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中有赋，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现当代文学中有散文诗，也是边缘性文体。于是，有人说，赋就是古代的散文诗。可是，我想说，这样的说法是很牵强的，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赋在形式上就同时有诗歌和散文的特征，而散文诗是散文的形式、诗的内涵，两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是不同的体系，强行放到一起比较就是削足适履，只会闹笑话。
我们通常说小说是虚构的，散文是写实的，其实两者的界限有时并不是很明朗。
我们读过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面有一部分是闰土的父亲教自己捕鸟，这一部分和他的小说《故乡》有重合。而且，闰土是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原型是章运水。《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散文，应该是章运水，作者还写的是闰土。你能说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全部都是写实吗？它和作者创作的小说《故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单纯地看作一篇写实的散文。
我们读初中时，还学过郑振铎先生的《猫》，当时课本上说这是小说。后来，其他版本的语文课本也选了这篇文章，却说它是散文。郑振铎年轻的时候，离我们现在已经好几十年了，他写的到底是真实的事情还是虚构的，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很难知道，它到底是小说还是散文。
鲁迅先生有一篇散文《〈二十四孝图〉》，里面对这些图画宣传的孝道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有人也许不懂了，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鲁迅为什么还要批判呢？
其实，如果我们对孝道文化有了深刻的理解，就会明白鲁迅的良苦用心。封建社会，孝道文化已经被扭曲了。例如，郭巨埋儿、卧冰求鲤、曹娥投江等故事就是完全泯灭人性的，教育人们愚忠，对长者可以牺牲一切。这些故事的结局当然是浪漫的，可是现实生活中只会摧残人。鲁迅后来在《我们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就指出了中国文化的落后的一面。一个进步的时代，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年轻一代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却倒过来了，首先考虑的是老人。我们不是说不应该孝顺长辈，可是为了孝敬父母可以埋儿子，可以卧冰，可以投江，这样的人和事还作为正面典型去宣传，这就有问题了。如果我们总是先考虑老人，不考虑下一代的成长，这个社会从长远来看怎么进步呢？
也就是说，鲁迅并不是反对人们尽孝，而是反对以孝道文化为代表的封建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鲁迅后来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就指出，官方的孔子、中国老百姓心中的孔子，和历史上真实的孔子是有出入的。这不是没有道理的。王祥卧冰求鲤，事后母至孝，后母反而要谋杀他。他的做法是典型的以德报怨。其实孔子分明是反对以德报怨的，孔子的观点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可见，后来的儒家思想已经变味了，鲁迅批判它不能说不应该。孔子的思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被歪曲，带来了一些文化糟粕，鲁迅对此能不深恶痛绝吗？
鲁迅先生有一篇散文《风筝》，说到他小时候反对弟弟放风筝。可是，后来，他的弟弟周建人却说，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鲁迅确实不喜欢放风筝，但他并不反对别人放风筝。为什么会这样呢？曹聚仁先生在《鲁迅评传》这本书中给出了答案。原来，鲁迅强调一个事物的时候，喜欢把有的方面尽量夸大。鲁迅小时候认为孩子老是玩玩具不好，玩物丧志，长不大。后来，他的观念改变了，他当然要对过去的错误思想进行批判。为了彻底批判这种错误思想，他就对过去的错误进行了放大。
这也告诉我们，文学源于生活还得高于生活。为了艺术上的渲染，文学可以和生活适当拉开距离。
我们读初中时学过鲁迅先生的《藤野先生》。其实，鲁迅逝世后，藤野先生也写了一篇《谨忆周树人君》，同样写得很感人。
读了藤野先生的《谨忆周树人君》，我们就能深刻地体会到藤野先生这种超越民族的博爱。鲁迅回国后，藤野先生一直很想念鲁迅，可是他后来一直住在乡下，消息不通。藤野先生写这篇文章的前两年，鲁迅写的那篇《藤野先生》被翻译成日文，藤野先生的儿子在课堂上知道了这篇文章，是教汉文的老师告诉他儿子的。儿子回家后给父亲讲这件事。藤野先生这时才知道，鲁迅回国后成了优秀的文学家。没有想到，转眼之间，鲁迅竟然不在世了。藤野先生当然很悲痛，他觉得自己并没有为鲁迅做过什么，鲁迅却在文章中把他写得那么好。如今，鲁迅死了，藤野先生就想，鲁迅的家人生活得怎么样？鲁迅有没有孩子？最后他只能默默地祝愿鲁迅的家人过得好。当时日本正大举侵华，藤野先生能够顶着巨大压力，怀念一个中国的学生，这样的勇气值得敬佩。
几年前，我曾经在武汉的图书城买过一本书，是曹聚仁先生的《鲁迅评传》。读了这本书，我们对鲁迅会有一些新的认识。
这本书的序言就是一篇感人的散文。作者回想年轻的时候，鲁迅在他家里吃晚饭。饭后，两个人谈了很多。鲁迅看到曹聚仁的书桌上有很多自己的资料，就问：“曹先生，你准备写我的传记吗？”曹聚仁说：“与其把你写成一个神，不如写成一个人好。”这就是曹聚仁对自己研究鲁迅的定调。可惜的是，鲁迅很快就过世了，这当然出乎曹聚仁的意料，也让他很惋惜。这部分文字的确催人泪下。紧接着，抗战爆发，他只好暂时放弃了对鲁迅的研究。到了晚年，曹聚仁移居香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不受政治的束缚，可以大胆地言他人所不敢言。曹聚仁这么说，并不会损害鲁迅的光辉形象。因为名人也是人，不是神，一味地高大全就有失真的味道。
2016年是鲁迅先生逝世八十周年，这不禁使我想起几篇其他人怀念鲁迅的文章。
我们小时候都读过周晔的《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作者是以一个孩子的视角来写鲁迅的，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小事，让我们看到了鲁迅这个人的和蔼可亲。
再大一点，我知道往年的高中语文课本有唐弢的《琐忆》，里面讲了唐弢和鲁迅交往的一些故事。唐弢在没见过鲁迅之前，听别人说鲁迅多疑，他对鲁迅也有偏见。可是，后来他写文章，别人怀疑那是鲁迅写的，骂鲁迅。唐弢觉得过意不去，自己写的文章，怎么能让别人替自己挨骂呢？他去向鲁迅道歉，可是鲁迅很大度，没有责怪他的意思，这让他对鲁迅产生了敬意。唐弢发现，鲁迅并不刻板，有时也很幽默。鲁迅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有钱人，大家都想巴结他，连和他说一句话都觉得是荣耀。有一次，一个乞丐到处说：“那个富人和我说话了。”大家很好奇，就问个究竟：“他和你说什么了？”乞丐说：“我站在他家门口，他出来对我说：'滚出去！’”嬉笑怒骂中讽刺了国民以耻为荣、自欺欺人的劣根性。唐弢也写过其他怀念鲁迅的文章，例如《同志的信任》，讲的是鲁迅把方志敏的遗作转交给共产党的感人事迹。鲁迅死后，唐弢还写了一篇《鲁迅丧仪散记》，字里行间充满了对鲁迅的怀念。
现在小学语文课本还选了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鲁迅讲鬼的故事。鲁迅年轻时，有一次晚上回家，看到一个人装鬼。鲁迅踢了他一脚，他吓跑了。文中说得好，鬼让鲁迅先生踢一下好，恰恰给了他做人的机会。
鲁迅先生逝世前写过一篇《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文章开头提到，章炳麟的葬礼并不热闹。有人感叹，中国的人们对于本国的学者，还不如对高尔基热情。鲁迅也指出，这种看法很肤浅。高尔基是革命的作家，生前备受尊敬，死后自然也被大家怀念。可是，章炳麟虽然早年投身革命，但是后来与时代隔绝，渐渐被人们淡忘。两人的经历是截然不同的，硬要放到一起比较是不可行的。
其实，说到章炳麟晚年热衷于学术，革命性减退，我们要说句公道话，那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问题。孙中山、蒋介石那一派人人品确实不好，章炳麟看透了他们，自然不愿再与他们为伍。一个革命的元老，看到自己早年为之奋斗的祖国破败不堪，自己却无能为力，他除了研究国学，逃避现实，还能怎么办呢？
我们大学的普通话测试教程里有一篇《胡适的白话电报》。里面讲了胡适三十年代在北京大学做教授，大力提倡白话文。可是，有的学生喜欢文言文，不喜欢白话文。为了证明白话文比文言文好，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朋友请他到政府部门任职，他决定不去。一个学生写的文言电报是“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一共12个字。然而，胡适的白话电报只有5个字“干不了，谢谢”。胡适告诉学生，只要会选用字词，白话文可以比文言文省字。
新文化运动，1917年左右就开始提倡白话文，这时已经三十年代了，一二十年了，居然还有人认为文言文比白话文好，而且还是年轻人。可见，新事物要想取代旧事物，过程是何等艰难。我们再看看朱自清的《背影》，末尾写到父亲给他的信，信中说：“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这几句还是文言。可见，虽然白话文在大力提倡，很多人平时写文章还是习惯用文言文。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过程不是我们今天想象得那么顺利。
汪曾祺先生有一篇散文《端午的鸭蛋》，里面讲了高邮的咸鸭蛋。作者说，小时候吃咸鸭蛋，是打一个小孔，用筷子挖着吃。吃完后，捉萤火虫装在蛋壳里，当做灯笼玩。文章结尾写得很幽默，车胤囊萤夜读，用布袋子装萤火虫，为什么不用蛋壳呢？古代的字用毛笔写，很大，如果是今天的新五号字就看不清了。
其实，说起囊萤夜读，清代的康熙皇帝做过实验。他让人捉了几百只萤火虫，装在袋子里。结果，萤火虫的光很微弱，根本看不清书上的字画。皇帝老爷子总算做了件好事，让我们看到了真相。我们竟然用这样虚假的故事去励志，这不是很可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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