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先生在《平凡的世界》中铺垫了好久,终于让孙少安和田晓霞看到了孙少平揽工中住宿的条件。
这是蓄谋已久并且精心刻画的一幕,之前孙少平独自一人到黄原市里闯荡,其实也就是揽工,做建筑工地上的小工,拼命般的出卖力气背石头,不知疼痛一样的任由肩膀和脊背磨破溃烂,下工后独自一人躲在建了一半的毛坯楼中,趴在一堆稻草铺成的床铺上,在昏黄如豆一样的煤油灯下看世界名著的样子,仿佛只为被亲人和爱人无意中看到做准备。
其实他何尝想让关心和爱护自己的人看到!每一个出身贫寒又积极上进的孩子都有这样的一面:瘦弱的肩膀长久地扛起远远超过自己承受力的苦难,憧憬着通过自己的努力会遇见美好的未来,而在自己热爱和热爱自己的人面前,总是一副过得很好、很知足的样子。
一句“我在上海,我过得很好”,一不小心道出了多少人的辛酸。不仅仅是在魔都上海打拼的孩子,所有漂泊在外的孩子,心中都藏着一把不轻易示人的辛酸泪。
我的父亲和当时的孙少平一样,是一个揽工者。孙少平是建筑工地上的小工,我的父亲是建房子的泥水匠——大工;孙少平只是一段时期如此艰苦,我的父亲确是一辈子的泥水匠。
他年轻的时候,也曾意气风发,像孙少平一样做过学校的老师,教过附近一带比他小几岁的人。想必当初,他站在讲台上也曾侃侃而谈,畅聊国内国外;在教师的办公室里也曾在煤油灯下如饥似渴的读过各种各样的书籍;也曾对外面的世界和自己的人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希冀。而最后,他只是成了孙玉厚老汉。
按照《平凡的世界》中的介绍,孙少平大概是1958年出生,和我父亲也几乎算是同龄人,经历了同样的岁月变迁,也有着相似的经历。
我父亲年轻的时候,也是多才多艺的,多年以后我听别人偶然聊天,也才知道当年他还在学校读书,省豫剧团招新到了他所在的学校,让他唱两嗓子,竟然被伯乐赏识,要吸收他入团学艺,却被我爷爷奶奶阻拦,斩断了这一条文青之路。直到现在,偶尔听到他哼两句京剧,也是有板有眼,很是动听。
等到春回大地,逐渐破冰的时候,他依然辞去了学校的教职,组织远近几十个青壮年劳力,外出搞副业。具体搞副业是做什么,我现在也不甚了了。从后来他把去帮人做建筑的泥水活都叫做搞副业来看,当时的副业也就是手工建筑——盖房子。
当时的副业虽然时间短暂,但是让他迅速成为了大工,也就是专门负责砌墙的泥水匠,他砌起来的砖墙,五六米高,十几米长,都是像镜面一样平展。当然最见手艺的是砌石头墙,将不规则的石头来回翻转,找到最恰到的组合点,堆砌在一起,然后成为一面结实的石头墙。
直到现在我回老家,也不免对着老宅北面的一堵大石头墙感叹再三:大小错落的石头,被收拾成机器压制的一层一层,层层累叠,成为一面壮观的石头墙,视觉冲击不亚于长城。
我曾忍不住当着他的面赞叹:“爸,这面墙应该是你手艺的最高水平,算是你的代表作了!”我爸却笑笑说:“也不一定啊!”
他究竟还有多少让人叹为观止的作品,就像他还有多少没有被曝光的苦难一样,是我不知道的。看到孙少平的艰苦被发现的那一段时,我不禁流下了眼泪:我父亲每一次外出搞副业,也就是孙少平所谓的揽工,应该都是处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我却没有机会亲眼目睹。
这已经算是好的了。爷爷胃癌前前后后差不多两年,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又欠了一大笔的饥荒,等到差不多打发完饥荒,我和我弟已经开始上中学,正是花钱的时候。那时候的泥水匠虽然也还能赚钱,可是父亲却嫌赚钱来的太慢,开始下煤窑。
对于煤窑的恐惧,似乎是那一带的人与生俱来的,当地流传着一句话:“刚过世的人是死了没有埋,下煤窑的人埋了没有死”。
八九十年代小煤窑的安全措施实在太差,发生坍塌和瓦斯爆炸事故简直是家常便饭,我同村的同学,有两三位的父亲就是在我记事前在煤窑上发生事故身亡的;我的小姑夫在我上四年级的时候也在煤矿上遇难,我当时难过得很,下午放学后独自一人徒步走几公里到他家去一看究竟;我一位同学八年的好友,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在他结婚的前几天在煤矿上出了事,他的坟就在我每次回老家必经之路的路边。
再加上“到了煤窑底就没王法”,所有的私仇到了煤窑底都用最原始最暴力的方式解决,然后一镢头砸向煤层,坍塌的煤堆就会掩盖一切,人就永远消失。
父亲下煤窑的那几年,每一天我都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看到他平安回来,我和弟弟就会像过节一样高兴。我上了大学之后,就坚决不让他再去煤窑上。他也因为年纪大了,就买了一群羊,做起了羊倌。再后来远近的羊群越来越多,加上急需用钱,就卖了羊群,又在农闲的时候做起了泥水匠。
我父亲从这些艰难困苦中跌跌撞撞的走来,到如今也浑身都是旧伤,尤其是这几年每年总会遇到一些小灾小难。去年冬天种上了麦子,他又跟着和他同龄的几个老人到开发区搞副业,我打电话给他知道时他已经干了几天了,我也无可奈何。
后来很多次打电话零零碎碎的消息,组合起来,也大概可以得出他搞副业的画面:工作地点是在开发区烟尘四起的毛坯路边,工作任务是铺人行道的地砖,早上七点钟开始出工,中午吃饭休息一个小时,晚上一直到看不见手指时才下工,吃饭还要自己动手,往往是买一点青菜挂面放上盐随便煮一煮,住的地方是一所废旧的学校,窗玻璃早都破烂不堪,朔风可以肆意跑马,他们几个人挤在一间教室里,将破旧的体育防护垫铺在地上,就是床了。
娱乐是没有的,偶尔外出走一走,却不敢走进商店,更不用说超市,身上全都是灰尘和水泥点,走过去仿佛自带气场,其他人都望风躲避,他也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眼睛花的厉害,在昏黄的灯泡下根本看不清书上和手机上的小字,只好躺在被窝里相互聊聊天。如此一天一天过。
他原本膝盖就疼,肋骨断过两根,肩胛骨至今还有点畸形,腰部极度劳损,蹲在地上铺一天的地砖,到晚上下工许久都站不起来,勉强扶着电线杆站起来腰却直不起来,躺下去疼的都懒得翻身。他却在电话里笑着对我说:“一天比一天好,这几天腰已经没有那么生硬了。”
幸好,年轻时候和他一起搞过副业的还有几个老伙计,忆苦思甜般的,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体会着和四十年前一样的困苦,聊一聊如今已经成家各自过生活的儿女。
而如今,路遥先生也已经去世了27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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