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作者:程兆奎
四、范 蠡 墓 址 研 究
通过对范蠡文物古迹的研究,清楚地说明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范蠡后半生浮海出齐 “止于陶”、“寓于陶”、“卒老死于陶”的“陶”,即是指今日肥城陶山,范蠡墓是在陶山。
范蠡文物古迹在陶山是一个历史事实。但是由于陶山地理位置的关系,外界很少知道。正如史廷桂在碑文中所言:“忆昔扁舟去,千年何所知?”所以,历史上人们对范蠡的了解,只是停留在司马迁《史记》的记载上。司马迁把陶山简称“陶”,后人对此做注解,却出现了不同的地点,除肥城陶山外,还有菏泽定陶、安微的涡阳、湖北的华容等。
对于这几处地点,文献记载以陶山与定陶为多,争论也最大。《汉书·地理志·泰山郡》、《后汉书·郡国志·济北国》、唐李泰地理专著《括地志》、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路史·国名记》、宋代《元丰九域志》、《太平御览·.齐地记》、明代《明修一统志》、冯梦龙《东周列国志》,以及近代《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新名词辞典》、《古诗文精选译注》等书,都说范蠡墓在肥城陶山。1984年前全国十年制高中语文课本第四册,在贾谊的《过秦论》中,“陶朱、猗顿”条注为:“陶,为肥城西北部陶山。”这些都说明,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更侧重陶山。应该说这也是符合实际的,是完全正确的,是历史的定论。
01
1.范蠡墓址又起争论
1982年肥城编写新的县志,地方文物古迹是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县志也不例外。当时负责编写篇章的同志,对本地文物并不了解,到陶山又看到范蠡古迹在20世纪60年代“破四旧”运动中,遭到了十分严重的破坏,墓穴被铲平,遗址只剩碎石乱草,范蠡祠只畄下残墙露天的空屋壳,幽栖寺大殿倒塌后又在原址建了西寺村的小学,有点棱角的碑文或石料,能运走的垒了附近的引黄灌渠和水库,不能利用的也被掩埋或砸毁,如此残破荒芜的场面,怎么能看出和详细记述范蠡古迹呢!肥城仅存的四部旧县志,对陶山范蠡古迹的记载含糊笼统,说明当时撰写县志的人,因路途远,交通不便,也没去过陶山,只是道听途说,或根据文献记载,做了含糊的记录。如今编写新县志,再这样记录怎么能行呢!
为了不放过任何有用的线索,史志办有人便致信人民教育出版社,寻问语文课本注解“陶,指肥城西北部陶山”的有关资料。结果,又引出出版社在1984年修订课本时,把“陶”改注成了“定陶”一事。
有关这个过程,《肥城春秋》1984年第一辑的一篇文章做了说明,全文转载如下:
〔编者按〕范蠡墓是肥城县一处重要名胜,各部肥城旧志均有记载。人民教育出版社所编十年制高中语文课本第四册也有类似注解。在编志过程中为考证真伪,我们致信请教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志热情地转来王剑英同志《关于陶朱公冢》一文。现将全文刊载来信及王剑英同志的文章(题目改为《关于范蠡墓》),以期激发广大读者的考古兴趣,进一步开展肥城古迹、名胜的考证工作。对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及王剑英同志,我们再次致以深切谢意!
关 于 范 蠡 墓
人民教育出版社 王剑英
一、关于陶的位置
《史记·货殖列传》:“范蠡……之陶,为朱公。”唐司马贞《索隐》:“服虔云:今定陶也。”相传尧初居此,故称陶唐,春秋、战国时为著名的商业城市。春秋末范蠡居此贸易致富,号陶朱公。秦置定陶县于此,今仍称定陶,属菏泽地区。作肥城县西北误。
二、关于朱公墓的地点问题
(一)《史记》未言陶朱公葬何地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范蠡变姓名,止于陶,自谓陶朱公,资累巨万,“卒老死于陶,故世传曰陶朱公”,未言说葬何处。北魏郦道元撰《水经注》,凡有名人坟墓,无不备载,而卷七济水〔定陶县故城〕亦仅记:“范蠡……变姓名,寓于陶,为朱公……致巨富”,亦未言及死葬。
(二)《博物志》、《荆州记》载华容陶朱公冢是传说不确的
记载陶朱公最早的是西晋张华的《博物志》。《博物志·校正佚文》〔《史记》三家注引〕《勾践世家》集解引:“陶居公冢在南郡华容县西,树碑云是越之范蠡也。”明明说是“陶居公”,并非“陶朱公”,当非范蠡,“云是”是传说之意,不足为凭。其次是刘宋盛弘之的《荆州记》。《越王勾践世家》正义引:“荆州华容县西有陶朱公冢。树碑云:是越范蠡。范蠡本宛之三户人,与文种俱入越。吴亡后,自始齐而终。陶朱公登仙,未闻葬此所由。”三户古城名,在今河南淅川县西丹江口右岸,不知与华容有何相干。《博物记》称“云是”,到了《荆州记》就成了“有”,但仍说明“未闻葬此所由”。《水经注》江水·夏水·华容县则未载,《括地志》曹州济阴县有:“又云在南郡华容县西,未详也。”因此,陶朱公冢在华容的一说从来是不清楚,不肯定的。
(三)《括地志》载平阴东陶山(肥城西)“朱公冢”;但又说“未详其处”,当是附会
唐贞观时,李泰撰《括地志》,开始出现了济州平阴陶山说。《括地志辑校》济州·平阴县:“陶山在济州平阴县东三十五里。〔范蠡〕止此山之阳地,今山南五里犹有朱公冢。”《史记·货殖列传》正义引《括地志》有脱误,作齐州平阳县误。唐后期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志》河南道·郓州·平阴县:“陶山在县东三十五里,范蠡葬处。”唐贞观初,肥城县省入博城县(今泰安),因此说陶山在“平阴县东三十五里”。按今位置,在肥城之西,与平阴县交界处。那么陶朱公冢是不是就在肥城和平阴交界之处的陶山了呢?我看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陶山”说的根据是范蠡止“此山之阳”,但是《史记》只说“之陶”、“老死于陶”,并未说过止“陶山”。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正义又说:“又云:济州平阴县东三十里陶山南五里有陶朱公冢,并止于陶山之阳。按葬处有二,未详其处。”因此,《史记正义》的作者张守节既引用了《括地志》提出的“陶山说”,而且在注《货殖列传》和《越王勾践世家》时,引文又不全相同,甚至州名、里数都有差异,最后自己又不能断定它的可靠性,只能说是“未详其处”。因此,我看对“陶山说”还是存疑为好,很有可能是误把“陶山”当做“陶”或“陶丘”,而附会陶朱公墓了。。
(四)《括地志》载曹州济阴(定陶西)陶朱公冢,可能性稍大
值得注意的是《括地志》在提出“陶山说”的同时,还提出了曹州济阴县说。说“曹州济阴县东南三里有陶朱公冢”,并且没有再附加任何不肯定的语辞。唐贞观元年,省定陶县入济阴县;明洪武初,济阴县省入曹州,而定陶县刘宋太平兴国四年已复置。因此,曹州济阴说即是定陶说。定陶即是古“陶”,故城在今县西北四里。在今县西南七里又有“陶丘”。除了《史记》说范蠡“止于陶”、“老死于陶”,《水经注》说“寓于陶”以外,《元和郡县志》也说“居于陶”(卷十一河南道·曹州)。这些书虽然都没有说那里有陶朱公墓,但比别处说有陶朱公墓的可能性还要更大一些。
(五)涡阳(蒙城)“范蠡墓”可能同属猜测
《嘉庆重修一统志》根据上述材料,写了岳州府华容县西有“陶朱公墓”;夹泰安府平阴、肥城界陶山有“范蠡墓”,陶山南五里有“朱公冢”,但没有提《括地志》提出的曹州“陶朱公冢”,却提出了一个蒙城县西北六十里有“范蠡墓”。《安徽通志》也说:“越大夫范蠡墓在涡阳东南范蠡村”,清乾隆间,蒙城县令谈若水曾刻石题于墓前,曰:“范蠡冢”。东魏置涡阳县,治所在今蒙城,不久即改名,唐天宝元年始改称蒙城,清同治三年,于蒙城西北九十里增涡阳县,《嘉庆一统志》修于增设涡阳之前,因此,“蒙城县村北六十里”即为新置涡阳县之东南三十里。所以,未增设涡阳县前属蒙城,增设涡阳县后即归涡阳,所指为一地。至于根据什么说是“范蠡墓”不了解,很可能也是哪位县太爷或文人学士、达官贵人听了什么猜测附会之辞,一时心血来潮,树了碑,建了庙,一处名胜古迹就这样树起来了。
三、对有关名人的名胜古迹,应实事求是地进行考证,鉴别真伪,适当处理。
范蠡墓,或陶朱公墓,到底还有哪些,还没有来得及更进一步去探索。除了湖北、山东、安徽的几处外,很可能还会有。这似乎已成了一个规律,凡是有关名人名胜古迹,往往重复出现,真假难分。因此,我认为今天不论是保护文物,编纂方志,或开展旅游,都应该采取一个既严肃又灵活的态度,即是说,在学术上要认真地研究探索,凡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这处是真,那处是假的,就一定不要轻易地下断语,至少要加一个“相传”或“传说”之类的话;如果确实可以肯定某处是真,某处是假了,真的就要予以肯定,加強保护,假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处理,有的可以撤消,有的可以改名,有的可以保畄,说明过去曾被误认为是什么古迹。因为有些名胜古迹,以误传误相传了几百上千年,历代已兴建了不少建筑,保存着不少古人的石刻楹联、诗词等等,本身就是文物,仍有保畄的价值,但并不等于说就是真的了。既要实事求是,也要通情达理。各地宜努力加以考辨,分清真伪,更不要盲目地到处树立假的古迹,同时对已有一定历史和规模并非真实的“古迹”,也可作为“传说”或“相传”的名胜继续加以保护。
对肥城县的“范蠡墓”,据我判断是不可靠的,因为难以解释陶朱公在陶(定陶)死后,为什么要葬在陶山来,根据是什么,证据在哪里?所以很可能是由于附会而产生的。
人民教育出版社回信稿
从上边王剑英回信可以看出,人民教育出版社对待这件事是非常认真的,为此做了不少工作,最后得出“对肥城县的'范蠡墓’据我判断是不可靠的”, “陶,作肥城县西北误”的结论。1984年修订课本时,出版社改注“陶”为“定陶”。权威部门出面,否定了肥城陶山范蠡古迹。由于对出版社的信任,后来国內很多文史读物、辞典等,也把范蠡后半生经商和范蠡死后埋葬地陶山,改成了远离齐国的“定陶”。
教课书改注“定陶”后,学术界连续出现了几篇论证文章,如韩馥悛在《齐鲁方园》发表的《范蠡所居陶地在今定陶》,韩宪玉和吕玉杰在《联合日报》共同发表的《范蠡与陶》,陈尔民在《联合日报》发表的《范蠡三迁的最后归宿是定陶》等。在这期间,肥城至信教育出版社的执笔人,也出面撰写了范蠡不在肥城陶山的论证文章,还到处自吹:他的文章能改编教课书。 (据当年作者自已说:论文被浙江省文史资料研究会采用。)致使当时社会史学界以及肥城当地人都认为陶山范蠡古迹是假的。
否定陶山范蠡墓的论证文章,根据基本没超出王剑英所掌握的几种古文献资料。这些文字记载,记述多不肯定,模棱两可,望文生义、听别人传说或主观推想的成分大。说明文献记述者没见过古迹,没有真凭实据。这也说明关在屋子里,从古文献纸堆中做古迹考证,不靠谱。
全国通用的教材课本把“陶山”改为“定陶”,必然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陶山范蠡古迹,由于历史的原因,一段时间被破坏成了废墟,使人一时无法认识它的真面目,可这处古迹毕竟存在了两千多年,流传至今绝非偶然,怎么能輕易否定掉呢。作为当地一位文物工作者,面对这样一处文化名胜古迹,有必要,也有责任把此事做进一步研究,彻底查清其真伪,给社会、给历史、给古迹所在地一个明确交代。在后来三十多年的工作中,我从没间断翻阅和查找包括定陶方志等各方面的文献资料,对陶山范蠡古迹、定陶方面的古迹以及另外一些传说有古迹的地方,都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曾近百次去陶山,反复查访范蠡古迹遗存文物,跑遍山前山后,访问山间老人,攀登山间峭壁,探寻了七十多个洞穴,拍摄了几百张文物图片,作了十多万字的采访笔记,可说是追根寻底、细致入微地发掘第一手资料。在长期不断的探索研究中,我逐渐感到:陶山范蠡古迹遗存文物多,朝代更替脉络清晰,历史源远流长,比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加真实可信。
于是我在1991年初撰写了一篇《肥城陶山范蠡墓》,发表在当年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第4期,接着又在1995年第6期、1997年第5期连续发表补正文章。后来资料逐步丰富,又在1997年撰写了《范蠡居陶山及其墓葬考证》,发表在当年《山东社会科学》第五期(获当年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史学成果一等奖),2006年撰写了《肥城陶山范蠡古迹》,发表在当年山东优秀期刊《科技信息》第七期。这些文章从墓址遗物到地下出土文物,从地理环境到民间传说,反复论证,用大量的事实说明了陶山范蠡古迹的存在。尤其是我退休后发现唐仲冕在《岱览》一书中,收录了范蠡墓、祠、幽栖寺等古迹上多块历代创建或维修碑文,碑文内容对古迹的历史、延变等做了更明确的交代,进一步证明了范蠡古迹在陶山的真实可靠性。
《范蠡在肥城》:
《范蠡在肥城》三、齐山成就陶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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