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为与有所不为

范蠡的金钱观

范蠡所以成名天下，在于做高官而不贪图官位，做富豪而不看重财富，其达观洒脱都是人生至高境界。自古做高官中不贪官位者有之，做富豪不看重财富的却是不多，能二者美德集于一身，还能在一个战争频仍的乱世里太平生活，只有范蠡做得无可挑剔！

明末皇帝崇祯内忧外患的时候，财政紧张，自己最宠爱的田妃的父亲，当时京城有名的大商人田弘遇响应朝廷捐资号召，献出20万两白银，李自成攻进北京后，强行用武力逼迫富户纳捐，田弘遇被迫“捐”出了200万两白银。可见商人身价几何，有时候只有靠兵匪勒索才能看出。中国传统道德认为商人多重利忘义、为富不仁相沿成俗，所以国家“重本轻末”、“抑商贱商”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治国方针。百姓不富足，国家难强盛，而统治者向来至多愿意提出“民为本”的概念，很多时候其实更信奉“大河不满，小河就没水”的信条，须知“小河无水，大河必干”，政府是要靠老百姓养活的，百姓生活无计，国民经济就会崩溃。这个简单的道理即是现在，也未必每个管理者都清楚。

对于一个委身仕途的人，苛求其不贪恋官位是有一定难度的，一个靠艰辛积累钱财的人更不会随便放弃财富。

范蠡所以与众不同，在于其特殊的人生经历和背景。范蠡为越国上将军、越国相时候，花费军晌、粮晌常人就难以想象，范蠡经手的对吴国强权人物和贿赂公关和“美人计”策划实施的花费都是大手笔。一句话，范蠡达观的金钱观蕴含着自信和惯性，其实对范蠡不能看作普通的富人。

即使普通的富人和一般穷苦平常人亦有区别，二者并不在乎赚钱本领的高低，而是他们对于金钱完全不同的态度。范蠡经商成为富翁，又不愿意涉官场与统治者合作，散财行贿几乎成为唯一“选择”，这也是封建社会商人在强权危势下不得已的手法。

范蠡晚年，其二儿子在楚国杀人入狱，范蠡原想指派小儿子带重金去楚行贿救人，只是大儿子救弟心切，以死相逼要求父亲改派自己做这件事情。范蠡不得已就派他去做这件事，却因为大儿子把钱看得很重，把原本送出去的贿金后又要回，害得楚国当权者杀了范蠡的二儿子后才大赦天下。凶信传来，全家大哭，只有范蠡大笑说：“我早知道他一去楚王必杀他弟弟！我不让他去就是担心他花钱不大方，他从小和我一起谋生，吃过很多苦，所以看重财富。而他的小弟弟，是在我家有钱后出生的，一懂事就知道家中富有，一天到晚只知挥霍，从不心疼钱财。我让小儿子去，不是看重了他的心计而是知道他不看重钱财，大儿子就做不到这些，所以最终由于他贪财而害了他的弟弟，这是符合事情的道理，不值得悲伤。”大家听了，后悔莫及。

这件事情狠形象地阐明了范蠡的金钱观念。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没有钱的生活没尊严，钱财少的没快感，太把钱当回事的没意思，不会花钱的没水平。范蠡岂止是“能挣会花”，而确实是致富英雄，散财神人，能致巨富是能力，能散巨金是美德，有能力无美德谓之“为富不仁”，有美德无能力谓之“以弱逞强”，既能为富又能为人，才是中国社会发展所需要倡导的一代商人！

有所为与有所不为

范蠡辞越，在保证了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选择。既然不在越做官，亦不想在他地为官，范蠡也完全可以种地务农，而不一定非得经商。农业不仅为国家之本，而且农民的生活方式比商人稳定而受到尊重，而一般来说商人地位低下，遭人鄙视，财富积累也缓慢。公元三世纪的《吕氏春秋》在《上农》篇里专门比较农民和商人的生活方式，得到农民单纯可靠，商人自私奸诈，农民顺服长上，财产复杂，国家遭难，农民不会弃之不顾。商人不顺服，他们财产简单，国家有难时，往往自己逃跑，不顾国家。

冯友兰认为，《吕氏春秋》反映出中国哲学里道家和儒家关于社会经济两派的思想根源。正是由于当时社会和范蠡的自身条件，选择经商无疑有两个方面的好处：一、人必须先生存后发展，范蠡既辞官归隐，经商正可漂泊无定，而按照农业方式的扩张无非是购田置地，很容易暴露了自己的“行藏”，而且经商财富的积累与转移更容易完成；二、越国战胜强吴，已经有了春秋各诸侯国的霸主地位，当时人才流动异常频繁，范蠡最终选择从最底层的商人做起，既“示弱”又会打消越王勾践的疑虑，而如果选择继续在他国从政无疑会激化越国故君臣之间的矛盾，那么以天下之大还不一定有范蠡的容身之处呢。

那么，范蠡的商业创业史也仍然面临多种选择，天下三百六十行，究竟从哪行干起不应该是随波逐流的，而是不断地正确地选择，不如此他就不是“商圣”范蠡。

仔细研判范蠡早期化名“鸱夷子皮”时期的经商行业选择，有2个特点：1、无论范蠡放牧、养殖、贩牛马，还是在山东沿海煮盐，贩马贩盐都需要对外交通（无论马或船），所以就有范蠡贩马他国，与海盗斗法的故事传闻，可以随时转移去处，财富亦如是；2、“民以食为天”，贩牛马、煮盐既满足口腹之虞，又满足耕战需求，无疑亦是高风险高利润的行业。至于后来自号“陶朱公”，已经是腰缠万贯，烧陶器，制琉璃，可视为投资扩张。

可以说，范蠡的经商谋略，经营眼光、市场意识、技术积累都构成了他本人的市场竞争能力，毕竟是他参与主持了一个国家的复兴，这种复兴背后的商机与见识一旦移植为个人的创业行为，很容易积聚巨金。同时范蠡放弃官场是决绝的，他把兵法未用尽之处悉用来经商，财富就成为他手中自保的“武器”，从他的“千金散尽还复来”的传奇经历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第一次是他从越逃到楚，楚王请他为官，在楚王使者面前，他说：“一介庸贾，不足为大王效力。但有钱财珠宝，可献大王，但求开恩勿要过问所去。”楚越是近邻，范蠡在楚为官就会祸从天降，不得不逃至齐地。楚王虽不乐意，但人家万贯家财尽数奉献，人家不愿为官，便也不便取人姓名。及至范蠡再次治产无数，齐国国君欲任其为相。他却感叹：“居家则至千金，居官则至卿相，皆为世人得意事，但久受尊名，不祥。”于是千方百计弃官，再次散财于民间。后自号陶朱公，经商再成巨贾，后终老于陶地。

可见作为商人的范蠡，财富既是“武器”，亦是“陷阱”，树大招风时，范蠡就只好“散财”自保，范蠡的“十九年中三致千金”的经历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传奇，而非刻意人为地“炒作”。这种人生中的取舍，总是显现出与众不同的智慧和预见。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提到，“中国的圣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漫游山林、独善其身。他既入世，又出世，他的品格可以用'内圣外王’四个字来刻画。”

像范蠡这样有坚韧的品格与毅力，手中的财富与心中的智慧，就是“王气”，为人处世的境界可谓“圣心”。中国人的哲学思想与智慧信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是不能和天强争高低的，所以范蠡尽管有文武安邦之才，也只是把年轻时的功业、智识、积累为后来的人生财富，成为一代“商圣”。而像诸葛亮这样的智慧全才，明知伐魏不可为而为之，就只能落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一个历史悲剧人物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