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楚三国历史的都知道，诸葛出山前，虽未出山已知天下三分，三顾茅庐时忽悠得刘备一愣一愣的，也委实帮刘备联吴抗曹抢了不少地盘，但是诸葛亮真地没有那么拽。休说五次北伐无功而返，连传得神乎其神的“草船借箭”和“空城计”，其实都是夺了周瑜和赵云的功劳而安在诸葛亮头上的结果。论号召力，诸葛亮无法和先秦的姜子牙比肩，论智谋计策，难比先汉张良。历史上的诸葛亮只是瞅准了西南蜀地兵力薄弱，由此扎根并成功开发了大西南而已。
长期以来，诸葛亮的形象被人不断的解构甚至被颠覆性地被解读。诸葛亮作为一个中国历史上千万耕读传家的读书人的一分子，在他身上体现出了儒家仁爱、道家智慧、法家公正严明的可贵品质，诸葛亮本人形象也在历史的演进中被塑造成了三个形象。历史的客观形象，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可以找到正本性的根源；文学的完美形象，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里有淋漓尽致的表达；民间传说中的神话形象，在野史逸闻中的香火缭绕中可以找到形象的注脚。当然，其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并没有严格的分野，只不过《三国演义》体现的是罗贯中个性化的视角，民间形象体现了百姓黎民彼此传赞过程中共性化的认知。鲁迅先生说诸葛亮形象“形神近妖”的批评之辞，指的的多是其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
三个形象在文化意义上，就幻化为三个象征符号。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殿堂里，一部《三国演义》写尽了三国时代的血雨腥风，也写尽了王道衰微、孔门失落、道义残缺、纷争四起的乱世情境里的百姓离苦、英雄离歌。同是这部反映“时势造英雄、英雄成时势”的文学巨著，在其对人性与人生的浮沉、荣辱变化的层面上，则推出了中华道德史上的两大楷模——文之诸葛（亮），武之（关）云长。
联系现实世界中——全球华人生存之地处处关公香火，以及诸葛孔明轻摇羽扇、三分天下，谈笑间退敌安邦的气定神闲之态，即可足以想见南阳卧龙那种“睿智机敏，丛林信步”的宁静、潇洒之气度，以致引得后来者期继其神智、心仪神往。从对中华历史的进程及诸葛孔明一生的得失成败而言，其胜算多多，失算亦有。
坦率地说，作为政治家，诸葛亮未能完成统一天下、标立刘姓汉室的大业；作为军事家，他亦五次辛苦北伐，皆无功而返，最终魂落五丈原，壮志未酬身已死。因而，如果从单纯的政治蓝图、军事功利来考量、点评英雄的话，那么诸葛孔明还真的难以算得上是成功的政治家、伟大的军事家，因为他的军政功绩确实难以与那些建立了强大统一王朝的帝王将相相比。
但为何自从“卧龙殡天”之后，官方语言与民间社会对其赞颂却世代相继，使其名垂千古、万世流芳呢（而多数比其卓越的政治家们却无此殊荣）？
对于这个问题，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对三国以后的历朝历代对诸葛孔明的膜拜心理与传诵方式的流变，而得出我们想要的答案。笔者通过对诸葛孔明的社会形象的形成史研究发现，在推出“诸葛卧龙”造像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如下五个步骤，并且在形象的流变中而基本上达到——历史形象、民间形象与文学形象的相互融合，并最终于文学形象中固定下来。
这五个步骤是：
1，初化神侯。人们对于诸葛孔明的首次造像，起自于其去世后，当时的蜀国朝廷御封其为“忠武侯”，以标榜其“忠”“武”精神，并以“忠”字当头。这也是世间人称诸葛孔明为“武侯”的原由。当最终三家归晋、风云稳定之后，诸葛孔明的死对头——司马王朝则御封诸葛亮为“武兴王”（以“武”为重心，实际赞颂其用兵之谋略），一下子由“侯”至“王”，进一步地完成了造像的层次上的抬升。自从司马晋王朝诏誉诸葛孔明为“武兴王”之后，南阳卧龙随即受到历朝历代上自官方语言、下到民间社会的一致赞扬和推崇，其形象的寓意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武”“忠”之意，而成为道德的典范、政治家的楷模与智慧的化身——终于完成了最终的形象确定，诸葛孔明得到了一个被中华民族认可的“标准”领袖像。
2，标榜忠诚。当上自官方语言、下到民间社会一致完成对诸葛孔明的形象塑造之后，人们愈加关注的除了卧龙形象、气质上的智者龙臣之相外，更为关心的则是隐藏于诸葛孔明肉体背后的寓意与精神。其中，最为显著的即是附加于孔明的“忠诚于君”“不事二主”“重情达义”的君子品格与为臣之操。对于那些热衷于树立形象以便于驾驭江山的统治者来说，他们最为关注诸葛孔明在智慧若神之外的“忠诚”。仔细分析中国历代政治史，我们可以发现：在帝王们的脑海中，部属官员的忠诚心远远高于其具备的能力；相反那些即使智慧卓绝但如果缺乏忠诚心的人物，却往往成为奸臣、反派的角色，如曹操、司马懿即是“忠诚”的反面典型，始终处于人们的口诛笔伐中。通读中国政治通史《二十四史》，以及鉴赏中国民间流传的传说曲艺，我们会发觉——中国历史上极其缺少单纯因才干卓越而被历代统治者共同表彰的，能够享其殊荣的，仅有“忠义之士”。
当前中国可见的那些纪念名人的历史标像中，无论是纪念孔子的文庙，纪念关公的关帝庙，还是纪念诸葛孔明的武侯祠，这些人的思想与言行中，无一例外的都让统治者从其中找到“忠诚”的痕迹，进而得到皇权的大力推崇。总之，孔子因忠君的儒家学说而被帝王惦记，关羽和诸葛亮则因他们的忠诚而被帝王用心美誉。
3，宋元成型。笔者在研究诸葛孔明的社会形象形成史的过程中发现，除了统治者需要在他的身上找到“忠诚于君”的影子之外，在中国宋元时期——人们传诵诸葛孔明还有着特殊的时代心理与民族情感因素。在宋代，因经年累月与北方草原民族作战，使得尚文的赵宋王朝愈加推崇那些既忠君爱国又能富国强兵的古代将相。尤其是偏安江南之地的南宋朝廷，其在当时政治环境里的生存实际，非常与三国风云里的蜀国相像，南宋朝廷面临着收复黄河失地、卷土中原的夙愿。因此，从这些因素出发——无论是诸葛亮的忠诚，还是他为了维护蜀汉正统地位而不懈北伐的精神，均非常适合赵宋王朝的帝王胃口。于是，赵宋王朝遂御封诸葛孔明为“忠惠仁济显应王”——在这长长的封号后面，我们不难发现大宋帝王们的真实眼神与心思：忠君、惠泽、仁和、相济，无一例外地围绕着帝王基业而旋转。
同样的逻辑与情感，当宋亡元起时，面对来自草原部落的野性统治，自认为被文明儒化的中原知识分子即将蒙元王朝视作为一种蛮族政权，进而出于维护汉家正统的民族政治心理与政治情绪，各种反元起义不断。如此一来，本身即踊跃于元末明初的反元农民起义及后来的反击北元的北伐战争，出身于起义军将领的罗贯中，将民间流传的三国故事编写成著名小说《三国演义》，并在小说中极力尊崇蜀汉的正统地位，把诸葛亮塑造成一个无所不能、战无不胜的神仙般人物时，我们即不难看出此时的诸葛孔明在罗贯中心目中的寓意了，这个集合智慧、忠诚、正义于一身的偶像式人物，寓意了“收复失地，壮我汉家”的反元精神！至此，诸葛孔明的社会形象在此又添加了“汉家魂魄”。
4，民众造像。在中国的造神运动中，必须在上下结合、民间与政府形成互动时，才能将塑造出的社会标像或政治标榜顺利的推向民间，进而世代相传。诸葛孔明的形象形成史同样离不开民间给予其的装扮。尤其是《三国演义》在民间广泛流传后，使得诸葛亮的故事逐渐深入民间。与帝王们不同的是，民间关注的是诸葛孔明的身上所蕴涵的那些清明廉政的品格，崇拜的是他的道德风范。在古代中国，广大民众处于政治的完全弱势地位，随时会面临来自天灾人祸的捉弄，因此出于一种企盼幸福、安宁生活的向往，广大中国老百姓即将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上天、明君与清官，这样一来——如诸葛亮般爱民如子、勤政廉洁的重臣清官，无疑成为百姓理想生活的寄托。
于是，中国古代的老百姓即将对自身所追求的诸如“土地得到大量开垦，人与人之间没有贫富差距，社会比较安定，官员们很守规矩，不欺负老百姓”等等方面的追求，转化成对于诸葛亮的顶礼膜拜。正如陈寿撰写《三国志》一般，即使诸葛亮去世已经六十多年，但陈寿发现益州的老百姓仍然非常怀念这位已故的蜀汉丞相，经常在郊野之地自发地祭奠他，其个中原由——只因已故蜀汉丞相诸葛孔明的身上流淌着爱民如子的动人故事，由此而延续着人们对他的怀念。
5，形定《三国》。当然，从诸葛孔明的社会形象形成史角度来分析，有关诸葛亮的形象主要由历史形象（实际的，史书中的）、文学形象（文人意念与个人情绪的）、民间形象（民众意念与民众情绪的）三部分构成。在这些形象体系中，以文学形象的影响最大，其主要通过诸如《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以及由这部小说而改编的戏剧、曲艺。
可以说，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最终战胜了《三国志》，而使得小说里的诸葛孔明成为中国老百姓所承认的“标准像”，文学战胜了史学，民意也就战胜了事实。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诸葛亮不仅成为智慧的象征，而且诸葛亮本身的人格也成为中国百姓的为人法则。在这里，诸葛孔明的社会形象在《三国演义》中得到了定型也得到了普及，更在普及中而万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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