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有一篇散文诗《海燕》,里面提到了企鹅。当时,我有一个困惑,企鹅不是南极才有的动物吗?俄国在北半球,那里怎么会有企鹅呢?
其实,俄国曾经有过一种大企鹅,但在高尔基的时代早已灭绝。高尔基把企鹅作为一种意象,具有象征意义,用来比喻害怕困难的懦夫。我们不能认为,高尔基真的见到了企鹅。
文学作品中的事物不一定是现实生活中真正存在的,有的是作者的虚构。
高尔基写过一篇散文诗《鹰之歌》,借一个克里米亚牧羊老人之口,讲了一个鹰的故事。鹰受了伤,可是在临死的时候,它依然展翅飞翔。蛇不理解鹰的想法,还嘲笑它。中国现代作家丽尼也有一篇《鹰之歌》,写出了鹰展翅高飞的雄姿,最后这只鹰同样死得很悲壮。
这两篇散文都是借鹰托物言志,鹰象征着战斗的勇士。在革命时期,尤其需要这样的顽强拼搏的精神,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不失美丽。
苏联作家普里什文有一篇短小精悍的散文《水滴和石头》,文中说:“水滴落在石头上,清楚地发出'我’的声音。石头又大又硬,也许还要在这儿卧上一千年,水滴却仅活一瞬间,这一瞬间,不过是痛感无能为力而已。然而'水滴石穿’的道理却是千古不变的,那许多的'我’汇合成了我们,力量之强,不仅能滴穿石头,有时还形成滚滚急流,竟把石头冲走。”这一段文字富含哲理,水滴看似柔弱,然而聚少成多,最后能把坚硬的石头滴穿。我们人也要做有水滴品格的人,坚强不屈、持之以恒。
水滴石穿,本身是中国的成语,苏联的作家也能发出同样的感慨,可见人类的文化有时候是相通的,它超越了民族的界限。
南斯拉夫作家普·沃兰滋有一篇散文《铃兰花》。作者提到他小时候,家附近有一片晦暗的洼地。人们把那片洼地称作“地狱”,年幼的他自然有一种恐惧感。西方人从小就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对“地狱”这个词相当敏感。他不到六岁的时候,父亲强迫他到“地狱”去放牧。他虽然被迫去了“地狱”,却感到很委屈。母亲觉得父亲的做法太过分,父亲也答应以后不让他去“地狱”放牧,但这件事还是给他造成了创伤。终于有一天,母亲想带一束铃兰花去教堂,可这种花只有“地狱”有。他怀着对母亲的爱,战胜了恐惧,从“地狱”采到了铃兰花。
我们总以为,父亲式的教育能增强孩子的独立性,有利于孩子以后的成长。然而,过分的粗暴也会使孩子失去对家的认同感,反而会使孩子产生逆反心理。文中的母亲是温柔善良的,她的爱却在无意中感染了孩子,使孩子在爱的驱使下战胜恐惧,突然变坚强了。
母爱是伟大的,它在悄声无息中蕴含着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我们可能平时感受不到,但它会在关键的时刻表现出来,并伴随我们一生。
丘吉尔,我们知道他是著名的政治家。其实,他还是著名的作家,而且喜欢绘画。我曾经在《外国百年散文鉴赏》这本书中读到了他的《我与绘画的缘分》。作者那个时候已经四十岁了,从来没画过画。有一次,开始尝试绘画,时间长了竟然越来越喜欢绘画了。他对绘画也有很多自己的独特见解。文中有一个地方提到记忆对绘画的影响。说画家惠斯特勒教学生绘画时,不是照着模特临摹,而是凭记忆来画。他把模特放在一楼,学生看了模特后,要到二楼凭回忆来画。在二楼画熟练了,上三楼画。到最后,他培养的高材生得跑步从一楼赶到六楼去画。这种做法就很有意思。
艺术不是对现实的机械模仿,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凭自己的记忆,对自己见到的事物进行复写。我们只有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的这种能力,才能使自己的艺术造诣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一味地照葫芦画瓢,那样是很难进步的。
保加利亚作家埃林·彼林曾经写过散文《黑玫瑰》,其中的第一篇就是《鹰的羽毛》。文中说“我”小时候捡到一支鹰的羽毛,觉得很好玩。“我”举着鹰的羽毛跑起来就像鹰一样飞着。后来,“我”变成青年了,爱上了一个女孩子,“我”用鹰的羽毛装饰自己的帽子。可是,后来,因为“我”太穷了,人们说“我”只有一支鹰的羽毛,是不可能过上好日子的,就鼓动女孩和“我”分手。“我”收藏了这支羽毛,不再用它装饰帽子。再后来,“我”又拿出这支羽毛,把它做成一支笔。“我”想写愉快的东西,但写出来的却是悲伤的。
这里以鹰的羽毛为意象,富有象征意义。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经历不同,心理也不同。小时候无忧无虑,天真无邪。到了青年时期追求爱情,理想中的爱情是浪漫的。可是,现实是残酷的,只会让幻想破灭。人从梦中惊醒后总会有消沉的时候,可是终究还是要振作起来。“我”把鹰的羽毛做成笔,就是要向不合理的世道宣战。人都想忘掉痛苦,可是痛苦却总是刻骨铭心。其实,换一个角度想想,悲痛也是催人向上的动力。这篇看似柔和的短文,其实也是充满战斗的激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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