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区洼里对革命的独特贡献
梁圣军
洼里较早的党员有刘冠儒、刘魁章。当时入党的主要是教师这样的知识分子。边院宋王庄人王仲范《一九三三年前后泰安党的活动回忆》和安驾庄人梁杰三的革命回忆录记载,洼里的曲阜二师学生刘魁章等,在1932年秋天,经过王仲范介绍入党。刘冠儒和刘魁章、聂汉元、尹天觉等人一起在边院秘密地举行的仪式。王仲范(1914-1991),曲阜明德中学读书时入党,后任该校党支部书记。1933年12月,因叛徒出卖入狱。七七事变后出狱与党组织联系,返回家乡建立宋王庄党支部, 组建起40多人的抗日游击队。历任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保卫部部长兼特务队队长,泰西特委社会部长、县长,解放后任河南省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等职。1933年12月,刘冠儒、刘魁章同时被捕坐牢数年,也在七七事变后才出狱。刘魁章外号叫黑鼻子,变节投敌,在1941年被抗日政府枪决。刘冠儒后来从事教育工作,活到100岁。
据回忆:1939年5月9日(旧历三月二十)陆山战斗合围的日军,从东边到达洼里,当天得到消息的安庄集炸了集,连正在唱戏的演员都带着戏装跑了。在刘家街西头寨门外壕沟上,有两孔双梁刘家桥,石梁非常厚。八路军曾经动员老百姓拆掉它,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只是把桥梁移了移位。日本军队的炮车走到这里,曾经陷下车轱轮,迟滞了行军时间。第二天,日本军队打着炮和机关枪分两路进军,向西边的向安驾庄进发,向北一股到了和埠岭。由于道路被挖,因抓不着人修路,在五祖庙村杀了位村长。
1941年的冬天,抗日战争到了最残酷的阶段。侵华日军实行所谓“强化治安运动”,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等的“总力战”,妄图把抵抗力量全部消灭。除残酷杀害中国人民外,还大肆掠夺物质和资源财富。泰西地区沿津浦铁路西侧首当其冲,洼里人们有智慧地进行斗争。
原泰西县老十区下埠乡洼里村西南角,约有二三十亩地面积的聂家老林(墓地),有很多生长多年的大柏树,这成了侵略者掠夺的目标。日本三菱公司凭借日本的军事威协,要强行“购买”这些柏树,把成材的柏树都给伐光,横七竖八地倒着,满林里是。这不仅使聂姓的群众极为仇恨.周围村庄的群众也对日本的掠夺非常气愤。在忍无可忍情况下,边院镇大王家庄抗日干部聂其华,去洼里村召集聂家的首领人物聂克超等人,共同商量设法破坏敌人运走木材的阴谋。他们决定发动洼里村的群众,不分姓氏,轰抢木材,宣布谁搬走归谁所有,搬不走的就放火烧掉。由洼里村党支部书记聂宝容及其三弟聂宝筠二位,负责发动洼里村的群众;由聂其华发动附近西徐、北庄等村庄的群众和民兵数十名,并由西徐带了一桶煤油,按预定时间到达洼里聂家老林集合。现场进行简短动员后,就开始行动。首先派出两路民兵,到西边和北边监视安驾庄和边家院的敌人。数百名群众,有的把能抬动的木段抬到河滩里埋藏,有的把木头丢进井里,运不走的大木头就垛成堆,放上树枝,泼上煤油,放火焚烧。顿时,一场熊熊烈火,冲上云霄,照亮了天空,映红了大地。紧张地忙活了大半夜时间,他们最后鸣枪齐放以壮声势,怀着气愤和胜利的心情散去!第二天,驻安驾庄的日本鬼子来到洼里,看了现场,体察到人民对他们掠夺中国财产的强烈不满。他们做贼心虚,也没说什么,便灰溜溜地把没烧完的柏树悄悄地运走了。
这段历史记载在聂其华《抗日怒火》(《泰安党史资料》1988年第1期《革命斗争故事》)。聂其华(1919—?),原名肇銮,先后在浙江省委、全国总工会、新疆喀什工作。1978年任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党委副书记等职。聂其华是王照华的表哥,王照华参加革命的引路人。火烧聂家林后,王照华三弟王廷栋,曾经和伙伴们去聂家林看过。
洼里是革命老区,许多革命组织和革命人士在洼里活动。是洼里人民保护养育了他们,他们也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洼里曾经是抗日工作者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居住的堡垒。1941年,日军在老十区各乡修筑十个碉堡,在安驾庄和东高淤安设据点。各乡成立伪乡公所,村庄建立保甲制度,都修上围墙,只留一二个寨门,昼夜站岗。老百姓如果夜里出来,发现立即打死。安驾庄马队经常外出到各村扫荡、杀人、抢粮,汉奸特务到处抓人,敲诈。区干部到埠上、洼里一带活动,在洼里开村干部会。梁杰三《在危险中脱离危险》(《革命回忆录》十七,《肥城党史资料》第一辑1983;《泰西县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十四《几度脱险》,《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第四集1985)中回忆:
“四一年的旧历十二月初,我住在族家大哥梁立庆家。他是个贫农,房屋很破,仅有两间草房,大门是个豁口。第二天早晨,他到外边买点菜招待我吃饭,不料想边家院的鬼子和汉奸队来到他的门外。我大哥扭头往回跑给我送信,鬼子发现他惊慌失措往回跑,就在他身后追过来。因我大哥房子破又没大门,敌人未注意。他的屋后是姓粱的大瓦屋门楼,敌人直接撞进大门楼抢去不少东西。我躲在草房里敌人未搜查就走了,真是万幸。
“一九四二年正月十五的晚上,在洼里村聂克超先生家吃晚饭后,他领我到了聂家胡同路西一位姓聂的老头家里,老头六十多岁,对我非常热情。在一间破草屋里,我睡在他的地铺上。刚睡醒一觉,天未大明,就听到村四周枪声。老头对我说;“鬼子把村子包围起来了,梁区长你千万不要出去,你就坐在我这个铺上,鬼子来了,我说你是我的表侄,过春节来看我的,我有良民证给他们看。”待了半个小时,果然鬼子汉奸一大群走进了他的院子中,汉奸队在前头,鬼子在后边跟着。汉奸队从屋门外往里一瞧,什么好东西也没有,穷得很。老头将良民证一举,汉奸队对鬼子讲:良民的有,良民的有。敌人就都走了。我出屋门一瞧,西边是个小墙头,墙那边是个柴火园,有一大垛麻秸。我从小墙跳过去,藏在麻秸垛里边,一支手枪、一支匣子枪都上好顶门火。到了天大明敌人走了,我从柴火园里进了那家的堂屋里,房东认识我,烧了几个菜招待我。正喝着酒,聂克超先生来了,他说:“咳!幸亏你未住在我家。天不明敌人就跑来一满院子,我四下里张望看不见你,估计可能未被抓着,真是侥幸。”又一次脱离了危险。
安驾庄人梁杰三(1904-1984)原名立中。抗战时是第十区抗日区长。建国后先后任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科长、行政处副处长等职。1980年12月离休。撰有《走上抗日的道路》《泰西县抗日根据地的建立》等回忆文献。
还有韩守惠(1906-1972)即韩革非,今岱岳区满庄镇灌庄人。曾任老九区副区长,在洼里被捕,营救出来后任八区区长、泰西县长、翻身团团长。解放后任天津商业局局长、纪监委专职委员等职。
姜元禄《泰西地委文工团的建立与发展》一文介绍:1939年“泰西抗日宣传队”成立。宣传形式有口头宣传、写标语等,还有短小精干的文艺节目有兄妹开荒等,生产舞等舞蹈,既是文化宣传队也是戏剧演出队,即做支前工作,也做农村工作。1946年为配合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支持地方上发动参军运动,曾经活动在从肥城东南方向的北仇、洼里、官庄、安驾庄等广大地区。洼里曾多次住过文工团的同志。
洼里在日本的华侨,就是抗战时被胁迫去日本做劳工没有回来。他1975年曾经回家探望。和善、健谈的仪阳公社民政刘军生告诉宋昭斌,他在回忆录《七十年平民生活见闻录》中记述:
结婚第十九天的刘景X,正在坡里干着活被日军抓苦力,裹挟去了东北。东北是满洲国的天下,到处是日本人。开始逼迫他就在日本人开的煤窑上挖煤炭,下苦力。吃橡子面,喝井拔凉水,九死一生。后来,又被辗转运到了日本北海道下井挖煤,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日本的中国人才逐渐有了地位,刘景X也摆脱了下井挖煤的生活,在下关市小城里做起了小买卖。后来娶了一个日本媳妇,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经营一间三十六个座位的小饭店,日本妻子为他们饭店管钱管物,两个孩子也都有了职业。当时一家四口,有三辆小汽车。1975年,他是下关日中友好协会的理事,通过外事部门返回故里。
1997年12月,创建爱华路多集团的日本企业家五十岚由人,写作了描绘中国人物的《东方之鹰》一书,在《王照华:足迹深深人生路》一文中,对革命生涯的起点,王照华回忆道:
“我还在读中学二年级时,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华北,抗日的烽火熊熊燃起。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我十七岁就参了军。明年是我参加革命六十周年。这六十周年的革命历程是我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王照华先生参加革命之日,就是改变他的命运之时。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于是我问王先生:“在战争年代,在生死攸关的时候,你感到过恐怖吗?”
“这种感觉刚开始时有过,但不久就消失了。当我亲眼看到我的同胞被残酷地杀害,激起我的只有愤怒感,那时我完全忘掉了我自己,置生死于度外。也只有这种时候,这种场合,一个人才能体会到'拼命’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战争是血与火的考验,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根本想象不到的。
“有一天,敌人来偷袭我们的驻地。那时我们睡觉都是全副武装。交战中我们的队长被杀死了。我们个个怒发冲冠,舍生忘死地冲向敌人,心里想的只是报仇,为我们的队长,为国家,为人民去拼命。”
工作变动说明了王先生在战争年代表现出色,有勇气,有魄力。但我还是心存疑虑:在部队里不乏像王先生这样勇敢的人,但不是也有的人被吓破了胆,见到敌人便落荒而逃吗?“这种人是有的,有胆小鬼,还有的甚至当了日本特务、汉奸等。但部队坚决清除这种人,毫不手软。”王先生回忆说,“一般地说,穷人比富人要有志气,要坚强得多。日本侵占东北时,老百姓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煎熬,渴望东北解放。'九一八’事变时曾流行这样一首歌,叫做《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王先生轻声地唱了起来,他的思绪完全回到了那残酷的战争年代。一向和颜悦色的王先生满目凄凉,满脸沧桑,使我不敢对他正视……过了一会儿,他轻声说:“日本的侵略战争使中国人民流离失所,妻离子散。中国人民痛恨战争,痛恨侵略者。阶级仇,民族恨使中国各阶层人士团结一致,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面对死亡,人们毫不畏惧,誓为祖国和人民牺牲一切。”
看!多么动人心弦的话语!多么充满信心和希望!我仿佛看到,革命者高举鲜红的大旗,高喊:“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解放全中国!”奋勇冲向前方。这就是使命感。在谈到中日两国友好往来时,他说:“我们恨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人民是友好的。日本的士兵和家属也都是受害者。”
在谈到他自己时,他谦虚地说:“如果不参加革命,我很可能就留在山东教书了。我的祖父是泰安西南乡很有名望的学人,后被土匪杀害。我的父母都是农民。父亲靠卖菜和打短工维持家庭生计和供养孩子上学,由于操劳过度,于1940年过早地去世了。母亲经常鼓励我勤奋学习。我参军入伍时,她把我一直送到大路口,1970年她老人家离开人世时,心里仍牵挂着我。”
梁圣军,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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