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之《地黄汤帖》，又名《新妇帖》，6行，计44个字，似系书写的药方，真迹轶失，日本东京台东区书道博物馆藏。有数种模本墨迹传世，此墨迹本为唐人摹本，是比较规范化了的行书，其字比王羲之的字更规矩，更拘谨，其使转法度，行笔萦足为训法。
根据有关的历史事件推断，此帖当写于东晋太元十一年（386），是王献之生平最后一幅作品，是其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在王献之到唐太宗的近三百年里，王献之在书坛的地位，一度超越其父亲王羲之，成为那段时期备受百姓喜欢、多位帝王推崇的的“书圣”，而《地黄汤帖》也成为历代临学的经典之作。
在书法史上，王献之最负盛名的行草书法帖是《鸭头丸帖》和《中秋帖》。《新妇服地黄汤帖》虽然不如《鸭头丸帖》和《中秋帖》名气大，但其艺术水平绝不亚于前两帖。
东晋大书家王献之，王羲之的第七子，书史上一直把他父子二人并称为“二王”。王羲之一家数子均诸书法，唯独王献之最具秉赋，敢于创新，不为其父所囿，从而也为魏晋以来的今楷、今草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字在笔势与气韵上要超过其父，米芾称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即是指在草书上的“一笔书”狂草。他还劝其父“改其体”，足见其书艺创造上的胆略，不愧被后世褒称“小圣”。
王献之小时即开始学书。著名书法家卫夫人赐给他一篇自书的《大雅吟》，父亲王羲之暗暗从后掣其笔，未能掣动，赞叹说：“此儿后当复有磊名”。还有一次，他在壁上书写方丈大字，观者数百人，王羲之“甚以为能”。王献之不仅工书法，亦善丹青。桓温曾使其书扇，墨误扇上，王献之就墨的斑点，画了一头杂色母牛，体神甚为生动。
王献之书法兼精诸体，尤善行草。他师承张芝、王羲之，所书《洛神赋》颇似父风，也有勇于创新。早年即劝其父“改体”，认为古法“局而执”，“事贵变通”。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创出了“破体”，形成了“行楷”、“行草”等新体。他还创造了草书的“一笔书”，即在一幅作品里，所有的字要气脉相通，似一笔写成。
王献之书风劲俊豪迈，铙有气势，对后世影响极大，与王羲之并称“二王”，有的并将他与张芝、钟繇、王羲之合称“四贤”。唐以后的书法名家如虞世南、李邕、米芾、颜真卿、董其昌、赵孟頫等，各从不同的方面借鉴和吸取了他的书风和笔法。
献之传世的书帖，行书有《鸭头丸帖》、《地黄汤帖》、《九日帖》、《鹅群帖》、小楷刻本有《洛神赋（玉版十三行）》，草书有《中秋帖》、《侍中帖》、《奉别帖》、《送梨帖》等。
《地黄汤帖》用笔外拓，笔画圆腴而纵逸，极富节奏感。起始“ 新妇”两个字写得古朴凝重， “服”字以后，渐渐放开，到第二行已很洒脱，笔画连绵流畅，提按一任自然，纵放自如，充满韵律感。此帖点画精谨，用笔一丝不苟，是研习行书必须精心探究的法帖之一。
王献之书艺的魅力，不仅在于多所伪略，务求简易的外观体态上，其创意核心是笔法上的，而他的笔法，是外拓而不是内擫。外拓笔法是解散隶体以后产生的，是笔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魏晋书家，以“钟王”而论，王羲之的笔法比钟繇外拓，所以钟王之间呈现出威信之别；以“二王”而论，王献之的笔法又比王羲之外拓，所以二王之间又有古今之别。王献之的贡献不在于开创了外拓的笔法，追根溯源，这种笔法（古人在汉代简牍的草书中就已经运用着）而在于将这种笔法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并且超越了魏晋名家，达到那个时代的极致。笔法是直接作用于书法风格的，只有当运用这种笔法创制出新的格调，造出新的书法样式，才具有实在的意义。
王献之运用外拓笔法创造的典型风格样式，是逸气纵横，优游神骏的行草新体，唐朝时，张怀瓘在《书议》中的对他的新体作了高度概括的评价，他说：“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与王羲之相比，王献之“执行草之权”，风格“神俊”，他的书法流美、诡谲、谊逸，从而为魏晋风韵开拓出新的书法样式和境界。
在这封信札里，王献之写道：“新妇服地黄汤来，似减。眠食尚未佳，忧悬不去心。君等前所论事，想必及。谢生未还，可尔？进退不可解，吾当书问也。”
王献之的这个帖子里还提到一种汤药——地黄汤，地黄是城乡园林田野里常见的一种野生植物，玄参科，春夏间开着喇叭筒状的粉紫色花，很美好的样子，入药的是地黄的地下块根，一般在秋季采挖，有鲜地黄、生地黄和熟地黄之分，分别治疗不同的病症。
译文：我爱人服用地黄汤以来，病情似乎有所减轻，但睡眠和饮食仍然不好，我的忧虑无法消除。你们先前所讨论之事，想必已经谈到了。谢生没有回来，这是为何？他进退无常，实在令人费解，我要写信去询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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