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在肥城》四、范蠡墓址研究 1.范蠡墓址又起争论

原创作者：程兆奎

四、范蠡墓址研究

通过对范蠡文物古迹的研究，清楚地说明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范蠡后半生浮海出齐 “止于陶”、“寓于陶”、“卒老死于陶”的“陶”，即是指今日肥城陶山，范蠡墓是在陶山。

范蠡文物古迹在陶山是一个历史事实。但是由于陶山地理位置的关系，外界很少知道。正如史廷桂在碑文中所言：“忆昔扁舟去，千年何所知？”所以，历史上人们对范蠡的了解，只是停留在司马迁《史记》的记载上。司马迁把陶山简称“陶”，后人对此做注解，却出现了不同的地点，除肥城陶山外，还有菏泽定陶、安微的涡阳、湖北的华容等。

对于这几处地点，文献记载以陶山与定陶为多，争论也最大。《汉书·地理志·泰山郡》、《后汉书·郡国志·济北国》、唐李泰地理专著《括地志》、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路史·国名记》、宋代《元丰九域志》、《太平御览·.齐地记》、明代《明修一统志》、冯梦龙《东周列国志》，以及近代《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新名词辞典》、《古诗文精选译注》等书，都说范蠡墓在肥城陶山。1984年前全国十年制高中语文课本第四册，在贾谊的《过秦论》中，“陶朱、猗顿”条注为：“陶，为肥城西北部陶山。”这些都说明，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更侧重陶山。应该说这也是符合实际的，是完全正确的，是历史的定论。

1.范蠡墓址又起争论

1982年肥城编写新的县志，地方文物古迹是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县志也不例外。当时负责编写篇章的同志，对本地文物并不了解，到陶山又看到范蠡古迹在20世纪60年代“破四旧”运动中，遭到了十分严重的破坏，墓穴被铲平，遗址只剩碎石乱草，范蠡祠只畄下残墙露天的空屋壳，幽栖寺大殿倒塌后又在原址建了西寺村的小学，有点棱角的碑文或石料，能运走的垒了附近的引黄灌渠和水库，不能利用的也被掩埋或砸毁，如此残破荒芜的场面，怎么能看出和详细记述范蠡古迹呢！肥城仅存的四部旧县志，对陶山范蠡古迹的记载含糊笼统，说明当时撰写县志的人，因路途远，交通不便，也没去过陶山，只是道听途说，或根据文献记载，做了含糊的记录。如今编写新县志，再这样记录怎么能行呢！

为了不放过任何有用的线索，史志办有人便致信人民教育出版社，寻问语文课本注解“陶，指肥城西北部陶山”的有关资料。结果，又引出出版社在1984年修订课本时，把“陶”改注成了“定陶”一事。

有关这个过程，《肥城春秋》1984年第一辑的一篇文章做了说明，全文转载如下：

〔编者按〕范蠡墓是肥城县一处重要名胜，各部肥城旧志均有记载。人民教育出版社所编十年制高中语文课本第四册也有类似注解。在编志过程中为考证真伪，我们致信请教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志热情地转来王剑英同志《关于陶朱公冢》一文。现将全文刊载来信及王剑英同志的文章（题目改为《关于范蠡墓》），以期激发广大读者的考古兴趣，进一步开展肥城古迹、名胜的考证工作。对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及王剑英同志，我们再次致以深切谢意！

关于范蠡墓

人民教育出版社王剑英

一、关于陶的位置

《史记·货殖列传》：“范蠡……之陶，为朱公。”唐司马贞《索隐》：“服虔云：今定陶也。”相传尧初居此，故称陶唐，春秋、战国时为著名的商业城市。春秋末范蠡居此贸易致富，号陶朱公。秦置定陶县于此，今仍称定陶，属菏泽地区。作肥城县西北误。

二、关于朱公墓的地点问题

（一）《史记》未言陶朱公葬何地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范蠡变姓名，止于陶，自谓陶朱公，资累巨万，“卒老死于陶，故世传曰陶朱公”，未言说葬何处。北魏郦道元撰《水经注》，凡有名人坟墓，无不备载，而卷七济水〔定陶县故城〕亦仅记：“范蠡……变姓名，寓于陶，为朱公……致巨富”，亦未言及死葬。

（二）《博物志》、《荆州记》载华容陶朱公冢是传说不确的

记载陶朱公最早的是西晋张华的《博物志》。《博物志·校正佚文》〔《史记》三家注引〕《勾践世家》集解引：“陶居公冢在南郡华容县西，树碑云是越之范蠡也。”明明说是“陶居公”，并非“陶朱公”，当非范蠡，“云是”是传说之意，不足为凭。其次是刘宋盛弘之的《荆州记》。《越王勾践世家》正义引：“荆州华容县西有陶朱公冢。树碑云：是越范蠡。范蠡本宛之三户人，与文种俱入越。吴亡后，自始齐而终。陶朱公登仙，未闻葬此所由。”三户古城名，在今河南淅川县西丹江口右岸，不知与华容有何相干。《博物记》称“云是”，到了《荆州记》就成了“有”，但仍说明“未闻葬此所由”。《水经注》江水·夏水·华容县则未载，《括地志》曹州济阴县有：“又云在南郡华容县西，未详也。”因此，陶朱公冢在华容的一说从来是不清楚，不肯定的。

（三）《括地志》载平阴东陶山（肥城西）“朱公冢”；但又说“未详其处”，当是附会

唐贞观时，李泰撰《括地志》，开始出现了济州平阴陶山说。《括地志辑校》济州·平阴县：“陶山在济州平阴县东三十五里。〔范蠡〕止此山之阳地，今山南五里犹有朱公冢。”《史记·货殖列传》正义引《括地志》有脱误，作齐州平阳县误。唐后期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志》河南道·郓州·平阴县：“陶山在县东三十五里，范蠡葬处。”唐贞观初，肥城县省入博城县（今泰安），因此说陶山在“平阴县东三十五里”。按今位置，在肥城之西，与平阴县交界处。那么陶朱公冢是不是就在肥城和平阴交界之处的陶山了呢？我看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陶山”说的根据是范蠡止“此山之阳”，但是《史记》只说“之陶”、“老死于陶”，并未说过止“陶山”。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正义又说：“又云：济州平阴县东三十里陶山南五里有陶朱公冢，并止于陶山之阳。按葬处有二，未详其处。”因此，《史记正义》的作者张守节既引用了《括地志》提出的“陶山说”，而且在注《货殖列传》和《越王勾践世家》时，引文又不全相同，甚至州名、里数都有差异，最后自己又不能断定它的可靠性，只能说是“未详其处”。因此，我看对“陶山说”还是存疑为好，很有可能是误把“陶山”当做“陶”或“陶丘”，而附会陶朱公墓了。。

（四）《括地志》载曹州济阴（定陶西）陶朱公冢，可能性稍大

值得注意的是《括地志》在提出“陶山说”的同时，还提出了曹州济阴县说。说“曹州济阴县东南三里有陶朱公冢”，并且没有再附加任何不肯定的语辞。唐贞观元年，省定陶县入济阴县；明洪武初，济阴县省入曹州，而定陶县刘宋太平兴国四年已复置。因此，曹州济阴说即是定陶说。定陶即是古“陶”，故城在今县西北四里。在今县西南七里又有“陶丘”。除了《史记》说范蠡“止于陶”、“老死于陶”，《水经注》说“寓于陶”以外，《元和郡县志》也说“居于陶”（卷十一河南道·曹州）。这些书虽然都没有说那里有陶朱公墓，但比别处说有陶朱公墓的可能性还要更大一些。

（五）涡阳（蒙城）“范蠡墓”可能同属猜测

《嘉庆重修一统志》根据上述材料，写了岳州府华容县西有“陶朱公墓”；夹泰安府平阴、肥城界陶山有“范蠡墓”，陶山南五里有“朱公冢”，但没有提《括地志》提出的曹州“陶朱公冢”，却提出了一个蒙城县西北六十里有“范蠡墓”。《安徽通志》也说：“越大夫范蠡墓在涡阳东南范蠡村”，清乾隆间，蒙城县令谈若水曾刻石题于墓前，曰：“范蠡冢”。东魏置涡阳县，治所在今蒙城，不久即改名，唐天宝元年始改称蒙城，清同治三年，于蒙城西北九十里增涡阳县，《嘉庆一统志》修于增设涡阳之前，因此，“蒙城县村北六十里”即为新置涡阳县之东南三十里。所以，未增设涡阳县前属蒙城，增设涡阳县后即归涡阳，所指为一地。至于根据什么说是“范蠡墓”不了解，很可能也是哪位县太爷或文人学士、达官贵人听了什么猜测附会之辞，一时心血来潮，树了碑，建了庙，一处名胜古迹就这样树起来了。

三、对有关名人的名胜古迹，应实事求是地进行考证，鉴别真伪，适当处理。

范蠡墓，或陶朱公墓，到底还有哪些，还没有来得及更进一步去探索。除了湖北、山东、安徽的几处外，很可能还会有。这似乎已成了一个规律，凡是有关名人名胜古迹，往往重复出现，真假难分。因此，我认为今天不论是保护文物，编纂方志，或开展旅游，都应该采取一个既严肃又灵活的态度，即是说，在学术上要认真地研究探索，凡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这处是真，那处是假的，就一定不要轻易地下断语，至少要加一个“相传”或“传说”之类的话；如果确实可以肯定某处是真，某处是假了，真的就要予以肯定，加強保护，假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处理，有的可以撤消，有的可以改名，有的可以保畄，说明过去曾被误认为是什么古迹。因为有些名胜古迹，以误传误相传了几百上千年，历代已兴建了不少建筑，保存着不少古人的石刻楹联、诗词等等，本身就是文物，仍有保畄的价值，但并不等于说就是真的了。既要实事求是，也要通情达理。各地宜努力加以考辨，分清真伪，更不要盲目地到处树立假的古迹，同时对已有一定历史和规模并非真实的“古迹”，也可作为“传说”或“相传”的名胜继续加以保护。

对肥城县的“范蠡墓”，据我判断是不可靠的，因为难以解释陶朱公在陶（定陶）死后，为什么要葬在陶山来，根据是什么，证据在哪里？所以很可能是由于附会而产生的。

人民教育出版社回信稿

从上边王剑英回信可以看出，人民教育出版社对待这件事是非常认真的，为此做了不少工作，最后得出“对肥城县的'范蠡墓’据我判断是不可靠的”， “陶，作肥城县西北误”的结论。1984年修订课本时，出版社改注“陶”为“定陶”。权威部门出面，否定了肥城陶山范蠡古迹。由于对出版社的信任，后来国內很多文史读物、辞典等，也把范蠡后半生经商和范蠡死后埋葬地陶山，改成了远离齐国的“定陶”。

教课书改注“定陶”后，学术界连续出现了几篇论证文章，如韩馥悛在《齐鲁方园》发表的《范蠡所居陶地在今定陶》，韩宪玉和吕玉杰在《联合日报》共同发表的《范蠡与陶》，陈尔民在《联合日报》发表的《范蠡三迁的最后归宿是定陶》等。在这期间，肥城至信教育出版社的执笔人，也出面撰写了范蠡不在肥城陶山的论证文章，还到处自吹：他的文章能改编教课书。 (据当年作者自已说：论文被浙江省文史资料研究会采用。）致使当时社会史学界以及肥城当地人都认为陶山范蠡古迹是假的。

否定陶山范蠡墓的论证文章，根据基本没超出王剑英所掌握的几种古文献资料。这些文字记载，记述多不肯定，模棱两可，望文生义、听别人传说或主观推想的成分大。说明文献记述者没见过古迹，没有真凭实据。这也说明关在屋子里，从古文献纸堆中做古迹考证，不靠谱。

全国通用的教材课本把“陶山”改为“定陶”，必然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陶山范蠡古迹，由于历史的原因，一段时间被破坏成了废墟，使人一时无法认识它的真面目，可这处古迹毕竟存在了两千多年，流传至今绝非偶然，怎么能輕易否定掉呢。作为当地一位文物工作者，面对这样一处文化名胜古迹，有必要，也有责任把此事做进一步研究，彻底查清其真伪，给社会、给历史、给古迹所在地一个明确交代。在后来三十多年的工作中，我从没间断翻阅和查找包括定陶方志等各方面的文献资料，对陶山范蠡古迹、定陶方面的古迹以及另外一些传说有古迹的地方，都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曾近百次去陶山，反复查访范蠡古迹遗存文物，跑遍山前山后，访问山间老人，攀登山间峭壁，探寻了七十多个洞穴，拍摄了几百张文物图片，作了十多万字的采访笔记，可说是追根寻底、细致入微地发掘第一手资料。在长期不断的探索研究中，我逐渐感到：陶山范蠡古迹遗存文物多，朝代更替脉络清晰，历史源远流长，比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加真实可信。

于是我在1991年初撰写了一篇《肥城陶山范蠡墓》，发表在当年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第4期，接着又在1995年第6期、1997年第5期连续发表补正文章。后来资料逐步丰富，又在1997年撰写了《范蠡居陶山及其墓葬考证》，发表在当年《山东社会科学》第五期（获当年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史学成果一等奖），2006年撰写了《肥城陶山范蠡古迹》，发表在当年山东优秀期刊《科技信息》第七期。这些文章从墓址遗物到地下出土文物，从地理环境到民间传说，反复论证，用大量的事实说明了陶山范蠡古迹的存在。尤其是我退休后发现唐仲冕在《岱览》一书中，收录了范蠡墓、祠、幽栖寺等古迹上多块历代创建或维修碑文，碑文内容对古迹的历史、延变等做了更明确的交代，进一步证明了范蠡古迹在陶山的真实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