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6

 

二水崔，曾用笔名诗酒琴心，晓冰等，南阳土著，70生人。干过报社记者、杂志编辑，广告人。曾坚持写诗十余载，后改写散文与评论，发表文章几十万言，终无所成。遂改行图书经纪人，策划代理出版了《南阳五圣》、《纸糊的民国》、《古村妖物志》、《南阳作家群最新名家力作》、《行者文集》、《地震来了》、《中小学环境教育教材》等图书逾1500万字。自由职业，为北京博库书房图书策划，兼职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中国财富出版社、中国开明出版社、中国言实出版社等十多家出版机构特约编辑。

     我老爸在世的时候，我总是被人“小崔”“小崔”地叫着，结婚成家了感觉自己似乎还是单身。老人家仙逝后，我就习惯被人喊成“老崔”了，喊着喊着心也老了，不免就经常想到小时候的经历。那我为什么单单想起了1976年呢？那一年，是中国改变历史改变时代的一年，是建国后30年和改革开放后30年大致分野的肇始，也是50年前闻名世界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的一年。

       当时我六岁，在农村的一所小学上学了。那时侯没有幼儿园，城市里也许有，正规的学前教育当然没有，不过上学前我已经学会了一首具有主旋律的歌——我妈是农村宣传队出来的妇女干部，亲口教我唱的：“学大寨，嗨！要大干，千军万马齐参战……”。

 家里穷，没有读过适合小孩子的书，但是家里的泥巴墙上还是糊了不少报纸，黑不溜秋密密麻麻地却不认识，不过我对色彩还是挺着迷的。

 墙上有两张彩色的画，其中一张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下面的大红字是“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大人教过，我整日无聊的时候就看，所以入学前，这一串红色字我已经会读会认会默写了。

 我这么聪明，肯定个子就长不高了，所以上学排队做操都得站前头。有一次，在学校做广播体操扩胸运动，做着做着裤裆就开缝了——对了，乡下的小学生一般都不穿内裤，穿鞋也没有袜子，山乡里的厕所连男女都不分的。所以，站在学校操场前面的女老师都看着我笑，我还以为她们喜欢我呢，于是做得比别人更加认真和卖力，前弓步扎得忒标准。

 后来，我才知道，她们笑我，是因为我在不适宜的场合，露出了小鸡。

 凡是人生第一次，一定印象深，如第一次接吻和第一次失身一样。我们的课本上第一篇课文，就一句话，内容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至于怎么好，我没有印象，这种标语就像农村曾经到处可见的“计划生育好”一样。那时候农村墙上也有标语，我家院墙外边写的就是石灰字“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这么高深的学问我们小孩子是研究不了的，但是毛主席那年逝世了，却强烈地刺激了我的好奇心。虽然被戴上了小白纸花，在女老师的感召下哭得一塌糊涂，鼻涕憨水满脸，却禁不住内心激烈地疑问：不是说万寿无疆吗？我妈妈说万寿无疆就是能活一万年的意思，怎么刚理解到这里就不行了呢？伟大领袖连100岁都没有活够，苍天真是不公！这问题郁闷了好些年，一直到大些了才释然。

 我爸是供销社的职工，不是领导，那时却有一把乌亮乌亮的手枪，家里还有雷管和导火索。手枪我只是见过，却没有摸过，家里的雷管和导火索却摸过很多回，终于被我爸发现没收了。我妈也不在家时，小孩子在屋没事就乱扒东西，我肯定那时偷偷摸过很多东西，为什么会清楚记得雷管和导火索的事情，原因大概是我肯定为此挨过打；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亲眼见我爸爸用雷管、导火索、空酒瓶子、泥巴制造出一枚炸弹来炸鱼。通天一声爆响，那坑塘里的白鱼和鲫鱼都翻身飘满了水面。

 长大后我才知道，我爸当年是我们乡里供销社“血战到底造反兵团”的兵团级领导，所以配枪似乎名正言顺。我虽然从来没有见过他开过枪，但是我研究过那把手枪的子弹，弹头是黄铜的，头部是秃圆而不是尖的，筷子粗细，常月2厘米，比一般的54手枪的子弹高级很多。

当然，后来据说党中央下发了文件，停止武斗上缴枪支了，我也就再没有见过这些稀罕玩意了。

写这篇文当然不是写关于一把手枪的故事，这只是在衬托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有枪司空见惯，村里开会斗地主（或者是右派）的时候，就会有持半自动步枪的民兵把被斗的人犯押上台。那些拿枪的，其实仍是村上老实巴交的大叔大爷。有一年，我们村上有个大叔的四川蛮子媳妇，“放白鸽”被人逮了（放白鸽，意思就是假装和一个男人结婚，结婚后由原来的相好接应再逃跑），那个短小的四川男蛮子被捆住吊树上，用赶牛的皮鞭子直抽得鲜血淋漓。而其中带头的乡治保主任大叔腰里别的，就是一把贼黑发亮的驳壳手枪（这种枪据说正好750克，俗称“一斤半”）。

那年春天的某个早上，我起了个大早，偷偷跑到了村前的杨树林里。所谓树林，其实就是杨树苗园圃。我是和一个小伙伴约好了一起去，不是约会，也请别误会，小伙伴是男的。我们就是要趁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折几根树苗，想做成能吹奏的笛子。

现在想想，真他妈的扯蛋，谁教我们做笛子，不就一截树皮两边用刀削一削，再挖两个窟窿眼吗？这简单的玩具，居然教唆我们去当小贼，跑到村林场里偷树苗。那可是集体财产那！

我们被逮住了，逮人的林场护林员是春旺叔叔，正好是这位小伙伴的亲叔。我想最多，我们挨顿打，或者被呵斥一番就过关了。谁知这位叔叔连训斥都没有，反而说，跟我走吧，到叔叔家去，我教你们做高级笛子，挖5个窟窿眼也能吹响。于是，我们带着折断的杨树苗树梢，欢天喜地的真上他们家去了。

去他家之后，春旺叔叔就变脸了。他家的门栓是上插，就是在门框的上门楣位置有插销，他一进门就插上了门栓。任凭我们再喊，再往上窜，也够不着。春旺就安安生生的吃早饭，一边冷眼看着我们蹦跶。

等他吃完了，就把自己的裤腰带紧一紧，一手攥着我们一个，往村子的西头跑。说是跑，其实使大人的步子大而快，小孩子跟着就得是跟小跑一样。我虽然拉着屁股，奈何你越往后拉，春旺叔叔就越是手攥得紧，索性后来就跟着跑了。

我很恐惧，害怕被人也吊到树上，用赶牛的皮鞭子抽。春旺叔叔铁青着脸，也不说话，这种沉默就更让人害怕，不知道他会怎样处置我们。

春旺家在村东头，他带着我们两个“小贼”跑过漫长的整个村子。村西有个老头，我们认识，村里开会斗人的时候，老头在台子上被斗争过——那老头据说上过黄埔军校，不过到过年的时候，这群老实巴交的不识字的农民大叔，还要排队腆着脸让这个老头写春联。那个时代的人们真他妈的无聊。

 到了这老头们家里，我才知道原因，敢情是就这老头家里有墨汁，春旺是来借墨汁用哩。

 只见他威风地拧开墨水瓶盖，往一只粗壮的大手里，咕咕嘟嘟，就倒了一手心，接着两只手合着一撮，两手就全是黑漆漆的了。然后顺势先抱着我的脸，从额头往下捋到下巴上，然后给他亲侄子也如法炮制了一番。现在想来，那造型一定是酷毙了！春旺还恶狠狠地对我说，你个小白胖娃，今儿个非叫你知道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

 妈呀，真滴吓死宝宝了！搁谁都经不住，以前是恐惧，接着是不寒而栗，刚抹的黑老包脸墨迹未干，我的泪水就夺眶而出，在脸上继续淌成两条水墨小河。

 村东头，是大片大片的庄稼地，每一块地都有生产队长领着一群人在干农活。大人们有的拿榔头，有的拿锄头，有的没有干活，就聚拢起来胡喷冒撂。看到春旺押解着我们到地头，很多人乐呵呵地放下手中的农具，像看表演一样地看着我们。很多大叔还逗我，看看那个娃子，人家还在笑哩，你娃子还哭哩，有啥子哭哩们！

我爸我妈那时候不在家，平时就是外爷和舅舅带我。我舅舅也在地头，嘿嘿嘿地笑，不断地安慰我，别哭别哭了，回家我给你买糖吃，哈哈哈。

不知道什么时候，春旺这个老龟孙，已经悄悄走没影了。

这次游街，深深刺激了我。有一回我甚至想，等我长大有本事了，比如像我爸那样有一把手枪，我要亲手枪毙了春旺。

这件事，明明白白告诉我，我不是一个好人，我是做过“贼”的，并且留有案底。按照当年春旺的说法，我胆敢破坏村集体的财产，是企图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小犯罪分子”。所以不敢想，也不敢说，一想就觉得惭愧，一回忆就想到了屈辱。

我恨死春旺了。

我爸爸对各种错误的性质都能准确把握，记得他是这样教育我的。他说，春旺叔叔没有错，他的处置方式有问题，但明明是你破坏了集体的树苗错误在先。我爸还吓唬我，你这错误严重着呢，如果在旧社会别司令（国民党统治时期，南阳民团司令别廷芳）治下，折几根树苗是要被枪毙的。到底是“兵团级领导”，说话就是有高度，呵呵。

我妈当过村团支书和村妇女主任，她这样安慰我：孩子，你不应该恨春旺叔叔。他好不容易逮着俩小毛贼，就得在乡亲们跟前显摆显摆。如果不惩罚你们，集体的树苗叫人折断了，你春旺叔叔这护林员以后还怎么当，在这个社会里，恐怕他就要挨整了。

要不说男女有别呢。我爸没吓住我，但妈妈的解劝，使我不是很恨春旺这个人了。但我后来很多次回老家，在村里碰见春旺，我还是不愿意和他说话。

别扭死了。

春旺没有活到我有本事的那天。1993年，他不到60岁就死了。尽管那时候农村环境还没有被大面积污染，春旺却死于癌症。

纠结的1976年，带给我成长道路上的阴影是潜藏和深刻的，而我内心的不屈服和逆反的种子，似乎从那时起就开始发芽。

这种幼小心灵上的创伤，是时代病，得需要另一个时代来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