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中国嘉德在北京举行的拍卖会上，拍出一件邓石如楷书六条屏。遍查国内外各公私博物馆馆藏名录，以及《邓石如书法篆刻全集》，该件邓石如书法均无著录，可知其应为长期在私人手中秘藏而首次公开露面的“生货”。黄山书社1990年出版的《邓石如书法集》第221至223页载有“读书乐楷书屏”，其书写内容及字体与此六条屏基本一致，但无署名落款，疑为此六条屏的试写本或再写本。邓石如晚年曾告诫后人说：“我少时何尝读书，甜酸苦辣，无所不经。年十三四，心窃窃喜书，年二十，祖父携往寿州，便已能训蒙。今垂老矣，江湖游食，人不以不识字人相待，蹔能读书获益如此，汝辈可不及时自勉哉？”他精心书写翁森的《四时读书乐》，正是其尤为看重读书的心志表达。
四时读书乐
邓石如（1743-1805）原名琰，因避嘉庆皇帝讳，以字行，更字顽伯，号完白山人等，安徽怀宁县人。作为清中期一位开宗立派的书法篆刻大家，邓石如打破笼罩书坛千余年的“二王”帖学之主导地位，尤其是康雍乾三朝皇帝推崇的赵（孟頫）、董（其昌）秀媚之风气，以碑学的厚重雄放之新风别开生面，取得以古开新的卓越成就。清朝重臣曹文埴称其“四体书皆国朝第一”。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说：“清代书人，公推为卓然大家的，不是东阁大学士刘墉、也不是内阁学士翁方纲，偏是那位藤杖芒鞋的邓石如。”
这次发现的邓石如作品，书写内容为宋末元初杰出教育家兼诗人翁森的名篇《四时读书乐》，共4首七律224字，吟咏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读书的感受和乐趣。该件作品每屏约4平尺(126cm×34cm)，六屏共约24平尺，不仅在邓石如传世楷书里属于尺幅最大、书写字数最多的作品，就是在邓石如整个书法作品中也属大件重器。
关于邓石如书法，学界向来认为其篆隶为上，真书次之，草书和行书复又次之。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国朝书品》曾以神、妙、能、逸、佳五个层次来品评清朝书家成就，其中邓氏篆书及隶书，被列为“平和简静，遒丽天成”的唯一神品；真书被列为“酝酿无迹，横直相安”妙品之第一人；草书和行书均是与数十人一起，分别被列入“逐迹穷源，思力交至”的能品，以及“楚调自歌，不谬风雅”的逸品。历来研究邓石如的论著均较少涉猎其楷书，这与其篆隶成就冠绝一时，楷书声名为其所掩密切相关，也与其楷书作品传世寥寥无几，所论缺少实物资料不无关系。这次发现的楷书六条屏，不仅体量大字数多，而且属于其成熟期的精心佳构，堪称其楷书的重要代表作。
展玩这件六条屏，与邓石如传世的其他楷书作品基本风貌一致，既吸取汉魏碑版营养，又有自己独到的体悟和创造。如其中“归咏”“朋友”“蹉跎”“满窗”“吟罢”“昨夜”“灯尽”“素稔”“涵虚”等变体和写法，皆是消化古人法度，又凸显个性追求的好例。细加揣摩，这幅作品似还与欧阳询、李邕的楷法暗合，浑穆典雅，刚柔相济，既有排宕劲健之貌，又有潇洒活泼之趣。
长跋藏细节
尤为可贵的是，这件作品末尾附有长跋，对邓石如署名变化、作品艺术特点、历经乱世几近散佚及其幸被收藏的经过，叙说甚为详细，极具史料价值。题跋者姚近韩，字若退，号良庵，钱塘人，道光庚子（1840年）进士，由内阁中书历官至河南粮储盐法道。其所题长跋信息量较大，起码有四个要点值得关注：
其一，乾隆六十年（1795年）高宗弘历下诏，立第十五子爱新觉罗·颙琰为皇太子，并于次年即嘉庆元年（1796年）禅位于太子。由于中国古代有严格的避讳文化规制，邓石如从此不再用原名邓琰，而改以字行。他的书法作品，但凡署名“邓琰”者，皆为其52岁（即乾隆六十年）以前所书；而署名邓石如者，则多为嘉庆年间所作。此幅“署款已裁去，印章仍顽伯初名（即邓琰），其为乾隆间书可知”。而细察其所保留的“邓琰”“石如”两方印章，“琰”字有用红色印泥有意遮蔽部分的痕迹，乃是在文化控制较严的清朝为免麻烦而避讳之举。
其二，姚近韩评价邓石如书艺成就：“精篆隶，工刓刻，作楷亦从汉碑探源，遒劲静默，古趣盎然。”此虽寥寥数语，但语语恰当，精准到位，可知姚氏乃深知书法者也。而观其所书题跋，整幅小楷明显透露出钟繇《宣示表》和王羲之《黄庭经》笔意，俊丽秀雅，神采飞动，通篇气脉流贯，浑然一体，虽点划严谨，无一笔苟作，却间架开阔，富有变化，寓轻松飘逸于守正工整之中。
其三，作为主管河南粮储、水利和盐业的官员，姚氏于咸丰辛亥（1851年）巡河治水（宣房）时，在刘家口商虞行馆首次见到此六条屏，此时离邓石如逝世仅40余年。“越二年，粤贼由归德西走，所过焚掠。是冬予复因巡河莅彼，则仅存厅事，三楹壁悬如故。急向主人索归。”这是说两年后太平天国军队打到此处，所过焚烧抢掠，姚氏这年冬季因巡河重来旧地，商虞行馆在焚掠中已仅存厅堂，邓石如六条屏也只有“三楹壁悬如故”，因而急向主人问询，索要而归。又过两年多，即丙辰（1856年）二月，“土匪肆劫，并毁厅屋”，整个商虞行馆荡然无存，其中悬挂的书画自是无从寻觅。因此姚氏庆幸自己事先将此作“索归”，觉得“此幅之得，为灵光殿者，似有数存焉”！
其四，姚近韩感慨早年治理黄河水患时，许多缺少名款的文物，甚至“不及尘封蛛网，几与尘灰同尽”。而那些以所谓“戴牛赵马（戴嵩的牛、赵孟頫的马），晋帖宋函（晋代法帖、宋代善本）”等仿品（“赝鼎”）进贡者，多装饰华美，以珍贵文物视之，尤为让人慨叹！因此，他将邓石如楷书六条屏重新装裱后，特地记下得此宝物的过程及感喟。最后落款为“方比玉庵居士姚近韩识于任城太白楼西”，可知姚氏除字若退，号良庵外，还自称“方比玉庵居士”，其钤印“良玉比君子”，也正与其自号吻合。而另一方印文“祖孙内翰”，说明姚家从祖父到孙子，已经累代高中进士而进入翰林，颇有几分以家族自豪的意味。值得一提的是，其落款所说地点“任城太白楼”，即在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的古运河北岸，今天仍是济宁著名文化旅游景点。
作为在清朝即被誉为“四体皆精，国朝第一”的书家，邓石如作品在当时就被视若拱璧，难以寻觅。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赵之谦集》，第2册刊载一封赵之谦致陈宝善的信札，其中写道：“石庵单款对，都中猝觅不得。即双款者，亦极难遇，否则皆赝鼎。完白则百无一真，且其价值骇人听闻。伪者，弟皆不肯买；真者，亦无力得之。”这里所言“石庵”为刘墉，“完白”为邓石如，两人皆为乾嘉时期书坛的台柱式人物。作为清末书画大家，赵之谦（1829-1884）与他们相隔不过数十年，但当时刘墉和邓石如的书法已经赝品风行，以至赵之谦感叹市场流行的邓石如作品“百无一真”，而真者“其价值骇人听闻”，由此可见此次惊现嘉德拍卖的邓石如楷书六条屏之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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