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来研究中国佛教史的人，都说佛教从印度向中国和东方国家传播，经历着两条道路：一条主要是陆路，经过中亚传到中国的新疆地区，向东向南传向中国内陆，时间大约在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另一条主要是海路，部分是陆路，向印度的东北方、东方、东南方传播。
北方经由西域的一路，是多年来研究的热点，对南方一路论述较少。
本世纪初期研究佛教、佛学的学者，大家比较熟悉的如梁启超，他曾把南方、北方骈进的佛教作对比，又对佛教初传中国的时间和地区加以论列。《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楚人宋玉的《高唐赋》、东汉张衡的《西京赋》，都提到“羡门”，近人认为就是“沙门”，是梵文srmanna的译音，就是出家的和尚的意思。阿育王和秦始皇同时。阿育王祖父时代，一部文献中提到中国的丝织品，字头都是cina(支那)，成捆的丝叫cinapatta，丝织的衣服叫cinasuka。当时中、印有交通是可能的，只是不能知道具体的路线。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张骞在大夏国(Bactria)看到市场上有四川出产的邛竹杖和蜀布，时当元狩六年(前122)，问起通蜀的道路，回答是“身毒国道便近”，武帝就派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从“西南夷，指求身毒国”，因昆明道路封闭，没有成功。使节到了滇国，被留下。梁启超认为佛教传入的时间应以东汉桓帝、灵帝以后为断。至於地区，他认为是南方楚地，不同意历来史家“佛教先盛於北”的观点；恰恰相反，“实先从南方得有根据，乃展转传播於北方”。至於道路，他说：“两汉时中、印交通皆在海上”，输入路线，“非由陆而由海”；佛教兴盛，“不在京、洛，而在江、淮。”
实地的科学考察，法国人做得比较多，一个是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他根据唐时贾耽《十道志》的详细里程，查证中、印之间的陆路是经过云南和缅甸的，海路则起自广州。一个是色伽兰(Victor Segalen)，他於1941年组织了四川考古队，发现四川存在着唐以前的菩萨像雕刻，是在绵州公元二世纪的平阳府君阙上，由南朝萧梁人凿龛造像，服饰、形象与“希腊与佛教混合式”完全不同，遵循中国“汉代体范”，所刻年款是“大通三年”(529)。他还注意到岷江流域的石刻多汉式，嘉陵江流域多唐式。北方通四川，不外从西安、汉中、广元、保宁、绵州到成都一途，即史称的“金牛开道”。从这种“梁体”雕刻来看佛教，“其输入者，似由别途?”
一般庙宇和其中的塑像、壁画极易毁坏，现在所知早期的佛教艺术品，多保存在石窟寺中，虽历代劫难，累世不穷，但其实物，究竟还算丰富。循其开凿年代的先后，大致可以看出一条传播的路线。对它们的研究，已有很多成果。
（二）
1941年6月到1942年12月，前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联合组织“川康古迹考察团”，吴金鼎任团长，参加工作的有夏鼐、曾昭燏、高去寻等人，在四川彭山发掘东汉崖墓七十七座，其中三座有明帝永平元年(63)、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十五年(103)的纪年。豆芽坊一六六号墓被定为东汉中、晚期，出上陶制佛像插座一件，作“一主二侍从”式，正式考古报告说：“应为我国民间早期的佛像造型”。
1954年，华东文物工作队和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山东沂南发掘一座东汉晚期的大型画像石墓。在中室的八角柱上，刻有两尊带背光的仙人立像，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佛教图像之一。
郑德坤著《四川古代文化史》，提到四川乐山麻浩崖墓中，有一尊佛像。1957年，四川的文物工作者调查了这一带的崖墓，发现有顺帝永和(136—141)、桓帝延熹(158—166)的纪年。郑氏所说的佛像，刻在额枋上，高肉髻，有背光，右手作降魔印。乐山柿子湾的崖墓中，也发现一尊，闻宥《四川汉代画像选集》曾加收录。杨泓著《国内现存最古的几尊佛教造像实物》一文，也曾加以论证。
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早经调查，定为东汉作品，但到1980年6月，才经史树青指出含有佛教内容，属早期佛教造像之列，更有人肯定是经海路传入。
有些旧有的发现，被重新加以认识和估价。成都万佛寺相传建于桓帝延熹年间，遗址从光绪八年(1882)起，就陆续出土历代石造像，造像纪年有南朝宋元嘉二年(425)、梁普通四年(523)、中大通元年(529)、五年(533)、大同三年(537)、中大同三年(548)几种，出土总数已达二百多躯，当年盛况可以想知。
四川东汉崖墓中，又常常出土摇钱树座，其前身是神树，三星堆已有出土，至今民间还在信仰。四川忠县涂井崖墓之外，绵阳何家山又出一些，铸造在树干上的佛像有五尊，头上有髻、带项光，上唇有口髭，穿通肩衣，右手竖掌，掌心向外，左手握衣角。
以上考古实物，多出在长江上游的四川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即三国时期的东吴辖区，近半个世纪以来出上另外两类文物。一类是堆塑罐，或叫魂瓶、谷仓罐，青釉烧成，时代从东吴到西晋。上面往往塑着大量的建筑、人物、器用、动植物和骑射、宴饮、烹饪、杂技、乐舞等场面，在肩部或稍下，有的贴塑着坐佛形象，作为护卫阙楼的神像之一，后期上升到阙楼中间。另一类是铜镜，属于东吴三角缘神兽镜的一种，铸有佛像，又被称作佛兽镜，这种铜镜，在日本也出土甚多，王仲殊、徐苹芳、杨泓等学者认为是东吴的工匠东渡日本所制作。这些文物可以说明，东吴、西晋时期佛教已在一定程度上流行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社会基层。
中国佛教初传期佛教图像的考古发现，或可列举如下：四川彭山崖墓陶佛像座，四川乐山麻浩崖墓石刻佛坐像，四川乐山柿子湾崖墓石刻佛坐像，四川什邡画像砖佛塔图，四川绵阳何家山崖墓铜摇钱树饰佛坐像，山东沂南画像石墓石刻佛像，山东滕县画像石墓六牙白象图，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佛造像(对此有争论，不少学者认为晚到魏晋南北朝，接至隋唐前后)，新疆民丰县尼雅墓蜡缬棉布绘菩萨像，安徽铜陵东汉墓铜佛像，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仙人骑白象图”，也被认为与佛教有关。以上绝大多数出在南方，大部分又出在四川。
（三）
古代僧人到印度取经，来回路上，备极艰辛。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说：“胜途多难，宝处弥长，苗秀盈十而盖多，结实罕一而全少。实由茫茫象碛，艮川吐赫口之光；浩浩鲸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独步铁门之外，亘万岭而投身；孤漂铜柱之前，跨千江而遣命。”一个人远行万里，少则六年，多则十五年、十六年，创辟荒途，中开正路，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沧溟以单逝。那种虔诚献身的精神，千载以来，感人犹新。
东晋的法显有传，初唐的玄奘有记，万坚途程，站犹可考。我们今天淡“南方之路”，虽非向壁凿空，却也感觉茫然。奸在前人已将各路举出，试以四川为基地，分述如下：
一 “甘青道”
系由羌中入西域道，具体可分两条，一由益州(成都)沿岷江上溯，傍积石山西行到格尔木，再向西到部善。一由岷江上游继续北上，到今西宁附近，傍西海(青海湖)西行，也到格尔木，去郡善。两路都到鄯善后，沿昆仑山北麓西行到于田，由于田至西北印度。此外，也可由西宁经过玉树，穿过海拔4500米以上的青南高原入西藏。1982年，在西宁东的平安县束汉墓中，曾出土画像砖两块：一块是“人物故事”图，在榻上有两人对坐，戴尖项帽，各裸露左臂或右臂，着袈裟，当为和尚，榻下一只猴子，双手护一高瓶。另外一块为“力土”图。这显示青海在东汉时有通印度的道路是可信的。
二 “褒斜道”和“金牛道”
这两道是相连接的，秦汉以来，都是从关中进入四川盆地的必由之路，也是历史上脍灸人口的“栈道”。
褒斜道起於汉中以北的“褒谷”，止于眉县西南的“斜谷”，沟通渭水与汉水流域，又称“北栈”，全长235公里。《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提到巴蜀，“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就是指的此道。
“金牛道”，应是《战国策》卷五(秦策三)所说的“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的栈道。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曾讲到秦惠王伐蜀，谎称石牛屎金诱骗蜀王上当的故事。秦惠王先使张仪灭巴国，九年后(前316)使司马错灭蜀国，都是走的此道。此道起自汉中盆地的勉县，经过七盘关到广元，进入嘉陵江谷地，止于广元的剑门关，又称“南栈”，全长247公里。
陕西考古研究所曾调查南、北栈道。秦汉时，在陡峭的山崖半腰凿孔，以斜木支撑平木，铺板为道，俗称“千梁无柱”，下视江水约10米，人行其上，“浮梁振动，无不摇心眩目也”(《水经注》卷二十七(沔水注))。
如以成都属枢纽，西北是“甘青道”，通东北是“褒斜”、“金牛”两道，向南要通过一长斜谷，去昆明才能和“滇缅道”连接。向南一道，因傍河谷，也很难走，有“左担道”之名。《水经注》卷三十六(若水注)，记犍为朱提县与堂琅县西北山道，同栈道一样艰险，“羊肠绳屈八十余里，或攀木而升，或绳索相牵而上，缘陟者若将阶天”。从朱提到僰道，“三津之阻，行者苦之。……庲降贾子，左担七里。”叫“左担道”，据李充《蜀记》解释，是因为“蜀山自绵谷葭萌，道径险窄，北来担负者，不容易肩，谓之左担道。”
三 “滇缅道”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汉武帝“令(张)骞因蜀犍为发问使，四道并出。出胧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从蜀入滇，秦代已有两道，即从宜宾到曲靖的“键道路”，二是从雅安到晋宁的“青衣路”，宜宾在岷江入金沙江处，雅安在岷江的支流上，都须顺着峡谷走。在《蛮书》中叫南路和北路。秦时经营滇地，“略通五尺道”，《索隐》注指“栈道广五尺”。从滇国(昆明)经大理、腾冲至缅甸、印度。《后汉书》卷八十六(西南夷列传)，记哀牢王贤栗，在建武二十七年(51)率种人户二千七百七十、口万七千六百五十九，降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哀牢王柳貌又遣子率种人内属，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两县，“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行者苦之。歌曰：汉德广，开不宾，宽博南，越兰津，度兰仓，为它人。”这个兰仓津，“有瘴气，往以三月渡之，行者六十人，皆悉闷乱”(《太平御览》卷七百九十一引《永昌郡传》)。这条路要越过高黎贡山等横断山脉，山地海拔都达4000米左右，河流峡谷高差可达3000米以上，常置铁索桥代替古代竹索桥，才能渡过。唐时，一年中只有正、二、三月可以通过，也须“译解数种蛮夷语言，兼资买道之货，仗土人引道，展转间津，即必得过也”。
近、现代学者，认为有此道的有胡德生(G．F．Hudson)，见他的著作《China and Europe》(London，1931)，此书中的地图，为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第二分册所引用。
四 “交广道”
从云南到中南半岛，有西、中、东三道，即缅甸道、红河水道、盘龙江道。前面已述贾耽《十道志》记有一部分里程，陆路是从昆明南下交趾和真腊，海路则从广州经向海去狮子国。从广州北上有陆路、水路两途。陆路据《后汉书》卷三十三<郑弘传>，因海路“风波艰阻，沈溺相系”，弘就上书“奏开零陵、桂阳峤道，於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至于海路，虽汉时早通，确实很是危险。东晋法显归国，对海路有一些描写，船上的婆罗门，要把比丘丢下船去。
五 “江水道”
从四川顺长江东下，三峡一段就多危险。《水经注》卷三十三(江水注)，记瞿塘滟澦堆。岸上有神庙，水行者都先求神护佑。“滟澦”，就是“犹预”的意思，因为“舟子取途不决水脉，故曰犹与”(《太平寰宇记》一百四十八)。“刺史二千石径过，皆不得鸣角伐鼓。商旅上水，恐触石有声，乃以布裹篙足”，恐使神怒也。
(四)
尽管前人已经留下相当丰富的资料，或者因为资料的不平衡性和存在一些空白，或者因为有些资料晚出，有些现象难以解释，还没有一个人全面、系统、深入地将这些资料加以综合和探讨，形成某种十分重要的论说。
南京艺术学院阮荣春，1989年4月到1990年4月，接受日本学术振兴会的邀请，作为访问学者，在日本与京都国立博物馆、京都大学的学者们合作研究，选择的课题是“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在日本引起了重视。
“佛教初传南方之路”的研究课题，由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阮荣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刘俊文、南京博物院《东南文化》杂志社编辑主任贺云翱共同承担；日本方面，龙谷大学的学者们热情参与，学校资助课题的顺利进行。中、日双方组成联合调查组，聘请季羡林教授为中方总顾问，林树中教授、梁白泉研究员为中方顾问，龙谷大学校长信乐峻麿教授为日方总顾问。1991年9月起，展开了金沙江、长江沿线，云南、四川、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十个省、自治区近百个有关市、县、地区的实地采访调查。联合调查组的中、日研究人员得到有关省、市、地区文化、文物、博物馆系统的参与合作，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大约300多件实物进行观摩比较。十多次调查和五次联合调查的实际收获，比原订计划和设想的要大、要多。课题组在成都、南京召开两次中、日学者研讨会，收到论文40多篇。配合研讨会，南京艺术学院举办图片展览，南京博物院邀请南京市博物馆共同举办厂“中国南方早期佛教艺术展”，江苏、安徽、浙江、云南、四川的十五所文管会、文管所、博物馆、图书馆提供了展品，其中包括四川凉山州博物馆、云南西双版纳州文管所的珍贵藏品，日方资助编印了展览图录。《东南文化》为课题辟小专栏，请中、日学者主持，定期发表科研成果。现在又得到文物出版计和龙谷大学的支持，正式出版了这本图录，旨在向读者和学术界介绍有关的文物，以期引起重视与研究。
本冈录是由课题组中日两国学者共同筹划的，中日双方顾问分别撰写前言，具体取材工作由《东南文化》杂志社执行，在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四川、云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十个省、市五十多家单位的支持下，拍摄文物照片。文物说明大都由收藏保管单位撰写。图录除发表与佛教直接有关的文物外，也有选择地刊载一些与佛教初传可能有某种关联的文物，供读者参考。
(五)
至此，佛教初传南方之路，这个课题的研究，材料还不能算是充分，很多重要的方面和环节仍是模糊不清的，缺少对现有材料的科学分析，但是一些问题已经可以提供思考。
四川盆地恐怕是一个关键性的、神秘的地区。蒙文通曾认为中国古代农业从关中、黄河下游、长江流域三个地区独立发展起来，长江流域是从蜀人开始的；他又认为《山海经》中的(海内经)和(大荒经)是以蜀为“天下之中”来表述的。三星堆的发现，使四川更加成了一个“谜”。有人认为古代中国南方与东南亚的某些文化交流中，云南是通道，起点在四川。三星堆发现后，也有人疑心，就某些文化因素的产生来讲，四川也许是终点?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注意到云南、贵州两省僧人中，如康熙时，蜀人居十之七、八。在南方，四川古代文化的发展程度无疑是很高的。
长江下游的东吴，似又成为另一个中心地区。魂瓶上的堆塑，有的极其复杂。1973年江苏金坛发现一件吴天玺元年(276)青瓷楼台百戏堆塑罐，计楼台九层、廊庑四条、阙十二座，人物三十个、小罐四只、大罐一只、走兽四十一只。用释、道、儒来解释当时社会中、下层人们的蛮葬观念，可能都嫌不够了。如顾颉刚所说：“到石湖治平寺，除佛像外，有关帝，有雷神，有华佗。有五通、圣母。此甚有趣，盖乡人所需求，不过这几样，有了这几样，可以抢去城中香火也。这种寺算他道教呢?还是佛教呢?所以我想：中国人只有拜神的观念，并无信教的观念。”(《顾颉刚读书笔记》第一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1月初版)今天如此，古人信仰，可想而知．我们于是想到，经院式的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一定要真正体会到民情。
这个课题研究下去，恐怕也是一个系统工程，跨国界、多学科，需要长期开展、进行下去。虽然问题成山，仍可以认为，一个新专题的考察，已经开始了。
1992年11月10日写於下铺街，12月12日草成於东之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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