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先生在《平凡的世界》中铺垫了好久，终于让孙少安和田晓霞看到了孙少平揽工中住宿的条件。
这是蓄谋已久并且精心刻画的一幕，之前孙少平独自一人到黄原市里闯荡，其实也就是揽工，做建筑工地上的小工，拼命般的出卖力气背石头，不知疼痛一样的任由肩膀和脊背磨破溃烂，下工后独自一人躲在建了一半的毛坯楼中，趴在一堆稻草铺成的床铺上，在昏黄如豆一样的煤油灯下看世界名著的样子，仿佛只为被亲人和爱人无意中看到做准备。
其实他何尝想让关心和爱护自己的人看到！每一个出身贫寒又积极上进的孩子都有这样的一面：瘦弱的肩膀长久地扛起远远超过自己承受力的苦难，憧憬着通过自己的努力会遇见美好的未来，而在自己热爱和热爱自己的人面前，总是一副过得很好、很知足的样子。
一句“我在上海，我过得很好”，一不小心道出了多少人的辛酸。不仅仅是在魔都上海打拼的孩子，所有漂泊在外的孩子，心中都藏着一把不轻易示人的辛酸泪。
我的父亲和当时的孙少平一样，是一个揽工者。孙少平是建筑工地上的小工，我的父亲是建房子的泥水匠——大工；孙少平只是一段时期如此艰苦，我的父亲确是一辈子的泥水匠。
他年轻的时候，也曾意气风发，像孙少平一样做过学校的老师，教过附近一带比他小几岁的人。想必当初，他站在讲台上也曾侃侃而谈，畅聊国内国外；在教师的办公室里也曾在煤油灯下如饥似渴的读过各种各样的书籍；也曾对外面的世界和自己的人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希冀。而最后，他只是成了孙玉厚老汉。
按照《平凡的世界》中的介绍，孙少平大概是1958年出生，和我父亲也几乎算是同龄人，经历了同样的岁月变迁，也有着相似的经历。
我父亲年轻的时候，也是多才多艺的，多年以后我听别人偶然聊天，也才知道当年他还在学校读书，省豫剧团招新到了他所在的学校，让他唱两嗓子，竟然被伯乐赏识，要吸收他入团学艺，却被我爷爷奶奶阻拦，斩断了这一条文青之路。直到现在，偶尔听到他哼两句京剧，也是有板有眼，很是动听。
等到春回大地，逐渐破冰的时候，他依然辞去了学校的教职，组织远近几十个青壮年劳力，外出搞副业。具体搞副业是做什么，我现在也不甚了了。从后来他把去帮人做建筑的泥水活都叫做搞副业来看，当时的副业也就是手工建筑——盖房子。
当时的副业虽然时间短暂，但是让他迅速成为了大工，也就是专门负责砌墙的泥水匠，他砌起来的砖墙，五六米高，十几米长，都是像镜面一样平展。当然最见手艺的是砌石头墙，将不规则的石头来回翻转，找到最恰到的组合点，堆砌在一起，然后成为一面结实的石头墙。
直到现在我回老家，也不免对着老宅北面的一堵大石头墙感叹再三：大小错落的石头，被收拾成机器压制的一层一层，层层累叠，成为一面壮观的石头墙，视觉冲击不亚于长城。
我曾忍不住当着他的面赞叹：“爸，这面墙应该是你手艺的最高水平，算是你的代表作了！”我爸却笑笑说：“也不一定啊！”
他究竟还有多少让人叹为观止的作品，就像他还有多少没有被曝光的苦难一样，是我不知道的。看到孙少平的艰苦被发现的那一段时，我不禁流下了眼泪：我父亲每一次外出搞副业，也就是孙少平所谓的揽工，应该都是处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我却没有机会亲眼目睹。
这已经算是好的了。爷爷胃癌前前后后差不多两年，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又欠了一大笔的饥荒，等到差不多打发完饥荒，我和我弟已经开始上中学，正是花钱的时候。那时候的泥水匠虽然也还能赚钱，可是父亲却嫌赚钱来的太慢，开始下煤窑。
对于煤窑的恐惧，似乎是那一带的人与生俱来的，当地流传着一句话：“刚过世的人是死了没有埋，下煤窑的人埋了没有死”。
八九十年代小煤窑的安全措施实在太差，发生坍塌和瓦斯爆炸事故简直是家常便饭，我同村的同学，有两三位的父亲就是在我记事前在煤窑上发生事故身亡的；我的小姑夫在我上四年级的时候也在煤矿上遇难，我当时难过得很，下午放学后独自一人徒步走几公里到他家去一看究竟；我一位同学八年的好友，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在他结婚的前几天在煤矿上出了事，他的坟就在我每次回老家必经之路的路边。
再加上“到了煤窑底就没王法”，所有的私仇到了煤窑底都用最原始最暴力的方式解决，然后一镢头砸向煤层，坍塌的煤堆就会掩盖一切，人就永远消失。
父亲下煤窑的那几年，每一天我都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看到他平安回来，我和弟弟就会像过节一样高兴。我上了大学之后，就坚决不让他再去煤窑上。他也因为年纪大了，就买了一群羊，做起了羊倌。再后来远近的羊群越来越多，加上急需用钱，就卖了羊群，又在农闲的时候做起了泥水匠。
我父亲从这些艰难困苦中跌跌撞撞的走来，到如今也浑身都是旧伤，尤其是这几年每年总会遇到一些小灾小难。去年冬天种上了麦子，他又跟着和他同龄的几个老人到开发区搞副业，我打电话给他知道时他已经干了几天了，我也无可奈何。
后来很多次打电话零零碎碎的消息，组合起来，也大概可以得出他搞副业的画面：工作地点是在开发区烟尘四起的毛坯路边，工作任务是铺人行道的地砖，早上七点钟开始出工，中午吃饭休息一个小时，晚上一直到看不见手指时才下工，吃饭还要自己动手，往往是买一点青菜挂面放上盐随便煮一煮，住的地方是一所废旧的学校，窗玻璃早都破烂不堪，朔风可以肆意跑马，他们几个人挤在一间教室里，将破旧的体育防护垫铺在地上，就是床了。
娱乐是没有的，偶尔外出走一走，却不敢走进商店，更不用说超市，身上全都是灰尘和水泥点，走过去仿佛自带气场，其他人都望风躲避，他也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眼睛花的厉害，在昏黄的灯泡下根本看不清书上和手机上的小字，只好躺在被窝里相互聊聊天。如此一天一天过。
他原本膝盖就疼，肋骨断过两根，肩胛骨至今还有点畸形，腰部极度劳损，蹲在地上铺一天的地砖，到晚上下工许久都站不起来，勉强扶着电线杆站起来腰却直不起来，躺下去疼的都懒得翻身。他却在电话里笑着对我说：“一天比一天好，这几天腰已经没有那么生硬了。”
幸好，年轻时候和他一起搞过副业的还有几个老伙计，忆苦思甜般的，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体会着和四十年前一样的困苦，聊一聊如今已经成家各自过生活的儿女。
而如今，路遥先生也已经去世了27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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