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的第三种造型
卞毓方
一位摆弄经济学的倔老头儿,风吹别调,发出了和百家——其实也就是一家——不同的声音,举国展开围剿。这老头儿不是别人,正是鼎鼎大名的马寅初。鼎鼎大名管什么用,名声徒然为批判制造轰动。战友噤声,受莫能助;同事侧目,视若寇仇;学子声讨,不共戴天。为了什么?为了一篇《新人口论》。有好心人劝马寅初偃旗息鼓,暂时收篷转舵。这也不失为明智,不是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不走”嘛。马老头儿断然拒绝。他认死理:这不是政治,而是学术。学术贵乎争论,真理越辩越明;岂能一遇袭击,就退避三舍,明哲保身!批判愈是升级,马寅初愈发斗志昂扬;马寅初愈显轩昂,批判愈加大张旗鼓。
一位举足轻重的老朋友出来圆场。这位老朋友,向以严于克已出名,其高风亮节,有口皆碑。老朋友亲自找马寅初谈话,内容不外乎要他转弯子。转弯子是一门学问,人类的许多大动作都得力于斯。它有时是退守,有时是迂回,有时是改向。此时此地,恐怕首先表现为台阶。批判者需要台阶,借以显示路线、立场的胜利。被批判者也需要台阶,聊做“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的自慰。老朋友开门见山,他说:“马老啊,你比我年长16岁,你的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1938年你我在重庆相识,成了忘年之交,整整有二十年了啊。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呢?这次你就应我一个请求,对你的《新人口论》写一份深刻的检讨,不妨从你的家庭出身、西方教育等方面入手,检讨了,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也算过了这一关。如何啊?”设身处地,老朋友堪谓推心置腹,循循善诱。谁知马寅初不买账,他决不转弯。换言之:决不检讨。
马寅初的决绝,令我们想起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我敬爱柏拉图,但我更爱真理。”也就是我们中国人通译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不过,马寅初终究是侠义中人,他深恐自己的不妥协招致误解,开罪贤达。考虑再三,决定给老朋友一个公开交代。数天后,他为《新建设》杂志撰文,便特意加上一段:《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1949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读者不难猜测,这位老朋友就是周恩来。在这件公案上,周恩来表现出殚精竭虑,而又左支右绌,让人不胜唏嘘。而马寅初,则让人五内鼎沸,肃然起敬。
二
此事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那是个阳光明媚而又瘴烟四伏年代,不仅年轻的读者难以理解,就是许多过来人,也难以准确描述。
说阳光明媚,这是举国上下的通感。那个年头的人们集体可爱,他们正经历着革命化的洗礼。人人争相脱胎换骨,个个锻炼火眼金睛。要的就是这种红彤彤的世界,要的就是这种亮晶晶的人生。这里飞扬的是开天辟地的豪情。上下五千年,纵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任你雕,任你塑,任你长驱直入自由驰骋。
说瘴烟四伏,这是事后拾来的清醒。那个年头的人们又集体可悲,他们的理想、激情、才智,很快就沦为一场大规模政治实验的祭品。培根天真,讲知识就是力量;阿基米德才华敌国,禁不住罗马士兵的一剑;布鲁诺慧眼识得宇宙无限,也难逃宗教裁判所的火堆。
马寅初,正是这种多元命运的缩影。
马寅初之可爱,用得上当年的一句时髦词语:全身心拥抱时代。比方说,他早年留学美国,精通英文、德文、粗通法文,算得上是学贯中西。然而,为了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在69岁那年,他又“老夫聊发少年狂”,一头钻进俄文,并且只花了三年工夫——注意,这里纯粹是指业余时间——就能够自如地出入俄文书报。这成绩,即使搁在风华正茂的学子身上,也洵非寻常。再比方说,他皓首穷经,老而弥坚;人在校园,心系苍生;思考的是理论,关注的是实际;着眼的是中国,辐射的是世界;检索的是历史,透视的是未来。
这里,我想到思想者的三种命运。一种思想是与潮流同步,因而最功利,也最稳当,尽管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转瞬就有可能化做明日黄花。一种思想是超前半步,属于不乏新鲜,也不乏风险,然而,当卫道士们正要抡起大棒申斥时,已被社会前进脚步裁判为真理。一种思想是领先百家,超越时代,洽谈室要被视为异端邪说,大逆不道,常常要等上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为后来者逐渐认为、接纳。正是这种遭遇,使一批又一批的竖子成名,而使一批又一批的布鲁诺、曹雪芹愤世嫉俗,慷慨悲歌。
马寅初与他的人口理论,演绎的正是思想者的第三种命运。
三
自从献身经济学,人口问题,一直是马寅初关注的焦点。数十年来,他有过多种著述。但是,1955年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却是他建国后首次就人口问题表态。在他看来,这已是一个瓜熟蒂落的结论,只待伸手摘取。没有想到,爆发的不是掌声,而是斥责,收获的不是龙种,而是跳蚤。“社会主义国家哪来的人口问题?”奇怪,社会主义国家就没有人口问题,这论断是谁下的?
作为一代历史人物,马寅初自此脱鞴而出。马寅初生于1882年,死于1982年,活了101岁,根据毕达哥拉斯著名的黄金分割律,他一生的关键期,应该是在1944年,也就是62岁前后。事实正是如此:马寅初1939年以前是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一个中上层官僚,“不与共产党一起,还作过文章批评马克思”;但从那一年起,君子豹变,他毅然改弦更辙,追随马克思,追随共产党。为此,触怒了国民党当局,先是被投入集中营,后又改成软禁,整整失去5年自由。正因为有此一“劫”,马寅初才由一位党国经济要员,变成蜚声天下的民主斗士。也正因为有此“正果”,建国后,70高龄的他才有资格出任北大校长。然而,马寅初进入世纪人物的更高一个档次,却是从他1955年关于人口问题的发言开始。你瞧,就在那次人大会上,面对公众的质疑,他居然扬言:“大家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见。我也可以暂时收回发言稿件。但我认为,我的意见和主张是正确的,并不因为大家反对,就改变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我将对这一问题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对自己的发言再行补充完善,下次人大会上,还将提出。”
真理没有外衣。马寅初按照他的既定方案,以经过一年多的广泛调查,深入研究,于1957年3月,把人口问题直接搬到了中南海的最高国务会议。“人口多就是我们的致命伤。”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
据说,毛泽东主席当场讲了话。
毛泽东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马寅初今天讲得很好!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
毛泽东的表态,无疑是对马寅初的支持。马寅初心花怒放,4月底,他决定在北大做公开演讲——这是他建国后首次作学术报告——竟然按捺不住满腔激动,不顾自己一校之长的尊严,亲自到校园张贴海报。而后,他又以那次演讲稿为基础,吸纳各方面的意见,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修改,最终形成长篇学术论文。为了区别马尔萨斯以及其他既有的人口论学者,也为了彻底告别自己的过去,他把文章命名为《新人口论》。
一篇雄文,一声铁定要在20世纪的史册上留下绝唱的浩汉,就这样诞生了。1957年6月,作为一项提案,也作为对自己1955年那番讲话的回应,马寅初把《新人口论》提交给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同年7月5日,全文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
四
《新人口论》堪谓生不逢辰。1957年早春,共产党发动全民帮助整风,这本来是一片春风骀荡、天高日晶的升平气象,马寅初加快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正是深受这种大气候的鼓舞。然而,鉴于国际、国内某些意想不到的政治寒流,5月15日,毛泽东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供高层传阅,指出右派分子正在借整风之机向党猖狂进攻;6月8日,《人民日报》推出社论《这是为什么?》标志着反右斗争的开始。《新人口论》早不降生,晚不出世,偏偏在这个时候发表,而且用的又是那种指陈失误、危言耸听的口吻,这就不能不使用“阶级斗争学说”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心头顿生疑窦。
起初,批判仅仅局限在民间,停留在群众自发的层次。马寅初表现出不屑一顾。毛主席支持《新人口论》,谁还敢拿我怎样?然而,不幸的然而,到了1958年春天,毛泽东撰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发表在随后创刊的《红旗》杂志;文中,毛泽东以他惯用的诗性词语,强调:“……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敏感的人们意识到,这番话一定是有所指。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恐怕凶多吉少。
预感很快得到证实。5月4日,北京大学举办六十周年校庆,陈伯达出席并做纪念讲话。冲着坐在主席台上的马寅初,厉声说:“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做出检讨!”
陈伯达此举过于突然。一位当日在场的老先生,曾向我描述:“陈伯达的闽南话不好懂,师生们多数都没有听清,有人还以为他是在表扬马校长。马校长本人,确信是听清了,只见他微微仰起脸,望着陈伯达的头顶,一言不发,视若无物。”
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就此被推上了审判席。1959年严冬,在北大临湖轩,雪压冰冻封,朔风尖啸。一场批判马寅初反动人口论的校级会议,正呈现出与大自然同步的严酷。中途,专程赶来压阵的康生,也许觉得火力还不够猛烈,但见他一拍桌子,打断批判者的发言,恶狠狠地插话:
“马寅初曾经说过,有人说他也是马尔萨斯主义者,但他不能同意。他说马尔萨斯是马家,马克思也是马家,而他是马克思的马家。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底是姓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这个问题,现在是该澄清的时候了:我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毫无疑问是属于马尔萨斯的马家!”
康生以为他这一压,足可置马寅初于死地。谁知马寅初不吃这一套,前面话音刚落,他后面就当场顶撞:
我马寅初是马克思的“马”家!
斩钉截铁。数一数,总共十一个字。然而,这就够了。这才是“一句顶一万句”!有多少大师级、准大师级人物的一生,就是从胸腔里迸发不出这样的一句,连模仿也模仿不来。惟独马寅初做到了。不假思索,长啸而出,九鼎大吕,震烁古今。
再说那段铮铮誓言。面对“右派分子”的政治高帽随时会扣落下来的生存险境,和挚爱亲朋力劝姑且检讨、蒙混过关的苦口婆心,马寅初选择《新建设》刊登《重申我的请求》,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公开宣布:
我接受《光明日报》开辟一个战场的挑战书。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真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这段话稍微长一点,分析下来,也不过三句。“明知……自当……直至……决不……”能够说出这番话的大贤大哲,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惟有马寅初一人。套用传统的名言,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自从那日有幸拜读,我常常一低头,一转念,脑海里就会闪过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的碑文:“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或是李商隐颂韩愈的《韩碑》诗:“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愿书万本颂万过,口角流沫右手胝。”李敖尝说“人生八十才开始”,证之于他本人,尚是未知数,证之于马寅初,却是惊人的准确。马老不老,守正白眼朝天,立世青眼向文。他总是能让人马首是瞻,瞻到血沸,沸到流泪。历史不堪垃圾的重负,后人为轻装前进就不得不学会健忘。然而,我相信,无论无常的岁月经历多少轮回,马寅初高昂的头颅和勃发的英气,将永远激荡青史,烛照天地!
五
季羡林先生曾告诉笔者,建国以来的知识分子,他最佩服的,有两个。一个是马寅初,一个是梁漱溟。
这两人都是古色古香的大丈夫:一样的刚正不阿,一样的敢作敢当。我这里用了“古色古香”一词,首先是指他俩的理想、情操、气节;其次是强调,他俩都出奇的长寿。众所周知,梁漱溟活了96岁,马寅初活到101岁。
梁漱溟少时体弱多病,壮年又历经坎坷,据一则资料,他的长寿,完全得力于平和淡泊的精神和少吃多动的健身之道。关于饮食营养,本文撇开不谈,单说他精神上的那个“静”,和形体上的那个“动”。梁漱溟以太极拳健身,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即使在那些被批斗的日子里,一旦获得短暂的喘息,哪怕是当着数十人、数百人的怒目,他也会立即拉开架势,专心致志地调精运脉、摄气炼神。
马寅初呢?
马寅初少时也是体弱多病,在留学西洋的过程中,他学了两手健身的绝招。其一是洗冷水澡。不,应该说是热冷水澡。先热后冷,热冷交替,热时大汗淋漓,促进血脉流通,新陈代谢;冷时血管收缩,借以训练弹性,延缓老化。这是早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向一位校医学来的。其二是爬山。留学哥伦比亚大学,他爬纽约市中央公园小山;落户杭州,他爬玉皇山、宝俶山、棋盘山;迁居重庆,他爬歌乐山;定居北京,则爬万寿山、香山。年近八旬,依然能健步如飞地登上香山主峰“鬼见愁”。《新体育》杂志就曾刊登过他征服“鬼见愁”的照片,令天下老人大开眼界,大长志气。说句文人的酸话,人生之道,不外如爬山,每一步都在和自然界交换能量,每一步又都在积聚能量。人生之道,又不外如洗热冷水澡,热胀冷缩,吐故纳新,抱阴守阳,协调平衡。
马寅初的长寿之秘,还要加上一条:胸怀坦荡。五六十年代,曾经有两句很有名的诗:“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说得多好!但真正能身体力行的,环顾天下,又有几人?马寅初,无疑是十分难得的异数。因为真理在胸,所以他才能吟出“大江东流去,永远不回头!往事如烟云,奋力写新书”!因为无私无畏,所以他才能放言“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不怕坐牢,更不怕——死”!马寅初做到这一步,死亡也就拿他无可奈何。
马寅初在望八之年遭受重厄,不得不离开北大校长的位置和喧闹的政坛,躲进自己在京城东总布胡同的小院。“大江静犹浪,扁舟独且征。阻纷扰于经尘之外,而不阻浩气于千秋之外。结局,竟以百岁高龄,重新出山,赢得世人的大声惊叹,大把热泪。这是他的对手做梦也没想到的,也是他的家人、友人难以置信的。惟一掌握底牌的,只有上帝。马寅初,是上帝赠予20世纪中华民族的一份厚礼。他的价值,一半在于他发掘的人口理论,一半在于他渊渟岳峙、独立苍芒的健康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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