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时好读书，多半不求甚解，有时会对所读之书做些一轮，美其名曰“读书笔记”。实为一家之言，不妥之处还请诸位方家海涵。
先秦的诸子散文、历史散文、神话传说中有写实的成分，也有虚构的成分。写实的部分可以看作中国散文的源头，虚构的部分可以看作中国小说的源头。如果我们要充分理解中国的散文历史，还是应该读先秦的散文。那个时候，文史哲不分家，我们既可以了解古人的文采，也可以了解古代的历史、古人的思想，这些对今天很有指导意义。
我们通常把孔子和孟子并称孔孟，说孔孟是儒家的两大圣人，他们的思想一脉相承。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去读读诸子散文中的《论语》和《孟子》，就会发现，孟子的很多思想和孔子是不一样的。
孔子的思想很多时候有空想性，他认为军备、粮食、信用，三者中可以不要军备、粮食，但不能没有信用，这带有很大的空想性。孟子则反复强调，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那样才是王道的必要条件。孟子认为，老百姓如果不能解决起码的温饱问题，必然不顾道德底线，社会就危险了。可见，孟子的思想比孔子更务实一些。
孟子说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实话。《论语》中，孔子明明说过：“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齐宣王问孟子：“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却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也。”孟子一方面以孔子的传人自居，另一方面却否认孔子提到过齐桓公这样一个事实，这不是矛盾的吗？
三
《论语》中有一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孔子让几个学生谈自己的志向，曾皙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几句话说得像诗一样优美。孔子很赞同曾皙的说法。对此，有很多种解释。有的说，孔子晚年经受了一系列的打击，开始消极避世，这正是他远离政治生活的真实写照。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正是孔子追求的理想社会。如果真的天下太平了，孔子还四处奔走干什么呢？专门教书育人，平时讲学，暮春时郊游。那不正是他所向往的吗？
我想说的是，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但又不是完全对立。孔子和孟子这样的人，都是先周游列国不受待见，晚年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因此，第一种说法和孔子这类人的生平很契合，不能说它完全错了。第二种说法也是合理的。孔子是有远大政治理想的人，如果真的是到了他所向往的大同社会，他就会按照曾皙所说的去做，过那样的生活。他晚年不再周游列国，开始专心教书育人，表面上看是消极避世，其实还是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流传下去，并发扬光大。他逃避政治生活，其实就是在幻想的大同世界里寻找寄托。可见，两种说法并不完全矛盾。
说到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不光孔子有，其他的人也有过。老子就提出过小国寡民的构想，文中说：“邻国相望，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种说法虽然消极了，但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也不能说它没有合理的一面。诸侯国连年征战，人民苦不堪言，如果国与国、人与人之间没有了来往，怎么还会有战争呢？今天看来，这种想法很天真，但它也反映了古人对和平、安宁生活的憧憬。
我们很熟悉的还有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面就虚构了一个没有国君、租税的和谐社会。
直到当代，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毕生追求的共产主义也是人们追求的理想社会。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说：“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这个道理，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有人觉得很奇怪，毛主席又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怎么希望共产党连同民主党派一起消灭呢？其实，这就是共产主义的设想。如果真正到了共产主义，不需要政党了，政党还存在干什么呢？毛主席不是站在一党之私利的立场上看问题的，而是站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高度。
四
司马迁的《史记》是古代优秀的历史散文，其中也留下了很多争议。例如，范增说“竖子不足与谋！”，这里的竖子究竟是骂谁的呢？它有很多种说法。
有人说竖子就是项羽。因为项羽尊称范增为亚父，把他看得和自己的父亲差不多，老辈骂晚辈几句有什么不对呢？
可是，古代的礼仪是先君臣后父子。我们读过《红楼梦》都知道，女儿做了皇后，爹还得给女儿磕头。范增怎么会直接骂项羽呢？因此，有人说，应该是明指项庄，暗指项羽。项庄没能完成他交给的任务，导致刘邦开溜，所以范增骂项庄。范增不会直接骂项羽，但他骂项庄实际上还是骂项羽，也就是指桑骂槐。
还有一种说法，说竖子是项伯。这种说法也有道理，你身为项羽的叔父，你却吃里扒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还不该骂吗？项羽的阵营中这样的人多了，还能跟他们在一起谋划天下大事吗？
五
诸葛亮的《出师表》被看作古代散文的经典，一般都认为它写得催人泪下，字里行间体现了诸葛亮的赤胆忠心。可是，对此，也有人提出了一些质疑，我本人也感觉不能从字面上去解读这篇文章。
《出师表》处处提到先帝，这让刘禅怎么想？你做得不好，你看看你父亲当年是怎么做的？可是，诸葛亮的话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诸葛亮一再强调自己要报答先帝。刘备是在和东吴的战斗中失败后负气死的，你这么追念刘备，应该为他报仇啊！那你应该把东吴视作敌人，为什么反而和东吴重新结盟呢？当然，这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是权宜之计。先帝明明选的顾命大臣除了诸葛亮，还有李严。《出师表》中竟然没有一处提到李严，这不是权臣排斥异己是什么呢？我们承认李严有问题，可是这和诸葛亮的所作所为没有关系吗？
诸葛亮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有人提出来，皇宫和丞相府怎么能俱为一体？皇宫中有人做了坏事或者做了好事，还要由丞相府的有关人员来论其刑赏，否则就是偏私，就是使内外异法。这给人感觉，诸葛亮是要架空小皇帝。而且，文中反复出现“宜”和“不宜”，这就是在教育皇帝，你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皇帝几乎没有自由，完全得按照诸葛亮说的去做。我们承认刘禅是窝囊废，可是这和诸葛亮没有关系吗？你对一个人管得过死，再聪明的人也会变迟钝，更何况是这样的糊涂虫。
六
韩愈有一篇散文《蓝田县丞厅壁记》，里面讲了县丞这个职务。表面上看，县丞是辅佐县令的，地位应该仅次于县令。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县丞担心自己功高震主，时刻胆战心惊，有职无权，还不如县尉、主簿，有时甚至还要看差役的眼色行事。公文拟好后，差役故意把前面的具体内容卷起来，不让县丞看，只留下最后一点空白，让县丞署上自己的名字。做官做到这种程度，完全被架空了，那是何等的悲哀啊！更可悲的是，民间还有很多人骂县丞不尽职。其实，县丞是有苦说不出。他们根本没有参与政权的机会，对县里的大小事务根本就不了解，却不得不在公文上签字，这不荒唐吗？作者后来还讲到自己的好友崔斯立做了县丞，空有一腔抱负却不得施展，最后干脆在办公室吟诗作赋，还自嘲在办公。
读了这篇散文，让人很沉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空有宏图大志，却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这样的体制还不应该改革吗？
七
韩愈有一篇散文《柳子厚墓志铭》，深切地悼念了他的好友柳宗元。墓志铭通常要用骈文，这却是一篇纯散文，朴实无华，更见真情。文中提到，社会上有很多人，他们平时和你把酒言欢、称兄道弟，甚至发毒誓，感情看似何其真挚。然而，同样是那些人，某一天和你有发丝粗细的利益瓜葛，马上凶相毕露，打击陷害你，而且不择手段。韩愈就是拿这些人的卑鄙无耻反衬柳宗元人格的高尚。柳宗元一生光明磊落，对朋友倾尽全力帮助，毫无私心。
其实，不要说韩愈的时代，即使是今天，我们身边像柳宗元这样的好人也太少了。我们如果能交到像柳宗元这样的朋友，那就是我们的荣幸。
八
欧阳修在写《醉翁亭记》时，才三四十岁，却自称“醉翁”，一副老态龙钟之貌。文中说“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这并不是说他酒量不好，恰恰说明他此刻心情压抑。文中虽然字面上处处表现他与民同乐，其实他的内心深处对贬谪的痛苦是摆脱不了的。他人并不老，但心已经老了。人们常说，人有三岁之翁、百岁之童。年龄有时候不是生理上的，是心理上的。一九七八年《光明日报》上登了傅镇岳的《年龄》，讲了作者拜访物理学家王教授的经历。王教授在文革时对上面要求科学工作者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会议的做法十分不满，那个时候也是老气横秋。后来，粉碎“四人帮”了，他感觉自己又获得了新生。王教授虽然老了，但他此刻仍然充满革命激情，他的心还是年轻的。
我们决不能做三岁之翁，我们大家如果年轻轻的就老气横秋、毫无朝气，这个社会还有希望吗？人都会老，这是自然规律，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做百岁之童的。年轻与否关键在于心态，只要精气神还在，什么时候努力都不晚。我们这个时代，很多德高望重的老人，他们依然在积极为社会做贡献，他们没有倚老卖老、坐享其成，这样的人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九
归有光的《项脊轩志》有一句“借书满架”，高中语文人教版选过这一篇文章。我们老师讲这个地方时，一般都认为书就是向别人借来的。可是，后来，大学教语文教学论的方正老师说：“归有光就算家道中落，也不至于穷到家里连书都没有，还要向左邻右舍借吧！再说，借能借多少呢？靠借书能把书架装满吗？因此，这里'借’不是向别人借，而是借助的意思。借助书使书架摆得满满的。”这样一解释，我才茅塞顿开。
后来，我翻了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里面也有这篇文章，这个地方是“积书满架”。按照这个版本，就没什么争议了，就是书架上堆满了书。我想，如果我们的高中语文课本也用这个版本，就写作“积书满架”不可以了吗？何必要弄出争议，还以讹传讹呢？
十
归有光的《项脊轩志》有“儿寒乎？欲食乎？”这样的话。我们读这样的话感到亲切，可是用文言文写出来总让人感到别扭。文言文说到底是一种典雅的语言，过于生活化总有些不妥。读到这样的句子我们就明白，白话文为什么应该取代文言文？文学说到底是源于生活的，写生活就应该是生活的语言。文言文在唐宋以后就和实际的口语慢慢脱离了，平时人们说话和今天是差不多的，我们读唐代的变文，看看词、曲中的白话句子，尤其是明、清的小说就可以知道。到了归有光的时代，白话文已经产生几百年了，平时一个老百姓谁会说“儿寒乎？欲食乎？”这样的话呢？写到文章里，今天读来不可笑吗？
十一
《古文观止》的编者在评论李密的《陈情表》时说它“无一字虚言驾饰”，今天看来这个说法过于绝对。我们不能否认，《陈情表》写得真挚感人、催人泪下，可是结合具体的问题，再联想当时的背景，说它“无一字虚言驾饰”，恐怕就不妥了。
李密说：“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且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这里将晋朝夸得无比美好，还说自己特受优待，这不是“虚言驾饰”吗？作者还反复强调自己因为老祖母而不能做官，完全是这个原因吗？显然不是，他是在观望。当然，我们并不是否定李密的人品，毕竟他也是无可奈何，乱世中首先得懂得自保。
十二
前几年看过清代崔述的《冉氏烹狗记》，文中讲了一户姓冉的家里养了一条狗。这条狗见到生人经过都会狂吠，有时还咬伤人。大家都觉得这是条好狗，能够看家护院。可是，有一次，家里遇到了强盗，全家人都在勇敢地和强盗搏斗，却听不到狗的狂吠，更看不到狗咬强盗的身影。原来，狗躲到床底下去了。主人恍然大悟，原来这条狗只会欺负善良、弱小的人，遇到强盗就认怂了，一气之下把狗杀了，煮着吃了。
我们能说作者仅仅是写这条狗吗？很显然是用狗讽刺某些小人。我们身边总有一群人，欺压善良、柔弱的人时，他们好像很有能耐。可是，一旦遇到强大的恶势力，他们什么本领都没有了，首先逃跑的就是他们。从古至今，这类人大有人在，他们的确很可恨。
十三
鲁迅先生有一篇散文《风筝》，说到他小时候反对弟弟放风筝。可是，后来，他的弟弟周建人却说，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鲁迅确实不喜欢放风筝，但他并不反对别人放风筝。为什么会这样呢？曹聚仁先生在《鲁迅评传》这本书中给出了答案。原来，鲁迅强调一个事物的时候，喜欢把有的方面尽量夸大。鲁迅小时候认为孩子老是玩玩具不好，玩物丧志，长不大。后来，他的观念改变了，他当然要对过去的错误思想进行批判。为了彻底批判这种错误思想，他就对过去的错误进行了放大。
这也告诉我们，文学源于生活还得高于生活。为了艺术上的渲染，文学可以和生活适当拉开距离。
十四
我们读初中时学过鲁迅先生的《藤野先生》。其实，鲁迅逝世后，藤野先生也写了一篇《谨忆周树人君》，同样写得很感人。
读了藤野先生的《谨忆周树人君》，我们就能深刻地体会到藤野先生这种超越民族的博爱。鲁迅回国后，藤野先生一直很想念鲁迅，可是他后来一直住在乡下，消息不通。藤野先生写这篇文章的前两年，鲁迅写的那篇《藤野先生》被翻译成日文，藤野先生的儿子在课堂上知道了这篇文章，是教汉文的老师告诉他儿子的。儿子回家后给父亲讲这件事。藤野先生这时才知道，鲁迅回国后成了优秀的文学家。没有想到，转眼之间，鲁迅竟然不在世了。藤野先生当然很悲痛，他觉得自己并没有为鲁迅做过什么，鲁迅却在文章中把他写得那么好。如今，鲁迅死了，藤野先生就想，鲁迅的家人生活得怎么样？鲁迅有没有孩子？最后他只能默默地祝愿鲁迅的家人过得好。当时日本正大举侵华，藤野先生能够顶着巨大压力，怀念一个中国的学生，这样的勇气值得敬佩。
十五
冯至有一篇《朱自清先生》，这一篇散文回忆了作者与朱自清生前交往的一些细节，写出了朱自清的伟大人格。朱先生平时温良恭俭让，谈话时主要是认真倾听，不打断别人的发言，很少出风头。他即使是批评人，也很有分寸，不一棍子打死。可是，在涉及国家、民族的大是大非的问题时，他立场坚定，对恶势力从不低头。
我经常想，我们做人就应该像朱自清先生一样。平时要懂得与人为善、宽容大度、和蔼可亲，但是在原则问题上要敢于拍案而起，无私无畏。现实中，很多人恰恰是倒过来了，他们对身边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揪着不放，可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丧失立场、颠倒黑白。我们这个民族需要朱自清这样的真君子。
十六
老舍的儿子舒乙有一篇散文《父子情》，里面说老舍对儿子的功课采取超然的放任自流的态度。还有很多名人都说过同样的话，他们对子女的文化课教育并不很关心。很多人不理解，那么多名人都不关心子女的学习，为什么今天的父母还要这么重视子女的学习成绩呢？
其实，持这种观点的人太无知了。我们永远要知道，名人是名人，普通人是普通人，两者在很多地方没有可比性。名人的子女也许文化课的学习不用很上进，但他们接触到的其他事物比我们要丰富得多，这是我们不知道的。而且，中国的教育他们觉得不好，可以送子女去国外留学。普通的家庭可能做到吗？我们周围也的确有些糊涂的父母，觉得读书无用，完全忽视子女的学习。他们不知道，普通人要想改变命运，必须努力学习，基本上没有其他的途径。一般的学生，如果放弃了文化课的学习，整天浑浑噩噩，终究会抱恨终身。
十七
丰子恺先生的《静观人生》有三篇文章讲李叔同先生，分别是《怀李叔同先生》《李叔同先生的文艺观》《李叔同先生的爱国精神》。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丰子恺对恩师李叔同的敬仰。李叔同的品行高洁，博学多才，身上洋溢着拳拳的爱国之情。这样的人的确值得我们后人怀念。
我大学时听一个爱好音乐的人说：“李叔同如果不出家，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和鲁迅不相上下。”我不敢说这句话没有夸张，但也不能说这是胡说八道。李叔同是看到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称帝，紧接着军阀混战，世界大战打得不可开交，在这样的形势下出家的。他是对这个世道绝望了，当然这里面有个人的时代局限性，但我们不能对他求全责备。他是为了社会、人生的根本问题出家的，从这一点上看，他依旧是伟大的。
十八
汪曾祺先生有一篇散文《端午的鸭蛋》，里面讲了高邮的咸鸭蛋。作者说，小时候吃咸鸭蛋，是打一个小孔，用筷子挖着吃。吃完后，捉萤火虫装在蛋壳里，当做灯笼玩。文章结尾写得很幽默，车胤囊萤夜读，用布袋子装萤火虫，为什么不用蛋壳呢？古代的字用毛笔写，很大，如果是今天的新五号字就看不清了。
其实，说起囊萤夜读，清代的康熙皇帝做过实验。他让人捉了几百只萤火虫，装在袋子里。结果，萤火虫的光很微弱，根本看不清书上的字画。皇帝老爷子总算做了件好事，让我们看到了真相。我们竟然用这样虚假的故事去励志，这不是很可笑吗？
十九
中国当代有一个写文化散文的作家余秋雨先生，他的散文写得很好，的确有文化内涵，我们读高中时就学过他的《道士塔》。可是这个人本身人品并不好。余秋雨不仅有很多污点，而且不肯认错，于是有人质问：“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
我读大学时，听好几个老师讲过余秋雨。我们的夏元明教授说：“余秋雨这个人确实有问题，可是有人质问余秋雨为何不忏悔，这就过头了。为什么呢？你又不是上帝，你怎么能要求别人忏悔呢？”至今想起夏老师这句话，总觉得很有道理。我们批判人和事要有个度，不能把自己放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别人一棍子打死。
二十
前苏联作家普里什文有一篇短小精悍的散文《水滴和石头》，文中说：“水滴落在石头上，清楚地发出'我’的声音。石头又大又硬，也许还要在这儿卧上一千年，水滴却仅活一瞬间，这一瞬间，不过是痛感无能为力而已。然而'水滴石穿’的道理却是千古不变的，那许多的'我’汇合成了我们，力量之强，不仅能滴穿石头，有时还形成滚滚急流，竟把石头冲走。”这一段文字富含哲理，水滴看似柔弱，然而聚少成多，最后能把坚硬的石头滴穿。我们人也要做有水滴品格的人，坚强不屈、持之以恒。
水滴石穿，本身是中国的成语，前苏联的作家也能发出同样的感慨，可见人类的文化有时候是相通的，它超越了民族的界限。
二十一
丘吉尔，我们知道他是著名的政治家。其实，他还是著名的作家，而且喜欢绘画。我曾经在《外国百年散文鉴赏》这本书中读到了他的《我与绘画的缘分》。作者那个时候已经四十岁了，从来没画过画。有一次，开始尝试绘画，时间长了竟然越来越喜欢绘画了。他对绘画也有很多自己的独特见解。文中有一个地方提到记忆对绘画的影响。说画家惠斯特勒教学生绘画时，不是照着模特临摹，而是凭记忆来画。他把模特放在一楼，学生看了模特后，要到二楼凭回忆来画。在二楼画熟练了，上三楼画。到最后，他培养的高材生得跑步从一楼赶到六楼去画。这种做法就很有意思。
艺术不是对现实的机械模仿，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凭自己的记忆，对自己见到的事物进行复写。我们只有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的这种能力，才能使自己的艺术造诣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一味地照葫芦画瓢，那样是很难进步的。
二十二
南斯拉夫作家普·沃兰滋有一篇散文《铃兰花》。作者提到他小时候，家附近有一片晦暗的洼地。人们把那片洼地称作“地狱”，年幼的他自然有一种恐惧感。西方人从小就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对“地狱”这个词相当敏感。他不到六岁的时候，父亲强迫他到“地狱”去放牧。他虽然被迫去了“地狱”，却感到很委屈。母亲觉得父亲的做法太过分，父亲也答应以后不让他去“地狱”放牧，但这件事还是给他造成了创伤。终于有一天，母亲想带一束铃兰花去教堂，可这种花只有“地狱”有。他怀着对母亲的爱，战胜了恐惧，从“地狱”采到了铃兰花。
我们总以为，父亲式的教育能增强孩子的独立性，有利于孩子以后的成长。然而，过分的粗暴也会使孩子失去对家的认同感，反而会使孩子产生逆反心理。文中的母亲是温柔善良的，她的爱却在无意中感染了孩子，使孩子在爱的驱使下战胜恐惧，突然变坚强了。
母爱是伟大的，它在悄声无息中蕴含着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我们可能平时感受不到，但它会在关键的时刻表现出来，并伴随我们一生。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