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的第三种造型

　

卞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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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摆弄经济学的倔老头儿，风吹别调，发出了和百家——其实也就是一家——不同的声音，举国展开围剿。这老头儿不是别人，正是鼎鼎大名的马寅初。鼎鼎大名管什么用，名声徒然为批判制造轰动。战友噤声，受莫能助；同事侧目，视若寇仇；学子声讨，不共戴天。为了什么？为了一篇《新人口论》。有好心人劝马寅初偃旗息鼓，暂时收篷转舵。这也不失为明智，不是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不走”嘛。马老头儿断然拒绝。他认死理：这不是政治，而是学术。学术贵乎争论，真理越辩越明；岂能一遇袭击，就退避三舍，明哲保身！批判愈是升级，马寅初愈发斗志昂扬；马寅初愈显轩昂，批判愈加大张旗鼓。

　　一位举足轻重的老朋友出来圆场。这位老朋友，向以严于克已出名，其高风亮节，有口皆碑。老朋友亲自找马寅初谈话，内容不外乎要他转弯子。转弯子是一门学问，人类的许多大动作都得力于斯。它有时是退守，有时是迂回，有时是改向。此时此地，恐怕首先表现为台阶。批判者需要台阶，借以显示路线、立场的胜利。被批判者也需要台阶，聊做“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的自慰。老朋友开门见山，他说：“马老啊，你比我年长16岁，你的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1938年你我在重庆相识，成了忘年之交，整整有二十年了啊。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呢？这次你就应我一个请求，对你的《新人口论》写一份深刻的检讨，不妨从你的家庭出身、西方教育等方面入手，检讨了，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也算过了这一关。如何啊？”设身处地，老朋友堪谓推心置腹，循循善诱。谁知马寅初不买账，他决不转弯。换言之：决不检讨。

　　马寅初的决绝，令我们想起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我敬爱柏拉图，但我更爱真理。”也就是我们中国人通译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不过，马寅初终究是侠义中人，他深恐自己的不妥协招致误解，开罪贤达。考虑再三，决定给老朋友一个公开交代。数天后，他为《新建设》杂志撰文，便特意加上一段：《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1949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读者不难猜测，这位老朋友就是周恩来。在这件公案上，周恩来表现出殚精竭虑，而又左支右绌，让人不胜唏嘘。而马寅初，则让人五内鼎沸，肃然起敬。

　　二
　　此事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那是个阳光明媚而又瘴烟四伏年代，不仅年轻的读者难以理解，就是许多过来人，也难以准确描述。

　　说阳光明媚，这是举国上下的通感。那个年头的人们集体可爱，他们正经历着革命化的洗礼。人人争相脱胎换骨，个个锻炼火眼金睛。要的就是这种红彤彤的世界，要的就是这种亮晶晶的人生。这里飞扬的是开天辟地的豪情。上下五千年，纵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任你雕，任你塑，任你长驱直入自由驰骋。

　　说瘴烟四伏，这是事后拾来的清醒。那个年头的人们又集体可悲，他们的理想、激情、才智，很快就沦为一场大规模政治实验的祭品。培根天真，讲知识就是力量；阿基米德才华敌国，禁不住罗马士兵的一剑；布鲁诺慧眼识得宇宙无限，也难逃宗教裁判所的火堆。

　　马寅初，正是这种多元命运的缩影。

　　马寅初之可爱，用得上当年的一句时髦词语：全身心拥抱时代。比方说，他早年留学美国，精通英文、德文、粗通法文，算得上是学贯中西。然而，为了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在69岁那年，他又“老夫聊发少年狂”，一头钻进俄文，并且只花了三年工夫——注意，这里纯粹是指业余时间——就能够自如地出入俄文书报。这成绩，即使搁在风华正茂的学子身上，也洵非寻常。再比方说，他皓首穷经，老而弥坚；人在校园，心系苍生；思考的是理论，关注的是实际；着眼的是中国，辐射的是世界；检索的是历史，透视的是未来。

　　这里，我想到思想者的三种命运。一种思想是与潮流同步，因而最功利，也最稳当，尽管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转瞬就有可能化做明日黄花。一种思想是超前半步，属于不乏新鲜，也不乏风险，然而，当卫道士们正要抡起大棒申斥时，已被社会前进脚步裁判为真理。一种思想是领先百家，超越时代，洽谈室要被视为异端邪说，大逆不道，常常要等上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为后来者逐渐认为、接纳。正是这种遭遇，使一批又一批的竖子成名，而使一批又一批的布鲁诺、曹雪芹愤世嫉俗，慷慨悲歌。

　　马寅初与他的人口理论，演绎的正是思想者的第三种命运。

　　三
　　自从献身经济学，人口问题，一直是马寅初关注的焦点。数十年来，他有过多种著述。但是，1955年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却是他建国后首次就人口问题表态。在他看来，这已是一个瓜熟蒂落的结论，只待伸手摘取。没有想到，爆发的不是掌声，而是斥责，收获的不是龙种，而是跳蚤。“社会主义国家哪来的人口问题？”奇怪，社会主义国家就没有人口问题，这论断是谁下的？

　　作为一代历史人物，马寅初自此脱鞴而出。马寅初生于1882年，死于1982年，活了101岁，根据毕达哥拉斯著名的黄金分割律，他一生的关键期，应该是在1944年，也就是62岁前后。事实正是如此：马寅初1939年以前是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一个中上层官僚，“不与共产党一起，还作过文章批评马克思”；但从那一年起，君子豹变，他毅然改弦更辙，追随马克思，追随共产党。为此，触怒了国民党当局，先是被投入集中营，后又改成软禁，整整失去5年自由。正因为有此一“劫”，马寅初才由一位党国经济要员，变成蜚声天下的民主斗士。也正因为有此“正果”，建国后，70高龄的他才有资格出任北大校长。然而，马寅初进入世纪人物的更高一个档次，却是从他1955年关于人口问题的发言开始。你瞧，就在那次人大会上，面对公众的质疑，他居然扬言：“大家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见。我也可以暂时收回发言稿件。但我认为，我的意见和主张是正确的，并不因为大家反对，就改变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我将对这一问题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对自己的发言再行补充完善，下次人大会上，还将提出。”

　　真理没有外衣。马寅初按照他的既定方案，以经过一年多的广泛调查，深入研究，于1957年3月，把人口问题直接搬到了中南海的最高国务会议。“人口多就是我们的致命伤。”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

　　据说，毛泽东主席当场讲了话。

　　毛泽东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马寅初今天讲得很好！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

　　毛泽东的表态，无疑是对马寅初的支持。马寅初心花怒放，4月底，他决定在北大做公开演讲——这是他建国后首次作学术报告——竟然按捺不住满腔激动，不顾自己一校之长的尊严，亲自到校园张贴海报。而后，他又以那次演讲稿为基础，吸纳各方面的意见，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修改，最终形成长篇学术论文。为了区别马尔萨斯以及其他既有的人口论学者，也为了彻底告别自己的过去，他把文章命名为《新人口论》。

　　一篇雄文，一声铁定要在20世纪的史册上留下绝唱的浩汉，就这样诞生了。1957年6月，作为一项提案，也作为对自己1955年那番讲话的回应，马寅初把《新人口论》提交给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同年7月5日，全文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

　　四
　　《新人口论》堪谓生不逢辰。1957年早春，共产党发动全民帮助整风，这本来是一片春风骀荡、天高日晶的升平气象，马寅初加快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正是深受这种大气候的鼓舞。然而，鉴于国际、国内某些意想不到的政治寒流，5月15日，毛泽东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供高层传阅，指出右派分子正在借整风之机向党猖狂进攻；6月8日，《人民日报》推出社论《这是为什么？》标志着反右斗争的开始。《新人口论》早不降生，晚不出世，偏偏在这个时候发表，而且用的又是那种指陈失误、危言耸听的口吻，这就不能不使用“阶级斗争学说”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心头顿生疑窦。

　　起初，批判仅仅局限在民间，停留在群众自发的层次。马寅初表现出不屑一顾。毛主席支持《新人口论》，谁还敢拿我怎样？然而，不幸的然而，到了1958年春天，毛泽东撰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发表在随后创刊的《红旗》杂志；文中，毛泽东以他惯用的诗性词语，强调：“……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敏感的人们意识到，这番话一定是有所指。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恐怕凶多吉少。

　　预感很快得到证实。5月4日，北京大学举办六十周年校庆，陈伯达出席并做纪念讲话。冲着坐在主席台上的马寅初，厉声说：“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做出检讨！”

　　陈伯达此举过于突然。一位当日在场的老先生，曾向我描述：“陈伯达的闽南话不好懂，师生们多数都没有听清，有人还以为他是在表扬马校长。马校长本人，确信是听清了，只见他微微仰起脸，望着陈伯达的头顶，一言不发，视若无物。”

　　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就此被推上了审判席。1959年严冬，在北大临湖轩，雪压冰冻封，朔风尖啸。一场批判马寅初反动人口论的校级会议，正呈现出与大自然同步的严酷。中途，专程赶来压阵的康生，也许觉得火力还不够猛烈，但见他一拍桌子，打断批判者的发言，恶狠狠地插话：

　　“马寅初曾经说过，有人说他也是马尔萨斯主义者，但他不能同意。他说马尔萨斯是马家，马克思也是马家，而他是马克思的马家。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底是姓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这个问题，现在是该澄清的时候了：我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毫无疑问是属于马尔萨斯的马家！”

　　康生以为他这一压，足可置马寅初于死地。谁知马寅初不吃这一套，前面话音刚落，他后面就当场顶撞：

　　我马寅初是马克思的“马”家！

　　斩钉截铁。数一数，总共十一个字。然而，这就够了。这才是“一句顶一万句”！有多少大师级、准大师级人物的一生，就是从胸腔里迸发不出这样的一句，连模仿也模仿不来。惟独马寅初做到了。不假思索，长啸而出，九鼎大吕，震烁古今。

　　再说那段铮铮誓言。面对“右派分子”的政治高帽随时会扣落下来的生存险境，和挚爱亲朋力劝姑且检讨、蒙混过关的苦口婆心，马寅初选择《新建设》刊登《重申我的请求》，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公开宣布：

　　我接受《光明日报》开辟一个战场的挑战书。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真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这段话稍微长一点，分析下来，也不过三句。“明知……自当……直至……决不……”能够说出这番话的大贤大哲，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惟有马寅初一人。套用传统的名言，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自从那日有幸拜读，我常常一低头，一转念，脑海里就会闪过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的碑文：“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或是李商隐颂韩愈的《韩碑》诗：“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愿书万本颂万过，口角流沫右手胝。”李敖尝说“人生八十才开始”，证之于他本人，尚是未知数，证之于马寅初，却是惊人的准确。马老不老，守正白眼朝天，立世青眼向文。他总是能让人马首是瞻，瞻到血沸，沸到流泪。历史不堪垃圾的重负，后人为轻装前进就不得不学会健忘。然而，我相信，无论无常的岁月经历多少轮回，马寅初高昂的头颅和勃发的英气，将永远激荡青史，烛照天地！

　　五
　　季羡林先生曾告诉笔者，建国以来的知识分子，他最佩服的，有两个。一个是马寅初，一个是梁漱溟。

　　这两人都是古色古香的大丈夫：一样的刚正不阿，一样的敢作敢当。我这里用了“古色古香”一词，首先是指他俩的理想、情操、气节；其次是强调，他俩都出奇的长寿。众所周知，梁漱溟活了96岁，马寅初活到101岁。

　　梁漱溟少时体弱多病，壮年又历经坎坷，据一则资料，他的长寿，完全得力于平和淡泊的精神和少吃多动的健身之道。关于饮食营养，本文撇开不谈，单说他精神上的那个“静”，和形体上的那个“动”。梁漱溟以太极拳健身，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即使在那些被批斗的日子里，一旦获得短暂的喘息，哪怕是当着数十人、数百人的怒目，他也会立即拉开架势，专心致志地调精运脉、摄气炼神。

　　马寅初呢？

　　马寅初少时也是体弱多病，在留学西洋的过程中，他学了两手健身的绝招。其一是洗冷水澡。不，应该说是热冷水澡。先热后冷，热冷交替，热时大汗淋漓，促进血脉流通，新陈代谢；冷时血管收缩，借以训练弹性，延缓老化。这是早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向一位校医学来的。其二是爬山。留学哥伦比亚大学，他爬纽约市中央公园小山；落户杭州，他爬玉皇山、宝俶山、棋盘山；迁居重庆，他爬歌乐山；定居北京，则爬万寿山、香山。年近八旬，依然能健步如飞地登上香山主峰“鬼见愁”。《新体育》杂志就曾刊登过他征服“鬼见愁”的照片，令天下老人大开眼界，大长志气。说句文人的酸话，人生之道，不外如爬山，每一步都在和自然界交换能量，每一步又都在积聚能量。人生之道，又不外如洗热冷水澡，热胀冷缩，吐故纳新，抱阴守阳，协调平衡。

　　马寅初的长寿之秘，还要加上一条：胸怀坦荡。五六十年代，曾经有两句很有名的诗：“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说得多好！但真正能身体力行的，环顾天下，又有几人？马寅初，无疑是十分难得的异数。因为真理在胸，所以他才能吟出“大江东流去，永远不回头！往事如烟云，奋力写新书”！因为无私无畏，所以他才能放言“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不怕坐牢，更不怕——死”！马寅初做到这一步，死亡也就拿他无可奈何。

　　马寅初在望八之年遭受重厄，不得不离开北大校长的位置和喧闹的政坛，躲进自己在京城东总布胡同的小院。“大江静犹浪，扁舟独且征。阻纷扰于经尘之外，而不阻浩气于千秋之外。结局，竟以百岁高龄，重新出山，赢得世人的大声惊叹，大把热泪。这是他的对手做梦也没想到的，也是他的家人、友人难以置信的。惟一掌握底牌的，只有上帝。马寅初，是上帝赠予20世纪中华民族的一份厚礼。他的价值，一半在于他发掘的人口理论，一半在于他渊渟岳峙、独立苍芒的健康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