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月
在三联书店出版的不少名人学记中，关于黄侃生平学术的《量守庐学记》（1986年版）是比较早的一种，30岁以下的人基本没有在书店里见过这本书。三联的老版书像这样默默无闻的还有很多，有一些好书的命运就是这样，它们在出版后很难再得到重印，也很少能有机会二次流传，就这样绝迹了。不过我觉得这一本《量守庐学记》不应被湮没，至少总要有人不时提一提，何况这本书仅从外表上看，也是温润动人的。
黄侃善于读书，而且很善于教学生读书。这是《量守庐学记》给人最深的印象。比如他说：“读书贵专不贵博，未毕一书，不阅他书。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须有相当成就；否则，性懦者流为颓废，强梁者化为妄诞。”他指导年轻人读书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在三十岁以前须读书有成，他从唐以前的古籍中择要选出十几种必读书，严格制定日程，引导学生踏实地读书。他给自己制定的读书日程更加严格，他读孙诒让的《周礼正义》，自限180天读完，凡遇书中有须计算的地方，无不一一列算式加以推算验证，最后没有一日的延误，按期读完。
黄侃常说：“学问须从困苦中来，徒恃智慧无益也。治学如临战阵，迎敌奋攻，岂有休时！所为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扎硬寨、打死仗”是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时的战略，看似呆笨愚钝，其实最为省力。黄侃自述所读之书，《文选》已读十遍，《汉书》、《新唐书》圈点朱墨凡三遍，而读《说文》、《尔雅》、《广韵》三书“殆不能记遍数”。他最反对读书时前后翻看跳跃，或是只读数页即止，骂作“杀书头”。他一生读的最后一种书是《唐文萃补遗》，在临终前，黄侃仍然勉力圈完最后几卷，可见他读书并非带着任何功利的目的，而是对治学的精纯境界有自己的追求。
关于黄侃，一个有名的掌故是，他答应章太炎在五十岁之后开始著书，“年五十当着纸笔”。因此在1935年3月23日，黄侃五十岁生日那天，章送来一副对联：“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希望黄兑现承诺，潜心著述。没想到联中“绝、命、书”三字竟如黄侃担心的那样最终成为谶语，他于当年9月即因酒醉吐血去世。后来殷孟伦曾追述黄侃对待著书的一贯态度：“先生常对我讲顾炎武的话：‘著书必前之所未尝有，后之所不可无。’先生每作一文、论一事，无不思理深细，绝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虽然黄侃一生著作不多，但对后世仍有深远的影响，这与他笃学征实、严谨自守的学风有很大关系。
现在的读书界也有关于提倡国学和读经的很多议论，不过今天人们读书、著书和前人已经不是一回事了，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多，肯耐烦吃苦坐定读书的少，所以我把从《量守庐学记》中读到的治学经验称为“过时的”读书法。其实宋明以来受人重视的“读书法”，传授的都是一些读书的笨办法，所谓的“法”不是“方法、技巧”的意思而是指“法则、规矩”。我们看古代的兵法也是这样，兵法里哪有什么机巧阴谋，都是些平白无奇的大实话。只怕这些过时的、呆笨的道理在我们走尽了弯路以后还在前面等着我们！最后再引量守庐的一句话：“初学之病有四：一曰急于求解，一曰急于著书，一曰不能阙疑，一曰不能服善。”黄侃是有资格这样说的，但这四条在今天已经不只是“初学之病”了。
《三联书情》总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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