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报
2020-08-24
钱念孙
萧军于抗战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讲述东北爱国军人在共产党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故事。
夏衍于1942年创作的剧本《法西斯细菌》反映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
编者按:
今年是抗战胜利75周年。抗战的胜利体现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抗战的胜利不只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教育、文化上的胜利。正如本文作者钱念孙所说:
■“教育界在困境中发奋图强相呼应,文化界也在抗战中迸发出惊人的能量。”
■“文化人不仅以笔为枪,创作大量文艺作品参与抗战,更在揭露敌人罪行,为抗战呐喊的过程中表现出可敬可佩的傲然风骨。”
■“知识分子,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忘记为国为民崇道弘毅的使命担当。这正是我们于抗战胜利75周年之际,回顾当时教育和文化界在国难中奋起抗争、缅怀仁人志士爱国情怀和高风亮节的意义所在。”
本期刊发钱念孙先生此文,以纪念伟大的抗战胜利!
抗日战争,山河破碎,战火纷飞,民众颠沛流离,难以安居乐业。然而,在这国难深重,民不聊生的艰难岁月,当时的教育和文化却在乱世中逆势成长,呈现另一番颇为难得的壮观景象,让人无限感慨。
笔者收藏古籍善本和民国旧书,手头有一本民国政府教育部组织编撰、商务印书馆1948年12月出版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其中“1936~1945学年大学专科以上教育发展概况统计表”载: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前,全国专科以上高等教育学校共计108所,但到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时增加至141所,增长率近30%;在校大学生1936年约4万人,到1945年增至8万余人,几乎翻了一倍,教师数量也相应扩大39%以上。
为什么中国高等教育没有在战火中萎缩和凋敝,反而于困境中崛起和发展?这主要得益于当时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和民国政府采取的有力措施。
抗战爆发之初,如何处理抗战与教育的关系便引起激烈争论。最能体现当时分歧意见的,可推张治中和陈诚在“长沙临时大学”的两场演讲。南京失守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徙至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随着战事发展,学校准备再度南迁昆明。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到学校演讲,劈头就骂:“际兹国难当头,你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躲在这里干么?”学生自治会也认为:国家调动三湘民众奋起抗日的危急关头,热血青年内迁读书有违民族大义,以至派出代表前往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参加抗战。其时,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陈诚到校演讲,将学生誉为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不可丢失的“国宝”,高度赞成学校再度南迁至昆明,鼓励他们于国家危难中努力完成学业,成为栋梁之才,以不辜负十年之后国家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中之期望。胡适当时也向蒋介石进言:教育乃百年大计,战时教育虽处非常时期,可做若干临时调整,不宜全盘改弦更张,仍应坚持常态教育。
教育部最终的“裁决”,否定张治中等激进派所持“教育应完全服务于抗战”,“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改组或停办,学生应征服役”的观点,采纳胡适等人“战时需作平时看”,“虽有各种暂时措施,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的主张。教育部如此决策,主要基于两条理由:其一、“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材直接或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我国大学本不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加不堪”;其二,“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参战之必要”。当时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对此事亦有清醒的认识:“国防之内涵,并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纵在战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致使国力根本动摇,将来国家有无人可用之危险。”
抗战之前,包括初、高中的中等教育一直由各地方省市教育厅主办,中央政府并不直接负责。抗战烽烟四起,大批沦陷区中学生背井离乡流落到大后方,为保障他们就学和生存,国民政府在后方12个省区创办国立中学。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1936~1945学年度全国中学教育发展概况统计表”记录,至1944年已设立国立中学34所,国立大学附属中学16所,国立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14所。这些战时组建的国立中学,收容和安置来自沦陷区的大量中学生及骨干教师,既以较高的教学质量保障学生的学业继续,又解决了师生战时生存的基本物质需求。
这就不得不谈到当时一项非常难能可贵的举措,即所有内迁大学和中学学生的学费及基本生活费皆由公费承担。1936年之前,中国的高等学府学费普遍“年须数百元”,非家境富裕者一般无力入学。1927年,周谷城即批评中国高等教育“以富人为中心,以权贵为中心”。抗战爆发后,流离失所的大、中学生多数断绝经济来源,政府开始实施“贷金制度”,规定家在战区的专科以上学生可向政府申请“贷金”,毕业后3年内再无息偿还政府。但战事持久,学生毕业后许多无法正常就业还贷,“贷金制”于1943年改为不用偿还的“公费制”,其发放范围也放宽和扩大,连家住重庆有经济来源的大学生也可获得公费待遇,私立学校如复旦、南开、厦门等大学的学生,同样也可以享受政府的公费。这些“贷金”和“公费”不仅包括学费、生活费,还包括一定的医疗费等;不仅面向高等教育,也惠及中等教育,当时国立中学招收的学生,除免除学费外,还免费提供伙食、制服和书籍。抗战时期,教育经费投入巨大,是仅次于军费的第二大开支,这是中国教育能够在战火纷飞中创造奇迹的不可忽视的支撑。
朱光潜的《养士与用士》(载1948年4月28日《中华日报》)一文,曾谈到在战时经济极端窘迫中设立公费的意义:“除掉培植人才以外,还有另有一个用意,就是不让下一代的中国主人稽留在沦陷区域,受敌伪的蹂躏或利用。所以公费的设立含有教育的与政治的两种意味,一方面是教,一方面是养。就抗战时期的成绩看,这两方面的成效都颇可观:我们培植出来了一些有用的人才,也救济了许多可能陷于敌伪占领区的青年。”朱先生的话并非虚言。当时迁到昆明的北大、清华和南开,迁到西安的北师大、北平大学和天津北洋大学,迁到成都的武汉大学、复旦大学,迁到重庆的南京中央大学、交通大学,迁到桂林的浙江大学等,不仅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叶笃正、任继愈、汪曾祺等一大批优秀人才,而且推出如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苏步青的《曲线射影概论》、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朱光潜的《诗论》、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众多奠基性的学术成果。其时大后方流传一句话:“抗战百事废,惟有教育兴”,便是对战时教育取得成绩的充分肯定和赞扬。
与教育界在困境中发奋图强相呼应,文化界也在抗战中迸发出惊人的能量。日寇侵华的战火硝烟,点燃亿万中华儿女心头的怒火,广大文艺工作者将难以压抑的愤怒通过文艺作品宣泄出来,在音乐、文学、戏剧、电影、美术等诸多领域,涌现出无数高扬爱国热情,抵御日寇侵略的佳作。歌曲《义勇军进行曲》的开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如战鼓号角,唤起人们奔向民族解放的战场。《松花江上》的结尾:“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如泣如诉,悲怆感人,激发人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讨还河山。文学作品《八月的乡村》,描写日寇蹂躏下的东北人民,不愿做亡国奴,誓死保卫家乡的英勇抗争。《法西斯细菌》在揭露日寇烧杀抢掠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刻画一位研究细菌的科学家从不问政治走向反法西斯的觉醒过程,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其他如戏曲《屈原》《放下你的鞭子》《原野》《雾重庆》,电影《逃亡》《日本间谍》《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等,无不以高亢的激情、恢弘的气势,传达和记录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难忘岁月。
值得赞叹的是,文化人不仅以笔为枪,创作大量文艺作品参与抗战,更在揭露敌人罪行,为抗战呐喊的过程中表现出可敬可佩的傲然风骨。尽管抗战时期也有像周作人这样附逆的汉奸,但那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文化人在抗日洪流中张扬民族正气,表现出宁折不弯的英勇气概。早在占领东三省之际,日寇就意识到:烧毁几条街或一个城市,一年半年就能恢复,只有摧毁中国人的精神,把商务印书馆这样重要文化机构焚毁,它才永难恢复。因此,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疯狂轰炸位于上海闸北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及其4个印刷厂,随后又纵火烧毁隶属商务的东方图书馆。然而,张元济、王云五等出版人面对一片废墟,顶着敌人的恐吓利诱,克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于同年8月即复馆复业,并且保证日出新书至少一种,以使中华文化赓续不辍,凸显文化人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报界权威、《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坚持“报纸是民众喉舌,总要为人民说话”的原则,经常抨击时弊,支持抗日爱国运动。这使当时消极抗日的蒋介石非常恼怒,他找史量才谈话:“不要把我惹火,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反唇相讥:“对不起,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当然,秀才岂是兵的对手,史量才最终被暗杀,但他所表现的铮铮铁骨却令人景仰。陈寅恪1941年欧洲讲学后滞留香港,生活极端困难,日本人送来整袋粮食,又请他到沦陷区的上海或广州任教,还强付40万港币让他办东方文化学院,均遭陈寅恪严词拒绝,尽显文化人“士可杀,不可辱”、“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民族气节。
历朝历代,从事教育和文化工作的知识分子,都是人文价值的守护者,民族气节的张扬者。孔子周游列国,“绝粮三日,而弦歌不辍”;孟子呼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均是告诫和示范后人,尤其是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任何情况下都应不忘记为国为民崇道弘毅的使命担当。这正是我们于抗战胜利75周年之际,回顾当时教育和文化界在国难中奋起抗争、缅怀仁人志士爱国情怀和高风亮节的意义所在。
(作者系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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