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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姚明达《中国目录学史》

我的朋友们时常因为我对她们的领域有兴趣而欣慰,跟我说是不是受到她们专业的影响,我回答多少会的。

像我一个做书匠,很多东西都不是自己的,都是这里看看那里挖挖,浅尝辄止,而每每遇到专业人士,就会虚心讨教。但大多数都很谦虚,总是说我们看的书跟编辑比起来太少了,你们的阅读量和知识面都是很广泛的。虽然属实,但都是客套话。

一晃半年过去了。把重点的笔记罗列下,作为结束。这目录学的一本入门书,可以用来检索,特别是最后的一些代表性的专业目录,比如艺术、历史、敦煌学和金石学,这是我关注比较多的,宗教的部分,只是简单浏览了一番。但这本书毕竟只是一个阶段的研究目录学的成果,只能借鉴一部分。之后相关的书准备再翻看一两本即可。我不喜欢这么细化的研究,可能本身兴趣不大,虽然跟自己从事的领域相关。

以下是笔记中的简短摘录。

读到序言的最后,讲到姚先生的身世,不仅潸然泪下,对日本人又多了一份憎恨。若不是他们,中国的文人不会惨遭这样的境遇。替姚先生悲哀,也替国人悲哀。如今的学者,多是为教学及琐事缠身,真正能踏实做学问,又对学科产生深远影响的,寥寥无几。

校雠学,亦作“校仇”。亦作“校仇”。1.一人独校为校,二人对校为雠。谓考订书籍,纠正讹误。汉刘向《<管子>序》:“所校讎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唐韩愈《送郑十校理序》:“秘书,御府也,天子犹以为外且远,不得朝夕视,始更聚书集贤殿,别置校讎官,曰学士,曰校理。”《宋史·职官志四》:“﹝元祐三年﹞十二月,詔礼部,本省长贰定校讐之课,月终具奏。”清吴翊《洞庭山馆呈司寇东海公》诗之二:“锦堂恩詔许归休,妙选宾僚佐校讐。”章炳麟《国故论衡·明解故上》:“自隋以降,书府失其守,校讎之事,职诸世儒。”

(2).比试;比较。清和邦额《夜谭随录·潘烂头》:“或谓潘曰:'汝素以术自衒,今天师至矣,敢与之校讎乎?’”鲁迅《书信集·致蒋抑卮》:“事物不相校讎,輒昧善恶。”

理清几个概念,以及目录学、目录的种类和目录学的范围,并对目录学家的分类有了更清晰的了解。看到《国立北平图书馆书目》目录类,对于学科专目的细分产生了灵感。文献学与文学相比,细化程度更高,就像拿着显微镜在看一个古老的世界。因为本身就不是研究古典这块,有些语言上的障碍和古典文化的陌生感。需要时间来打破。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定义解题为“不同于一般的目录摘要,不仅记录书名、卷数、作者、成书时间,更重要的是叙述了学术渊源,介绍了书的内容,有的还作出简要的评价。此外,还著录了版本类别、款式、版刻特点、得书经过等内容。”最早以解题命名的提要式书目是《直斋书录解题》,原本五十六卷(现存二十二卷),南宋陈振孙撰。

现在可以考证的最早的有解题的目录应当为西汉刘向《别录》。《汉书艺文志》载:“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是为《别录》。现存的尚有《战国策叙录》、《晏子春秋叙录》、《管子叙录》等。解题最重要的作用在于使目录达到章学诚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

古代兵书和一些代表性兵书值得关注。从春秋战国看,目录学可从《兵书》中寻到一些痕迹,还是要再细读司马迁之《史记》。中国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在晚年整理的《诗》《书》《礼》《易》《乐》《春秋》,后人称之为“六经”。其中《乐经》已失传,所以通常称“五经”。《礼经》:汉代是指《仪礼》,宋朝以后《五经》中的《礼经》一般是指《礼记》。《三字经》中:“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礼指《大礼》《小礼》,后失传其一,并更名为《礼记》。

这六部古籍并非孔子所作,而是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孔子仅仅是对它们做了一些整理工作。

从远古留存下来,为王室贵族所有,深为历代统治者所宝重。《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谈到教育王室公子时所开列的教材即包含了这六部古书。做学问做研究还是不能脱离了对孔子的了解,主要是文化贡献和治学理念,包括教育理念。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对古籍的研究和教学运用。

《通志》二十略中的《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是郑樵研究目录学理论和实践的总结。

其中《校雠略》评述了历代各家目录,总结了自刘向、刘歆以后千余年目录学的实践工作,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观点:

在目录的著录方法和范围上,指出不能“只记其有,不记其无”,应将书、图兼书,通录古今,不应遗漏亡佚之书,以便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图书分类理论上提出“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若无部伍之法,何以得书之纪”,“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在解题和编目上,认为“书应有释者,有不应释者,不可执一概之论”,即使对应释之书,也不能泛泛而谈,提出了“泛释无义”的原则;提倡编次目录要著录全面,一书中如有多种学科,应分别标出名目,编次应分先后。

这些从理论的高度阐明了类例可以剖析学术源流的思想,为清代目录学家章学诚著《校雠通义》把古典目录学研究推向高潮打下坚实基础。

将来会重点研究一下章学诚这个人和他的研究。章学诚(1738年—1801年),原名文镳、文酕,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清代杰出史学家和思想家,中国古典史学的终结者、方志学奠基人,有“浙东史学殿军”之誉。因学问不合时好,屡试不第,迟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方中进士,时年41岁。章学诚一生颠沛流离,穷困潦倒,却“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曾先后主修《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十多部志书,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义例。并用毕生精力撰写了《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史籍考》等论著,总结、发展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文史通义》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齐名,并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

此外,古人的读书方法、书目分类,包括今日一些知名出版社的新书书目都值得研究,会了解一些出版的结构和发展方向。研究历史和文献,需要更持久的耐心和时间积累,操之过急是不行的。我一面有高师引导,一面自己摸着石头过河,相信终能寻到一条光明的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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