第二、三产业，而非第一产业。对于日本来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农村脱贫、农民致富和农业生产不振是共存的，虽然农村居民的生活有大幅度的提高，但农业发展水平却是谈不上自立的。

书中还提到，在这个时期内日本农户总数减少了，但土地并没有得到集中流转，反而是撂荒和弃耕率大幅度上升，1985-2000年，日本全国平均弃耕地比率从2.1%上升到了5.1%，暂荒地比率从3.1%上升到了7.4%，也就是说大家普遍不愿意再种地了，也不愿意流转，宁愿成为“拥有土地但不种地的” 农户，为何呢？因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日本土地的快速增值，尤其是靠近城市的农村地区农地价格飙升，农民们着眼于获取土地增值收益，就不会轻易放弃土地所有权，又不用依靠农业来获取收入，就形成了一种“囤积居奇”的局面，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弃耕和撂荒，阻碍了土地的流转集中，也进一步阻止了日本农业规模化经营的过程。

历届日本政府都在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上做出过不懈努力，无论是1961年颁布的《农业基本法》也好，还是1969年推出的“综合农政”改革措施，亦或是93年出台的《农业经营基础强化促进法》也罢，都在不断鼓励日本农户扩大经营规模，增强农业的竞争力，但结果都不怎么令人满意，都以虎头蛇尾，草草收场。到2000年，日本的食物自给率已经跌至40%，日本农业生产总值从1985年巅峰的11.63兆日元，跌至9.12兆元，日本农业面临着整体性萎靡的巨大危机。

总的来看，虽然说日本农业的科技化水平较高，但并没有带来规模化，日本农户扩大生产的意愿较低，加上日本是一个开放程度较为彻底的市场经济国家，国内农产品市场是面向世界开放的，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农产品相比没有竞争优势，导致本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严重不足。以至于粮食自给率不断下降，饭碗端在别人手里，粮食安全无法保障。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每个国家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投入最大化的资源发展自己有优势的产品，获取最大化的经济效益，是无可厚非的。但从政治上审视之，饭碗端在别人的手中，无疑是极端危险的。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的动乱兴替告诉我们，一旦发生大饥荒，有钱也没用。解决14亿人的吃饭问题，必须要坚持立足国内，提升粮食自给率，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一个国家靠进口吃饭等于让别人卡住咽喉，靠不住、危险大。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大国，更是如此。

怎么才能端牢自己的饭碗呢？日本的教训告诉我们，必须要解决好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坚守红线”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耕地红线必须要严防死守。我国从1996年到2012年减少了近1.3亿亩耕地。耕地数量减少，既有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占地因素，也有用地不节约、不集约的原因。只有守住今天的耕地，才能守住明天的饭碗，如果耕地守不住，粮食生产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第二个就是“谁来种地”问题。确保粮食安全，首先要有人种地。同过去的日本一样，近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加快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日益严重，同时我们还要面对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回乡务农、农业后继乏人等等问题（现在已经很少看到80后、90后的农民了）。“谁来种地”问题日益突出。

概言之，确保有地、有人，是我们避免重蹈日本覆辙的两个最关键因素，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单纯仅靠行政政策，收效甚微，需要配合科技、市场等一系列打出一套组合拳，方能起到效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战后日本农业的发展实践就是最好的例证，值得我们反复琢磨，细细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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