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区洼里对革命的独特贡献
梁圣军
洼里较早的党员有刘冠儒、刘魁章。当时入党的主要是教师这样的知识分子。边院宋王庄人王仲范《一九三三年前后泰安党的活动回忆》和安驾庄人梁杰三的革命回忆录记载，洼里的曲阜二师学生刘魁章等，在1932年秋天，经过王仲范介绍入党。刘冠儒和刘魁章、聂汉元、尹天觉等人一起在边院秘密地举行的仪式。王仲范（1914-1991），曲阜明德中学读书时入党，后任该校党支部书记。1933年12月，因叛徒出卖入狱。七七事变后出狱与党组织联系，返回家乡建立宋王庄党支部， 组建起40多人的抗日游击队。历任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保卫部部长兼特务队队长，泰西特委社会部长、县长，解放后任河南省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等职。1933年12月，刘冠儒、刘魁章同时被捕坐牢数年，也在七七事变后才出狱。刘魁章外号叫黑鼻子，变节投敌，在1941年被抗日政府枪决。刘冠儒后来从事教育工作，活到100岁。
据回忆：1939年5月9日(旧历三月二十)陆山战斗合围的日军，从东边到达洼里，当天得到消息的安庄集炸了集,连正在唱戏的演员都带着戏装跑了。在刘家街西头寨门外壕沟上，有两孔双梁刘家桥，石梁非常厚。八路军曾经动员老百姓拆掉它，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只是把桥梁移了移位。日本军队的炮车走到这里，曾经陷下车轱轮，迟滞了行军时间。第二天,日本军队打着炮和机关枪分两路进军，向西边的向安驾庄进发，向北一股到了和埠岭。由于道路被挖,因抓不着人修路，在五祖庙村杀了位村长。
1941年的冬天，抗日战争到了最残酷的阶段。侵华日军实行所谓“强化治安运动”，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等的“总力战”，妄图把抵抗力量全部消灭。除残酷杀害中国人民外，还大肆掠夺物质和资源财富。泰西地区沿津浦铁路西侧首当其冲，洼里人们有智慧地进行斗争。
原泰西县老十区下埠乡洼里村西南角，约有二三十亩地面积的聂家老林(墓地)，有很多生长多年的大柏树，这成了侵略者掠夺的目标。日本三菱公司凭借日本的军事威协，要强行“购买”这些柏树，把成材的柏树都给伐光，横七竖八地倒着，满林里是。这不仅使聂姓的群众极为仇恨．周围村庄的群众也对日本的掠夺非常气愤。在忍无可忍情况下，边院镇大王家庄抗日干部聂其华，去洼里村召集聂家的首领人物聂克超等人，共同商量设法破坏敌人运走木材的阴谋。他们决定发动洼里村的群众，不分姓氏，轰抢木材，宣布谁搬走归谁所有，搬不走的就放火烧掉。由洼里村党支部书记聂宝容及其三弟聂宝筠二位，负责发动洼里村的群众；由聂其华发动附近西徐、北庄等村庄的群众和民兵数十名，并由西徐带了一桶煤油，按预定时间到达洼里聂家老林集合。现场进行简短动员后，就开始行动。首先派出两路民兵，到西边和北边监视安驾庄和边家院的敌人。数百名群众，有的把能抬动的木段抬到河滩里埋藏，有的把木头丢进井里，运不走的大木头就垛成堆，放上树枝，泼上煤油，放火焚烧。顿时，一场熊熊烈火，冲上云霄，照亮了天空，映红了大地。紧张地忙活了大半夜时间，他们最后鸣枪齐放以壮声势，怀着气愤和胜利的心情散去!第二天，驻安驾庄的日本鬼子来到洼里，看了现场，体察到人民对他们掠夺中国财产的强烈不满。他们做贼心虚，也没说什么，便灰溜溜地把没烧完的柏树悄悄地运走了。
这段历史记载在聂其华《抗日怒火》（《泰安党史资料》1988年第1期《革命斗争故事》）。聂其华（1919—？），原名肇銮，先后在浙江省委、全国总工会、新疆喀什工作。1978年任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党委副书记等职。聂其华是王照华的表哥，王照华参加革命的引路人。火烧聂家林后，王照华三弟王廷栋，曾经和伙伴们去聂家林看过。
洼里是革命老区，许多革命组织和革命人士在洼里活动。是洼里人民保护养育了他们，他们也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洼里曾经是抗日工作者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居住的堡垒。1941年，日军在老十区各乡修筑十个碉堡，在安驾庄和东高淤安设据点。各乡成立伪乡公所，村庄建立保甲制度，都修上围墙，只留一二个寨门，昼夜站岗。老百姓如果夜里出来，发现立即打死。安驾庄马队经常外出到各村扫荡、杀人、抢粮，汉奸特务到处抓人，敲诈。区干部到埠上、洼里一带活动，在洼里开村干部会。梁杰三《在危险中脱离危险》（《革命回忆录》十七，《肥城党史资料》第一辑1983；《泰西县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十四《几度脱险》，《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第四集1985）中回忆：
“四一年的旧历十二月初，我住在族家大哥梁立庆家。他是个贫农，房屋很破，仅有两间草房，大门是个豁口。第二天早晨，他到外边买点菜招待我吃饭，不料想边家院的鬼子和汉奸队来到他的门外。我大哥扭头往回跑给我送信，鬼子发现他惊慌失措往回跑，就在他身后追过来。因我大哥房子破又没大门，敌人未注意。他的屋后是姓粱的大瓦屋门楼，敌人直接撞进大门楼抢去不少东西。我躲在草房里敌人未搜查就走了，真是万幸。
“一九四二年正月十五的晚上，在洼里村聂克超先生家吃晚饭后，他领我到了聂家胡同路西一位姓聂的老头家里，老头六十多岁，对我非常热情。在一间破草屋里，我睡在他的地铺上。刚睡醒一觉，天未大明，就听到村四周枪声。老头对我说；“鬼子把村子包围起来了，梁区长你千万不要出去，你就坐在我这个铺上，鬼子来了，我说你是我的表侄，过春节来看我的，我有良民证给他们看。”待了半个小时，果然鬼子汉奸一大群走进了他的院子中，汉奸队在前头，鬼子在后边跟着。汉奸队从屋门外往里一瞧，什么好东西也没有，穷得很。老头将良民证一举，汉奸队对鬼子讲：良民的有，良民的有。敌人就都走了。我出屋门一瞧，西边是个小墙头，墙那边是个柴火园，有一大垛麻秸。我从小墙跳过去，藏在麻秸垛里边，一支手枪、一支匣子枪都上好顶门火。到了天大明敌人走了，我从柴火园里进了那家的堂屋里，房东认识我，烧了几个菜招待我。正喝着酒，聂克超先生来了，他说：“咳！幸亏你未住在我家。天不明敌人就跑来一满院子，我四下里张望看不见你，估计可能未被抓着，真是侥幸。”又一次脱离了危险。
安驾庄人梁杰三（1904-1984）原名立中。抗战时是第十区抗日区长。建国后先后任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科长、行政处副处长等职。1980年12月离休。撰有《走上抗日的道路》《泰西县抗日根据地的建立》等回忆文献。
还有韩守惠（1906-1972）即韩革非，今岱岳区满庄镇灌庄人。曾任老九区副区长，在洼里被捕，营救出来后任八区区长、泰西县长、翻身团团长。解放后任天津商业局局长、纪监委专职委员等职。
姜元禄《泰西地委文工团的建立与发展》一文介绍：1939年“泰西抗日宣传队”成立。宣传形式有口头宣传、写标语等，还有短小精干的文艺节目有兄妹开荒等，生产舞等舞蹈，既是文化宣传队也是戏剧演出队，即做支前工作，也做农村工作。1946年为配合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支持地方上发动参军运动，曾经活动在从肥城东南方向的北仇、洼里、官庄、安驾庄等广大地区。洼里曾多次住过文工团的同志。
洼里在日本的华侨，就是抗战时被胁迫去日本做劳工没有回来。他1975年曾经回家探望。和善、健谈的仪阳公社民政刘军生告诉宋昭斌，他在回忆录《七十年平民生活见闻录》中记述：
结婚第十九天的刘景X，正在坡里干着活被日军抓苦力，裹挟去了东北。东北是满洲国的天下，到处是日本人。开始逼迫他就在日本人开的煤窑上挖煤炭，下苦力。吃橡子面，喝井拔凉水，九死一生。后来，又被辗转运到了日本北海道下井挖煤，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日本的中国人才逐渐有了地位，刘景X也摆脱了下井挖煤的生活，在下关市小城里做起了小买卖。后来娶了一个日本媳妇，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经营一间三十六个座位的小饭店，日本妻子为他们饭店管钱管物，两个孩子也都有了职业。当时一家四口，有三辆小汽车。1975年，他是下关日中友好协会的理事，通过外事部门返回故里。
1997年12月，创建爱华路多集团的日本企业家五十岚由人，写作了描绘中国人物的《东方之鹰》一书，在《王照华：足迹深深人生路》一文中，对革命生涯的起点，王照华回忆道：
“我还在读中学二年级时，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华北，抗日的烽火熊熊燃起。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我十七岁就参了军。明年是我参加革命六十周年。这六十周年的革命历程是我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王照华先生参加革命之日，就是改变他的命运之时。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于是我问王先生：“在战争年代，在生死攸关的时候，你感到过恐怖吗?”
“这种感觉刚开始时有过，但不久就消失了。当我亲眼看到我的同胞被残酷地杀害，激起我的只有愤怒感，那时我完全忘掉了我自己，置生死于度外。也只有这种时候，这种场合，一个人才能体会到'拼命’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战争是血与火的考验，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根本想象不到的。
“有一天，敌人来偷袭我们的驻地。那时我们睡觉都是全副武装。交战中我们的队长被杀死了。我们个个怒发冲冠，舍生忘死地冲向敌人，心里想的只是报仇，为我们的队长，为国家，为人民去拼命。”
工作变动说明了王先生在战争年代表现出色,有勇气,有魄力。但我还是心存疑虑:在部队里不乏像王先生这样勇敢的人,但不是也有的人被吓破了胆,见到敌人便落荒而逃吗?“这种人是有的,有胆小鬼,还有的甚至当了日本特务、汉奸等。但部队坚决清除这种人,毫不手软。”王先生回忆说,“一般地说,穷人比富人要有志气,要坚强得多。日本侵占东北时,老百姓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煎熬，渴望东北解放。'九一八’事变时曾流行这样一首歌,叫做《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王先生轻声地唱了起来,他的思绪完全回到了那残酷的战争年代。一向和颜悦色的王先生满目凄凉,满脸沧桑,使我不敢对他正视……过了一会儿,他轻声说:“日本的侵略战争使中国人民流离失所,妻离子散。中国人民痛恨战争,痛恨侵略者。阶级仇,民族恨使中国各阶层人士团结一致,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面对死亡,人们毫不畏惧,誓为祖国和人民牺牲一切。”
看!多么动人心弦的话语!多么充满信心和希望!我仿佛看到,革命者高举鲜红的大旗,高喊:“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解放全中国!”奋勇冲向前方。这就是使命感。在谈到中日两国友好往来时,他说:“我们恨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人民是友好的。日本的士兵和家属也都是受害者。”
在谈到他自己时,他谦虚地说:“如果不参加革命，我很可能就留在山东教书了。我的祖父是泰安西南乡很有名望的学人，后被土匪杀害。我的父母都是农民。父亲靠卖菜和打短工维持家庭生计和供养孩子上学，由于操劳过度，于1940年过早地去世了。母亲经常鼓励我勤奋学习。我参军入伍时，她把我一直送到大路口，1970年她老人家离开人世时，心里仍牵挂着我。”
梁圣军，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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