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著：《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16年】
首先作者说治史要“专精”也要“博通”，专不一定能精，能精则一定有相当的专；博不一定能通，能通就一定有相当的博。这里的博通从史学本身的博通和史学以外的博通，也可说是旁通，指各种社会科学，史学本身的博通对于史学专精的研究极其重要。这是我们在研究历史时所应有的基本素养。对于我而言，学习史学可能目的性并不那么强，只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或者说是兴趣去看，并没有很明确的点，结果就是我对很多东西都是了解一点，但并未深入，可说是不精，虽然有老师也说没有杂也就无所谓精，之前我是认同的，但我觉得这样的态度是无法在史学上有建树的。或许以后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点，在已有知识中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点沉下心好好研究。研究史学，要有通的意识，不能因为是研究断代史就不管其前后的历史，这样只能是闭门造车，我觉得不通也就无精。做面的研究，而不要作孤立的点的研究，这样才能对材料做全面的认识，彼此互相补充，也可纠正错误。这让我想起了钱穆、陈寅恪等史家，他们的史学思想之所以被后世学人认可，就是因为他们将研究置于大的环境和背景之下，这样得出的认识才更有普遍性和贯通性。要看书，不要只抢个题目去翻材料，这里就强调了史料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阅读史料，基本的史料要从头到尾看，尤其是处在入门阶段（专题研究所属时代的正史）。阅读正史主要着眼点是对这一时代的全盘认识，找材料是副目的，要尽可能仔细，处处求懂；其他书。可把寻材料视为主要目的，不必处处求懂，这种读书方法，不仅在治学方面有其必要，而且帮助读者了解人情事理。读书与做人，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真理，读书也即是在做人，这个我深有体会，书读的多了，很多道理自然就明白了，可谓：书中自有黄金屋。对于我们这些本科生来说，可能对正史的阅读是极缺少的，更多是后人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且写论文只是拿着一个题目就开始漫长找资料，但往往忽视了正史，更多是对别人论文的借鉴，甚而说是根本没有自己的想法，只是一味迎合一些观点，这样无异是换汤不换药，只是改变了形式而未有新的观点。其实前几日我也读了陆建东写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感触颇深，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深厚的史学功底是何其重要，对史料的把握，熟悉程度直接决定了史学的高度。我在想假使陈寅恪先生没有扎实的史料基础和史学功底，在晚年是断然不能写出《柳如是别传》这样详实考证的巨著。对于历史研究，并非说说只有新史料才能创新观点，有新的见解。作者提出，要看人人所能看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新史料固然重要，但基本功夫仍然要放在研究旧的普通史料上。“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绝不是标新立异，勿以新奇取胜，更非是推翻前人的旧说，另立新说，最主要的是把前人未明白述说记载的重要历史事实用平实的方法表明出来，意在钩沉，非必标新立异。这当然并非是一刀切，像史前史和殷周史，因为史料极少，非有地下新材料出现是很难有新的研究。这也说明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要因事因材料而异，在面对不同的历史时要掌握灵活的方式。研究历史，要注意时间与空间，慎作概括性结论，注意普通史事，不要专注于特殊现象。以上这些都是严耕望先生所提的一些原则性方法，我感触较深的几点。
研究历史除了需要有一定的章法，作者认为一些规律也是要掌握的，这更多是其治史的经验抑或说是切身体会。尽量少说否定话，肯定的断语是比较容易把握的，但否定的判断就不容易，也可说极其困难。也就是说，一件事情要说有是比较容易的，但要说无就很困难了。在这里一定要注意无记录绝不等于无其事，自己未见到更不等于无其事。史料是极其重要，但同时也要运用知识和掌握的信息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虽说历史不能假设，否则将成为空中楼阁，成为自己想象中的历史，但我认为，首先是要自己很了解这段历史，并且要给出合理解释，这才是最重要的。在研究历史时，也不要忽略反面证据，不能只选取与自己观点、想法相同的史料，而应该有所选择，看看别人的材料是否优于自己的，要有包容之心，这才是一个治史者所应有的情怀。在引用材料时要联系上下文，不能断章取义，这是很多主观性强而学力不深的人所经常犯的错误。在我这样的初学历史者身上表现更明显，很多理论都是想象出来，或者说是曲解别人意思而得出的结论。引用史料时要尽可能使用原始史料或接近原始史料，少用后期改编过的史料。史料改编是绝不可能百分之百的保存所依据原本的内容，因为各种原因，势必会有疏漏或者讹误等，都会导致史料失真。在这里我想到人的主观性对史料的真实性影响是极大的，人们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整理、解读，必然会有个人色彩。这也就是为何会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原因了。
任何一位史家，想要表达自己的看法，或者学术观点，论文、论著就是其思想的精华。在这里就牵涉到论题的选择，作者根据自己的经验给出了几条意见。首先要明了具体问题和抽象问题之间的关系，要多讲具体问题，少讲抽象问题，抽象会变得大而空，没有实际意义。问题的选择要有实用性，或者说是契合社会的需要。这点我是不太认同的，作为一个史学家，求真，保持自我才是其最高追求，如果一切研究都被现实捆绑、裹挟，那如何有所谓的真学术、纯粹的学术。研究学问，不应有太多世俗眼光，但现实有时又逼迫着学家迎合大众品味，纯粹的学者该如何立足。或许我自己太追求完美，也或者是不成熟的表现，但这种矛盾是无法绕开的，也是我一直想不明白的。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论文写作并不是想当然的一件事，而是前期要做大量的工作，首先就是自己能力的估计，再者是材料情况，否则是无法成文，或说无法写出有想法的论文，只能说建造了一座空中花园，经不起推敲和历史的检验。
生活、修养与治学的关系，作者也运用大量笔墨来展现。这就是一线自我精神的一部分，也让我对自身修养有了深刻的反思。态度是很重要的，对工作要努力、上进，生活要随遇而安，不要有那么多欲望和追求，要时刻保持内心的平和。对人对事不要太敏感、多疑虑，要有宽阔的胸襟，要相信社会还是君子多，小人少，这样才能对社会时刻抱有希望。一心力，惜时光，这两者缺一不可。再有就是要淡泊名利、避权位，学术不能太功利主义，立德、立功、立言的古训一定要熟知。要有坚定的毅力，戒浮躁，主要是治学的定力，有外在和内在之区分。开阔的胸襟也是一位史家所必须具备的素质，要尽量客观，宽容，有容乃大，尊重别人的工作和成就，要平和的对待别人。执著是需要的，但不能走向固化，不知变通，要懂中庸之道，否则只能使自己陷于死胡同，学问的研究可能也不会有深入的进展。
任何人的成功都是付出了不为人知的努力。严耕望先生的《治史经验谈》凝聚了他一生的感悟，有治史的精神、做人的道理、人生的情怀。他的成就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积累、摸索所造就的丰厚成果。读这样的一本书，是启迪自我的一次时空之旅，隔着时空与其对话，感受文字的温度。他没有高高在上，也没有夸夸其谈，而更多是与我们交流的经验，表达自己的想法。平实和朴素让我折服，或许我的认识还有待继续提高，但与其对话已是我的进步。读这样的书籍让我舒服，体验着史家别样的人生思想，也思考着自己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学习和教授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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