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衡是东汉中叶时期的科学家、文学家、技术专家，在世界科学文化史上有重要影响。
一、张衡同志
1954年，苏联水利专家布克夫怀着激动崇敬的心情，来到河南南阳行署，申请到张衡的故乡南阳县石桥看望张衡（墓）。那时的领导不少是大老粗，当时就有一位领导环顾左右工作人员问，张衡同志是哪位呀？张衡同志来了没有？后来当然整明白了，苏联专家说的张衡，乃东汉时期的科学家，西鄂（今卧龙区石桥镇）人也。布克夫来到石桥镇，据说当地老百姓也不知道张衡何许人也，后来根据找到的“张平子读书台”和当地传说中的“尚书”坟位置，才找到大约一张方桌大小的土丘。这实际上就是张衡的长眠之地。
1956年，时任文化部长田汉来南阳视察，看到当地仅仅给张衡立了一块石碑和简陋的状况，说这得修修了。于是有关部门决定拨款3千元，为张衡修了一座墓园。1956年10月，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题词道：“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
1983年，南阳科技界出了个厉害的人才，叫王永民，他发明了中国当时最牛的五笔字型电脑输入法。后来，王永民就来到北京中关村发展了，也成为了中科院的院士。
那时是一个百废俱兴科教兴国的黄金时代。
很快，1986年，《人民日报》有记者撰稿，指出南阳1956年修的张衡墓破败不堪，是对科学人才的不重视表现。1989年，夏峻、谭其襄先生在《河殇》电视专题片的经典解说词里，仍对南阳张衡墓园的破败比之于诸葛亮武侯祠的繁华予以了抨击，作为国人不尊重科技名人的论据。
张衡，从此正式进入了官方视野。
1990年，张衡墓园经过大修，中国科学院院士严济慈为南阳张衡墓园欣然题词：“精仪揭天地，科圣著千秋”，“科圣”一说遂流布天下。
1997年南阳成立了张衡研究会。1998年应邀到日本参加第三届国际“东方天文学史暨张衡学术研讨会”。会上国际专家欢呼雀跃，希望三年后的下届研讨会在张衡故里召开，南阳张衡研究会没有官方的许可，不敢当场擅自应承，回国后经报批同意才确定下来。
2001年8月19日，第四届国际“东方天文学史暨张衡学术研讨会”在南阳召开，国际上16个国家共89位专家到张衡墓前鞠躬拜谒。石桥镇的老百姓才知道，这位尚书张老爷真的是在国际上比在中国有名气，在中国比在河南有名气，在河南比在南阳有名气。
原来，在石桥镇最有钱的老板的名气和张老爷一比，简直不值一提。
老家蒲山的南阳老作家马云泰先生，从小就熟稔张衡在丰山清泠泉用脚画神兽之类的故事，他曾出版过《刘秀与二十八宿》，2005年创作出了《科圣张衡》的历史人物传记，2007年作为《南阳五圣》之一出版发行。
早已经蜚声中外的汉代科学家张衡，有很多名号，有很多名号就意味着有很多种才能。二月河先生说中国古代有“十六个圣人”，其中就有“科圣”张衡作为其中之一赫然在列。
其实，古代没有“科圣”的称谓。“科圣”张衡，是今天世界的看法。东汉至清，“科圣”既不会出现，也没有“道理”出现，而只可能会出现在广泛深入地学习西方文化和捍卫民族传统文化交相融合的当今时代。
那么，张衡在古代被称为什么圣人呢？正确答案是“木圣”！
张衡的很多发明创造或器物的规制，普罗大众是看不懂的。但他们知道，制作这种复杂的玩意儿首先得用木制模型做出来，定型后才会被金属铸造。虽然有时也被人污蔑为“奇技淫巧”，毕竟只有天纵英才的木制巧匠才能设计打造——那不是木匠眼中的“圣人”么？
张衡那个时代，模型模具制作，大概只能用木材。因为石膏的发现和应用始于唐朝，而且主要是用来制作豆腐，而水泥的制作和应用，是近现代才有的东西。
现代人不一定比古代人更聪明，至少在张衡设计制作的地动仪上，就看得出来。后人老埋怨说，张衡所设计制作的地动仪，南阳老乡范晔在《后汉书》上的记载惜字如金，只有区区192个字，故宫研究员考古专家王振铎先生费了很大劲，仅仅复原了器物的形制，却无法验证原物真实的功能。2018年，就出了人教课本教材改革中删除张衡及其地动仪的事情，原因无他——张衡所做的地动仪技术失传后，建国几十年也没摸到张衡地动仪复原的门径，甚至有人竟然怀疑有没有这回事？
这是严重错误！
古书不做欺人之谈，后人好歹还能根据192个字呢，张衡之前哪有什么记载?人家硬是根据东汉时代地震频发，为解决地震信息测报凭空研发出来的实物神器。现代人不仅笨，且更懒，就算了。但说没有见到的东西，就有理由怀疑不存在，那就谬误8万里了——这浩茫的宇宙，深不见底的海洋，地球的核心，人类目前现有的科学能力，能彻底真切看清这个芸芸世界不？要是看不清，能说其实不存在不？
张衡博物馆院中，张衡的全身站立铜像，由中国仪器仪表协会和南阳防爆电机厂联合捐助，因为他们追认张衡为中国仪器仪表行业的“祖师爷”。
二、张衡同学
中国东汉时期上承秦、西汉、下续三国、两晋、南北朝，中国封建王朝由大一统到分崩离析，东汉正好处于一个过渡时期，也有史学家称东汉为“中世”。张衡因为文理兼综，“三才通人”，在科、文、工等诸学科多有建树，又被称为“中世之宗”。
一代宗师最后成了科学“圣人”，但是史书并没有记载张衡的师承关系。正像“文圣”孔子的老师是谁，“武圣”关羽的老师是谁？后世一概鲜有了解。
作为“圣人”，首先是人，是人就一定有老师，只不过后来做学生的获得“圣人”的地位后，老师充其量也只能算启蒙老师了。谁做张衡的这样的“学生”的老师，可以说既是一种骄傲，也算多少有点儿倒霉。张衡以其师无专门、勤苦自学而独立特行于世，靠的是交游学友自学成才，这一点颇有些为后世史学家所称道，《后汉书》载其“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
那么，张衡身边的雅人学士也应该给予过张衡学术上的帮助和启发，从张衡的学术成就和其人生发展轨迹来看，他同样应该有一定的师承和交游范围。
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孔子周游列国，凡有学问之人，皆与其讨论请教，是以天下人为师，结果成了天下读书人的老师，但即便是这样，史书同样也暴露了孔子专门到洛阳请教老子这一段史实。老子当时年龄已高，又是东周国立图书馆的馆长，孔子的求教自然会获益匪浅。同样，张衡表面上没有严格的师法家传，一则史料欠缺，二则没有当事者本人的记录，但史迹所载，其实有迹可寻，从中也可看出些端倪来。
张衡既然是多学科宗师，就必然会有多个老师，因为张衡只有一个。韩愈讲：“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张衡无严格专师，只说明没有固定的传道师从，不代表没有“授业”与“解惑”之师。
如果要论张衡的学术思想和科学成就，可能需要一本书来写，最起码也得是一篇像模像样的硕士论文，那不是咱这一篇小文能总结完的。
咱就简单点说，张衡有几个老师，贾逵算一个，教古文经的。扬雄也算一个，教天文学的。鲍德也算，时任南阳太守，张衡年轻时跟着人家当过9年的主薄（秘书长），也算是文学启蒙老师吧？
张衡在京师各地游学7年，起码精研过四门功课：语文中的汉赋文学、堪舆师必备的风水学、方士炼丹技能所需的化学、谶纬之学（社会预言学）等高端学问。那时候的“太学”都没有严格的文理分科，也不论什么学术门派，真正是学术并包，文理兼综。
张衡在游学生中，是个不折不扣的学霸。
考诸今存世文献，张衡交往的师友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约有十几人，其中属于前辈的有贾逵、鲍德、邓骘、杨震等，属于同辈的有崔瑗、马融、窦章、刘珍、左雄、王符、周兴、许慎、蔡伦等。这其中不乏当世俊才，光说同辈的就有东汉名望很高的文学世家高才崔瑗、经学大儒马融、著名文人窦章、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论衡》的作者王符等。张衡十九岁时开始结交同辈以上四友，其中张衡、崔瑗后来还结为儿女亲家，崔瑗在张衡故去后，亲撰碑文评赞。
今人说，南阳有个“作家群”，东汉时候也都有了类似的“文友圈”。张衡身边有四个文人朋友，崔瑗、马融、窦章、王符。这个文友圈子里的中心人物应该是崔瑗，张衡尽管平生不好交游，但终其一生所交堪称挚友且终身不谕者，唯崔瑗一人。
但是张衡后半生无志于治经，所以并不十分敬重经学大师。比如马融少年时就与张衡交往，然终不为私交厚友。马融虽为大儒，人品却不怎么样，他早年投外戚梁冀，后逢迎于外戚邓氏，所谓“政见不合”，不相为谋而已。张衡不事专师，所以学问广博，不沉迷于一门一派；张衡择友甚严，秉循切磋学识、唯贤是友的思想初衷，可见做学者也须有傲骨，更须耐得住寂寞。张衡与诸多贤士名人皆供职于东汉朝廷，曾于周兴论历法，与刘珍论史书，与王符政见相投，但并未深交想来有两个原因，一则切磋学识，坐而论道，不必私交过甚；二则同朝为官，交从过密恐有“党派”之嫌疑。
从中可以看出张衡学术根源有几个秘密：第一，张衡曾经师从古文经学派，年轻时的张衡有着深厚的古文经学素养，形成了张衡成熟的文风；第二，张衡同时在思想上倾向于自由学派，从他对扬雄《太玄经》的崇扬可管窥一二；第三，张衡同时还深受道家老庄思想的影响，以后又经过深度思考钻研，成为东汉玄学的重要宗师。由此三点，可以使今人知晓张衡的学术派分：他年轻时是古文经学派的追随者，同时又保持了自由学派的风范与处世惯性。
可以说，张衡是做着古文经学派式样的文章，怀着自由学派的思想，探索着老庄玄学的研究，最后才成就了“博学约已无坚不钻”的学术“通才”。所以，张衡的学术师承关系，不单以古文经学派为师门是有道理的。
张衡思想之复杂于七个方面均有表现：一是政治学，他反对图谶神学和外戚、宦官干政；二是哲学，张衡是当时著名方士，对汉代阴阳元气论和宇宙生成假说均有发展；三是天文学，他是“浑天说”的代表人物；四是数学与历法方面，他对圆周率的计算和修订四分历的讨论都很有价值；五是机械学，主要体现在浑天仪、地动仪与指南车、计里鼓车等发明成就上；六是地震学与气象学思想，中外皆承认其贡献；七是文艺学，突出表现是诗赋创作，特别是赋学，此外在绘画、雕刻工艺等方面张衡也颇有盛誉。
郭沫若的评价虽高却太过笼统，也许可以这样说：至少在中国汉文化学术思想史上，张衡无疑是最全面的人才。
范晔赞张衡为“三才通人”，三才就是指天道、地道、人道。既是“玄儒”，当有“玄儒”的境界，张衡在人道做不了改变衰世局面的政治家，那么其“玄儒境界”自然就表现在天文历算、阴阳、数术诸方面的造诣了。
张衡有玄道之学，更有玄道法器。以儒家眼光来看，张衡是当世大儒，以道家眼光来看，张衡是天才方士，以墨家眼光来看，张衡是鲁班再世……
不一样的角度和学科视角，张衡都是不同凡响的，正是这一通才大师的人生写照。
三、灵台隐士
洛阳的国家天文台，那时候叫灵台。
张衡的科研发明成就世人皆知，地动仪、计里鼓车、指南车、浑天仪都是集技术大成与先进理论的作品，特别是铜铸地动仪更是鬼神莫测。
这就涉及到张衡的科研助手问题，理论上说张衡一定是有不同的科研助手的。自古以来，都多重点工程的重要设计者和策划者，具体的建造建设者是籍籍无名的，中国历史缺乏的正是为普通建设者立传的传统。张衡在113年官居郎中，奉旨造计里鼓车、指南车，115年始作太史令，居太史令三年时，时张衡40岁，造诨天仪，121年转居公车司马令，5年后又复转为太史令，之后又干了8年。也就是说，张衡官居太史令前后达14年之久，太史令是专司天文、历法、气象等研究项目的朝廷官办机构的长官，相当于国家天文台这样的综合机构的一把手，张衡手下人员就包括了司风、司星、司历法等专门的技术人才。据考证，东汉灵台工作人员少时有40~80人，多者一百多人不等。农耕社会历代政权都有天文历法常设机构，然而张衡却在太史令任上创出了一系列光辉成就，使东汉在天文科技史上具有了重要地位，这与张衡遵奉“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祟；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的治学态度是紧密相关的，生时政治上失意的张衡，靠其学术成就赢得了与日月同辉的身后神采。
张衡在科学上的成就，突出在以浑天仪所代表的天文学、以地动仪为代表的地震学，以相风铜鸟为代表的气象学有殊异表现。当然，张衡的重要创造发明还有指南车和计里鼓车等，指南车可能对指南针的发明有所启迪，但是中国人最大的应用还是把指南针广泛用在了风水学而并没有开启中国的航海时代，计里鼓车当时世人“争相睹之”，实际上也就相当于今天出租车上的计程器，不过在汉代，确然称得上是个“奇技伟艺”了。
张衡的从政经历，说简单其实也很简单：张衡在居侍中时期关注时政，居郎中时参与汉朝礼仪制订，这时候也正是张衡在学术上无甚贡献的时候，也就是朝廷不重视科学才安排张衡做了公车司马令，张衡仍能奉诏造出“指南车”和“计里鼓车”，而讽议时政对张衡却是难上之难。东汉朝廷让张衡居“公车令”是不会用人，居“侍中”更是用错了人，一个在政治上缺少企图心的张衡成不了政治家，更不会有政治上的大贡献。张衡的文学成就和科学成就举世公认，张衡也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鲜明的政治思想，但张衡不是政治家。
政治家是需要那些具备“训兽师”素质的人才能够做好，因为谁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会被政治猛兽咬上一口。
张衡生于东汉兴盛的公元78年，卒于139年，距中国陷入历史性的大分裂与大战乱仅隔84年。张衡就是生活于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事实上，东汉末年自184年黄巾大起义始，就陷入了全局性的战乱，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也是从这时往后续写的，如果从这里计算，张衡身后仅仅也只有45年的一统太平。
人们在面对困局挫折的时候，都有寄情他物排遣苦闷的需要。儒家讲“退避”，佛家说“忍让”，道家就说“隐逸”。古代官僚为官隐忍的例子俯拾皆是，托辞的理由更是五花八门。古代所谓“隐士”，有全隐和半隐之分，诸葛亮隐居南阳就是个半隐，范蠡“泛舟五湖”就是全隐；根据出没地点有野与市分，“商山四皓”隐于野，姜子牙屠牛隐于市。“隐士”就是具有隐忍倾向的文化名人，具体说是指不出世以前，做官后大约也只能叫“隐于朝”了。
张衡的“隐于朝”，却有着其独特的表现。他一生积极进取，博闻广记，不舍昼夜，著述等身，发明成就与科学贡献名动天下，作为儒家官员色彩的张衡，显然同样有着“隐逸”倾向，其表现有三：1. 张衡的学问思考早已超出为官职责要求，在不同专业领域都有良好表现，这是他本人学力优于常人之故，但是政治方面，张衡则尽量避免上策疏，如果不是朝廷要他发表意见的话，特别是在人事方面；
2. 张衡在认识物质本原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不如此则很难解释张衡的发明创造与科学观点，但是张衡在策论与著述中，则不介意自己的客观唯心主义者的形象。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道统绝对是主观唯心主义者的论点，但在张衡思想特别是在其应策论文里完全可以找到董氏的影子。比如张衡曾把荐举考试方法不当导致了一场地震写进了他的奏疏，其它如《上顺帝封事》称：“臣愚以为可使公卿处议所以，陈术改过，取媚神坻，自求多福也。”在《阳嘉二年京师地震对策》中称：“下陵上替，分威共德，灾异之兴，不亦宜乎。”这样的例证并不缺乏。很难想象一个研究地震并发明了地动仪并成功检测到地震的学者，还要把似非而是的观点写进严肃的政治论文中，与其说张衡“以灾异言政事”反映了他政治个性的软弱，倒不如说是一种政治策略性的隐逸，张衡毕竟是想以其学术道德地位糊弄一下当世皇帝，希图影响执政者警醒修德，这种策略性的谎言却并非等同于他认识事物的时代局限性；
3. 张衡慕玄、谈玄、赋玄、追玄、赞玄一脉顺承，持之有道，玄理自通。从《太玄注》到《思玄赋》又到《归田赋》是一条纵向主线，代表着张衡一生追求“玄儒”境界的几个重要节点。
所不同的是，张衡“隐于朝”，毕竟还端着太史令的面孔，所以张衡的谈玄赋玄，总不失客观和严肃，敦厚而不减正经。不像魏晋的“竹林七贤”等人，在“扪虱而谈”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可以说“人就是天地裤裆中的一只虱子。”
这是何等惊世骇俗而又放荡不羁的语言！
四、宇宙之名
张衡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列入“世界文化名人”。国际上把张衡同伽里略、哥白尼、牛顿、达尔文齐名并举，苏联莫斯科大学门前的十位世界科学家铜像中就有张衡。
1970年国际天文学会命名月球山的一座环形山为“张衡山”。
1977年又把太阳系中一颗编号为“1802”的行星命名为“张衡星”。
回过头来看，张衡走向世界的时期应该是20世纪50年代之前，那么又是谁发现了张衡又是怎样介绍张衡为世界人民所熟悉了呢？
1924年开始，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领导编著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一至七卷。他重点谈到了张衡和葛洪等人。他称：“中国在地震理论方面虽然并没有占领先地位，但是地震仪的鼻祖是出自中国，这点是无可置疑的。这是卓越的数学家兼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张衡的贡献。”
1889年德国学者皮尔·伯希维茨利用地震仪第一次记录到一个日本的地震，比张衡的地动仪成功验明陇西地震晚了1750多年，而原理却与张衡的地动仪相似。从此欧洲的地动仪才成为观测研究地震的工具。
直到1938年，日本学者地球物理学家今村明恒还仿制了一架张衡地动仪，并将它放在东京大学地震观测台进行试验。这充分说明了张衡在古代中国科技史上的影响，他成为国际上有较高地位的世界文化名人是当之无愧的。
张衡被称为“科圣”，正是基于三方面的原因：1. 张衡在古代科学史上的地位； 2. 张衡的科学思维与实验实证精神；3. 张衡的创造发明多造福人类实用文化价值而少为统治阶级休闲服务的价值。这是作为科学家张衡为后世景仰的核心要义。
2001年，经过几度规划修改，张衡墓园扩建后的张衡博物馆建成正式对外开放。
2019年12月，我们再去考察拜谒，出市区几公里就到，道路顺溜得很。15年前南阳“撤地设市”后，石桥镇已经归属南阳卧龙区管辖，原南阳县立的1988年国务院公布的“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原碑仍在。
堂堂“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门口却是一片冷清。相比当年的“南阳三杰”，武侯祠门票价格早就涨到了60元左右，医圣祠现在25元，这里却不收门票，门口还挂了一张全市中小学爱国主义基地的铭牌。大门左侧是石桥镇的“小石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所在地，虽说不上“鸠占鹊巢”，当地社区倒是协助“守墓人”合适的角色。比起1990年的张衡墓，现在的墓园毕竟扩大了很多，张衡墓起码扩建了三分之二。
南阳武侯祠只是少年诸葛亮躬耕南阳的纪念地，但被邻居襄阳窥探惦记日深。武侯祠的喧闹，是几千年来中国人对“官本位”文化的推崇——诸葛亮是一个好干部，更是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道德模范”。
南阳医圣祠也是一个宗教场所，因为门票收益，干脆由市卫生局作为了主管单位。按此等逻辑，张衡博物馆难道该归属南阳科技局管辖吗？不然，张衡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张衡的光华犹如天上的星斗，其实一直高悬在中国人的头顶，只是相当长时间内，没有成为辨识真理方向的“星斗”而已。
当年的李约瑟博士，与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因为中国古代科学有过激烈的争辩，并提出过著名的世界之问：中国古代有那么多的科学发明，为什么没有能产生现代科学？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然使醉心于传统文化的中国人唏嘘不已。
张衡墓及张衡博物馆，无论是作为张衡故里，还是张衡墓地，都是这世界无可争议的真实存在。换句话说，南阳拥有张衡这一最优质的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和名片，却没有用好或得到善用。
这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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