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拉斯 C 诺斯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以制度变迁理论获奖。他的理论试图解释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姚洋的新书《制度与经济增长：与新制度经济学对话》系统地梳理了诺斯理论的演变，并尝试对他的学术贡献作出评价。这本也并非纯粹的新书，是作者姚洋在二十年前的著作《制度与效率：与诺斯对话》基础上做的修订。
二十年过去了，当初的新制度经济学已经发展成新政治经济学，诺斯依旧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的理论最想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效率假说是真的，那么制度提高经济效率，为什么没有在大部分国家发生这样的结果？可如果要通过一篇文章把这本书里所涉及的理论、评价说完，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从书里可以寻找到一些有趣的内容，作为知识的拓宽。
在研究制度与经济之前，或者说在理解效率假说之前，有一个前提是需要明确的，即关于理性人的假说。在新制度经济学派中，学者们普遍认为经济活动中的人将为自己的最大利益做出决策，在经济活动的博弈中，他们依据理性做出决策，不会被情感所影响。
在这个前提下，个人效益最大最后累积反映到社会效益，这中间需要通过制度的确立保障产权，效率假说大致就是这样。姑且不论个人效益最后是否直接得出社会效益，许多事实已经告诉我们，理性人决策只存在于理论中，现实中诸多事例都显示人不那么理性，会被情感等诸多因素影响，而做出不那么“正确”的决策。
理性假设最终的效用作用依赖于信息多少。个人层面上，博弈双方拥有的信息不完全，就很难到达一个博弈均衡。现实生活中，处处都是不完全信息，理性人的最优决策很难实现，更何况现实中人还受到文化的潜在影响。
诺斯放弃了这个理性人的假设，认为要通过心理学、实验经济学入手，找到更合适的模型来解释人的经济行为。可是制度提高经济效率的效率假说能被诺斯放弃吗？显然不能，于是他转向了有限理性人的假设。有限理性人承认人的认知局限，尤其受到非正式规则的影响，比如风俗习惯。
诺斯在有限理性人的基础上，去找寻制度变迁的规律，以制度变迁为立足点，观察制度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从而解答他内心的问题。
然而制度变迁的研究很容易就集中在外部条件上，使得制度变迁黑箱化，最后用成本－收益来看制度变迁的外部原因。诺斯和其他学者不同，他试图打开制度变迁的黑箱，把里面的过程说个明白。
哈耶克认为制度是自发秩序，是个人无意识的集合促成，没有什么目的存在。诺斯则认为人类制度变迁是认知积累的一部分。这个过程有三个重要内容：现实经济形态；人关于这个现实形态的认知；人基于这个认知采取的降低不确定性和控制这个经济的结构。
现实经济有三个因素：人口特征（数量和质量），社会成员的知识总量（决定人口福利最高限），制度结构（游戏规则，成员如何相互作用）。
人的认知，对于现实是不完整的，基于这个不完整，人有意识地修改制度结构，让它变得和人想要的目标一致。它对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都有作用。这种产生于人的认知的结构是超级结构，它无法完全用现实来解释。
一个人如果想影响制度变迁，一定有自己的构想，结合别人可能的行动，他能预见结果，所以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到创新结果，而不是哈耶克认为的无目的活动。
另外，竞争会让组织不断投资新的能力和知识，这些能力知识会影响人的选择，最终反映到制度改变上。这过于绝对。还有其他可能，比如资源再分配，比如持续原来的制度。
除去正式规则如法律对制度变迁的影响，诺斯认为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正如它们影响人们做出决策一样，制度变化也有它们的影子。毕竟任何一个制度不可能脱离本身的文化土壤。
制度能提高经济效率，反过来也能阻碍经济效率。前者是有效制度，后者是无效制度。诺斯提出一个有效制度框架，他认为在这个框架下的制度具备提高经济效率的条件。这个框架简称为NWW框架。
NWW的三个门槛条件：对精英的法治，公私领域的永久性组织，对军队的统一控制。第一个和第三个条件是进入开放性秩序的关键。
开放性秩序的优势是经济社会政治向所有人开放，每个人获得平等的机会和对待，社会互动非个人化。这种开放性秩序具备两个特征，一是和平方式消除暴力，各种权力组织都有相应的监督。其二，经济系统可以独立于政治而存在，无需通过参与政治来维护权利、实施合同或免于征用。因为政治干预增加额外成本，所以一个自治的市场比一个服务于政治目标的市场更加节约成本。
作者批评诺斯这个框架过分强调了开放性秩序中的竞争关系，忽视了它的阻碍作用。对限制性秩序过于悲观。纵观，各国制度与经济，因素是复杂交织的，未必都有联系。
《制度与经济增长：与新制度经济学对话》是本对小白非常友好的著作，内容涉及几大经济学派的观点，用通俗易懂的词汇把它们说清楚。在叙述诺斯的理论时，又有作者自己的思考和批评。此外，也会对中国的一些情况作出分析，来说明诺斯研究的局限性。
当然如果没有信心把它作为入门读物，也是可以作为中阶读物的。
【文/云玖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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