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有一篇散文诗《海燕》，里面提到了企鹅。当时，我有一个困惑，企鹅不是南极才有的动物吗？俄国在北半球，那里怎么会有企鹅呢？
其实，俄国曾经有过一种大企鹅，但在高尔基的时代早已灭绝。高尔基把企鹅作为一种意象，具有象征意义，用来比喻害怕困难的懦夫。我们不能认为，高尔基真的见到了企鹅。
文学作品中的事物不一定是现实生活中真正存在的，有的是作者的虚构。
高尔基写过一篇散文诗《鹰之歌》，借一个克里米亚牧羊老人之口，讲了一个鹰的故事。鹰受了伤，可是在临死的时候，它依然展翅飞翔。蛇不理解鹰的想法，还嘲笑它。中国现代作家丽尼也有一篇《鹰之歌》，写出了鹰展翅高飞的雄姿，最后这只鹰同样死得很悲壮。
这两篇散文都是借鹰托物言志，鹰象征着战斗的勇士。在革命时期，尤其需要这样的顽强拼搏的精神，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不失美丽。
苏联作家普里什文有一篇短小精悍的散文《水滴和石头》，文中说：“水滴落在石头上，清楚地发出'我’的声音。石头又大又硬，也许还要在这儿卧上一千年，水滴却仅活一瞬间，这一瞬间，不过是痛感无能为力而已。然而'水滴石穿’的道理却是千古不变的，那许多的'我’汇合成了我们，力量之强，不仅能滴穿石头，有时还形成滚滚急流，竟把石头冲走。”这一段文字富含哲理，水滴看似柔弱，然而聚少成多，最后能把坚硬的石头滴穿。我们人也要做有水滴品格的人，坚强不屈、持之以恒。
水滴石穿，本身是中国的成语，苏联的作家也能发出同样的感慨，可见人类的文化有时候是相通的，它超越了民族的界限。
南斯拉夫作家普·沃兰滋有一篇散文《铃兰花》。作者提到他小时候，家附近有一片晦暗的洼地。人们把那片洼地称作“地狱”，年幼的他自然有一种恐惧感。西方人从小就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对“地狱”这个词相当敏感。他不到六岁的时候，父亲强迫他到“地狱”去放牧。他虽然被迫去了“地狱”，却感到很委屈。母亲觉得父亲的做法太过分，父亲也答应以后不让他去“地狱”放牧，但这件事还是给他造成了创伤。终于有一天，母亲想带一束铃兰花去教堂，可这种花只有“地狱”有。他怀着对母亲的爱，战胜了恐惧，从“地狱”采到了铃兰花。
我们总以为，父亲式的教育能增强孩子的独立性，有利于孩子以后的成长。然而，过分的粗暴也会使孩子失去对家的认同感，反而会使孩子产生逆反心理。文中的母亲是温柔善良的，她的爱却在无意中感染了孩子，使孩子在爱的驱使下战胜恐惧，突然变坚强了。
母爱是伟大的，它在悄声无息中蕴含着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我们可能平时感受不到，但它会在关键的时刻表现出来，并伴随我们一生。
丘吉尔，我们知道他是著名的政治家。其实，他还是著名的作家，而且喜欢绘画。我曾经在《外国百年散文鉴赏》这本书中读到了他的《我与绘画的缘分》。作者那个时候已经四十岁了，从来没画过画。有一次，开始尝试绘画，时间长了竟然越来越喜欢绘画了。他对绘画也有很多自己的独特见解。文中有一个地方提到记忆对绘画的影响。说画家惠斯特勒教学生绘画时，不是照着模特临摹，而是凭记忆来画。他把模特放在一楼，学生看了模特后，要到二楼凭回忆来画。在二楼画熟练了，上三楼画。到最后，他培养的高材生得跑步从一楼赶到六楼去画。这种做法就很有意思。
艺术不是对现实的机械模仿，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凭自己的记忆，对自己见到的事物进行复写。我们只有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的这种能力，才能使自己的艺术造诣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一味地照葫芦画瓢，那样是很难进步的。
保加利亚作家埃林·彼林曾经写过散文《黑玫瑰》，其中的第一篇就是《鹰的羽毛》。文中说“我”小时候捡到一支鹰的羽毛，觉得很好玩。“我”举着鹰的羽毛跑起来就像鹰一样飞着。后来，“我”变成青年了，爱上了一个女孩子，“我”用鹰的羽毛装饰自己的帽子。可是，后来，因为“我”太穷了，人们说“我”只有一支鹰的羽毛，是不可能过上好日子的，就鼓动女孩和“我”分手。“我”收藏了这支羽毛，不再用它装饰帽子。再后来，“我”又拿出这支羽毛，把它做成一支笔。“我”想写愉快的东西，但写出来的却是悲伤的。
这里以鹰的羽毛为意象，富有象征意义。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经历不同，心理也不同。小时候无忧无虑，天真无邪。到了青年时期追求爱情，理想中的爱情是浪漫的。可是，现实是残酷的，只会让幻想破灭。人从梦中惊醒后总会有消沉的时候，可是终究还是要振作起来。“我”把鹰的羽毛做成笔，就是要向不合理的世道宣战。人都想忘掉痛苦，可是痛苦却总是刻骨铭心。其实，换一个角度想想，悲痛也是催人向上的动力。这篇看似柔和的短文，其实也是充满战斗的激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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