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去世的前前后后，我没有亲见，都是听亲戚们一遍遍讲述，才串起了一部完整的情节。
前一天，她还如平常一样，遵从自己的生活习惯，早上起床后，准备早餐，早餐后，又躺回到床上休息一会儿，到上午11点，生物钟把她叫起来，她开始询问在家的人，中午想吃什么饭。她自己也盘算着，笑着说道：“好久没有吃红薯面条了，要不中午吃红薯面条算了。”
她用葫芦瓢从面罐中，舀出一瓢红薯面，放在家常用的粗瓷大面盆中，一边加水一边揉搓，和软了面，又在那张她用了数十年的案板上，把面团擀成一大张饼，用那把握了几十年的切面刀，将红薯面饼切成宽窄均匀的面条，烧水，炒菜，煮面。家里人都像往常一样吃了红薯面条，而她似乎有些不舒服，勉强吃了一小碗，说有点恶心，坐着休息了一会儿，就说去躺一下。
这种不舒服，对农村人来说，也是经常有的。大家谁都不以为意，都以为缓一缓就好了。到了准备晚饭的时候，奶奶躺在床上告诉我妈说：“我还是不想动，你做晚饭吧。”
这时大家才发现，奶奶可能是病了，也开始紧张起来，先吃了经常吃的对症的药，还是不见好转，就又去叫了村诊所的医生上门来进行诊断，开了三副药，先吃了一副，她躺下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到天半亮的时候，大姑和姑父都已经来了。大家都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但是有不好说出来，紧张而焦急，张皇而无措，大姑父开着三轮车赶紧到镇上卫生院去找医生，请人上门。
奶奶这时迷迷糊糊醒过来，看了看围在床前的家人们：我的父母——她的儿子儿媳、我的大姑，说：“蕊儿还没有回来？叫她也回来吧！”
蕊儿是我的小姑，婆家住得远。当时家人们还没有手机，也没有固定电话，却也已经托人赶紧去叫我小姑回来了。看着病情以大家难以预料的速度迅速恶化，大家都知道，奶奶叫我小姑回来，很可能是要见最后一面了。奶奶又说：“两个孙儿都还在学校吧？那么远，别叫他们回来了。”
小姑回到家，匆匆见了奶奶一面。这时奶奶已经昏迷了，医生很快被接来了，但已无力回天，不过是日上三竿的时候，人已经去了。
我和我弟是一个星期以后，才得到的消息。奶奶要下葬了，父母让我们回去见奶奶最后一面。我先从洛阳回到新安，到高中找到弟弟，兄弟两人一起匆匆往家赶。一路上，谁也没有多说话，因为谁也不知道，奶奶的突然去世，对我家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是沉寂在无言的悲哀之中。
奶奶已经被放进棺木中，家里已是哀声一片。次日才发丧，许多亲友故旧，都纷纷到奶奶的灵前和她辞别。每个人都礼节性地哀哭一声，叫一声对奶奶的称呼，有的叫“我的姑啊啊啊啊”，有的叫“我的婶子啊啊啊啊”......然后在司仪的主持下三叩首、三鞠躬，然后起身走出去守在一边。每一个亲友的哭声，每一哭声中的悲哀，都会触发在场人的哀痛，牵扯起一阵悲声与哭泣。
此前，我还不知道，奶奶还有这么多的故旧和熟人，也不知道他们之前又有着怎样的过往和故事，让这些亲旧们经历了数十年的不相往来之后，依旧保持着深情。因为从我记事起，就没有见奶奶有什么朋友，也没有见过她与外人有什么样的交集，安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归隐田园生活。到这时候我才明白，我所见到的，不过是奶奶七十年人生中短短的二十年，并且只是这二十年中有限的一个侧面，几个片段。
所谓的亲人，其实都不过如此，即便是有再浓郁再深厚的亲情，所陪伴的只是他们生命中的些许时光，所了解的只是他们漫长人生中偶然一瞥所见到的样子，他们就像真理，无论我们多么热爱，多么渴望，往往只能在电石火光之间匆匆打个照面，并且有可能这个照面所见到的只是真理的影子，任我们再努力也无法看到他们的全部。
在午夜，一群精壮的年轻人争抢着要来抬棺，都想送奶奶最后一程。最后由八个人抬棺，摸黑蹚过泥坑、陡坡、荆棘、积雪，没有任何人因为磕碰、针刺、扭伤、打滑而发出异常的声音，他们牢牢稳稳地抬着棺木，穿过平常不过是仅容两个人并排走过的山路，让棺木宛如平移一般，从家里顺利漂移到墓地。
当墓门合上，填埋好墓隧，坟堆累累的时候，周围奇冷无比，坟前全是数寸厚的红土稀泥，积雪在坟堆旁，像是洒落的纸钱，在夜色里明亮着。人们默哀良久，先后离去，我站在坟前，默默地想：“时隔十年，奶奶终于和爷爷相见了，他们如愿合葬在了一起。”
一个月以后，年迈的麻奶奶搬着小凳子再次去地里拔草，挪着裹缠过的小脚，迈着细碎的脚步，经过我家门前，一边喘息，一边哼咛，用颤巍巍的声音问我妈：“哎呀，我好久没有见过他奶奶了，她去哪里了？”
原来她还不知道。但是老年人很忌讳听到同龄人、甚至比自己年轻的人去世的消息，所以我妈红着眼睛说：“她去住闺女家了。”
不经意的一问，却轻松撩动了我们沉重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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