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在读史、究史、评审地方志稿、学术活动、实地参观以及与同行的交谈中，发现在泉州地方志编纂乃至福建地方史研究上的一些问题，很有感触。现借学报提出来讨论，并就教于大家。
《汉书》卷62的《司马迁传》，盛赞司马迁的写史态度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近两千年来，不少史家、写志的人和读书的人都受司马迁的据事直书的文风影响，以司马迁的治学态度为榜样，作为写志、写史和处世的准绳。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作风，是从马列主义的高度对这个问题的最高理论概括。“实事求是”这句名言，多少年来一直成为许多史学工作者处事遵循的准则，成为他们写志、治史的座右铭。正是由于许多史学工作者的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新中国的历史研究、考古发掘和方志修纂才出现如此辉煌的成就。
现今，我们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各项工作都要向社会主义市场靠拢，去适应它，去为它服务。于是，就遇到了一个如何服务的问题。是否为了经济效益，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就可以不要了？或者可以为了一己之需要，随手拈来，乱说明一通；或者把传说当作信史，不愿作艰苦慎密的考证；或者更恶劣者，则伪造文物，杜撰历史，扰乱历史研究和志书编纂，干扰正常的学术讨论风气。我以为，越是深化改革、开放，史学界、方志界越是要坚持和发扬据事直书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细细斟酌以上几种当前的不正常现象，发现其不外由以下数种原因造成。
其一，盲目崇拜名家之言。认为既是名家，言必经典，不会有错，深信不疑。殊不知名家、圣贤并非神、仙、佛，他们也有说错话、做错事的时候。我们指出名家的失误，丝毫不影响名家的声望，因为名家既是人，出现错误也就在所难免。例如泉州近代的高僧弘一法师，曾于1938年到晋江摩尼教遗址草庵居住数月。当获悉草庵兴衰之历史，便以瑞意、广空两位法师重兴草庵之艰难，亲自撰写《重兴草庵石记》。文中记述明朝初年有18位士子住草庵勤奋攻书，后来18人都登进士第，成为显贵，于是他们在殿堂供石佛，这时，岩壁上时常显现“金容”（佛的形象）。这些士子便依照“金容”显示状貌，雕琢佛像于岩壁上。据传说，“金容”即文殊菩萨现影于草庵石壁上。佛家以为文殊菩萨为释迦牟尼的左胁侍，头顶结五髻，手持宝剑，骑狮子，表示智慧、威猛，这与草庵崖壁上的“劝念：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的摩尼教信条，在字面上正相符合。因此，弘一法师又作对联曰：“石壁光明相传为文佛现影；史乘记载于此有名贤读书”。这样，弘一法师就把草庵的摩尼光佛改造为文殊菩萨，又把草庵的摩尼教寺改造为佛教寺了。文殊菩萨显形于草庵崖壁之说，当然荒诞不经，但作为旅游介绍则未尝不可（它可以为草庵摩尼教寺增添不少神秘色彩)，可是作为志书、历史，则万万不可引用。
又如泉州开元寺有弘一法师手书木匾对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且注明“恭录朱文公（朱熹）名言”。现在这句“名言”几乎为泉州人所熟知，也为不少人所引用。但是，无论是从朱熹著作还是从其他书籍中均找不到出处。所以，这句“名言”作为旅游介绍尚可，而作为写志、写史，则需慎重对待，实事求是地处理。
其二，深信古书记载一定不假。现代人会说错话、做错事，古代人一样会说错话、做错事，对待古人万万不能盲目崇拜。如明代何乔远《闽书》卷7《方域志》，记载泉州东郊灵山圣墓是两位阿拉伯人的坟墓。记云：据“回回家言”，唐武德中(618一626年)，穆圣派四大门徒来中国，朝见中国皇帝；“遂传教中国……三贤、四贤传教泉州，卒葬此山……名曰圣墓”。何乔远是严谨的史家，他先介绍循东湖旁山岗南行为灵山，“有默德那国二人葬焉”，然后引述“回回家言”，介绍灵山圣墓的三贤、四贤的传说。所谓的“回回家”，即回回人的伊斯兰教长老或阿訇，他们是宗教的神职人员。我们的一些史学工作者，他们深信“回回家言”为真，然后为“回回家言”寻找论据，因此，得到的结论距离事实更远。
《闽书抄》也记载泉州灵山圣墓，并说出三贤、四贤的名字叫“沙谒储、我高仕”，且受“国王聘之，禅以位，妻以女”为驸马。可以说比《闽书·圣墓条》所载更富有故事性。可是，《闽书抄》的作者其治学态度也是严肃的，他在灵山圣墓条的末了，也注明传说的来源，是泉州“清净寺住持夏日（禹）”提供的。夏日禹是何许人？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李光缙撰《重修清净寺碑记》载，清净寺“住持夏日禹率父老子弟请余”主持修缮清净寺。《闽书抄》成书于崇祯二年(1629年)，距夏日禹倡修清净寺的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仅有22年。夏日禹也是泉州清净寺的神职人员，即阿訇，也是回回家。他提供《闽书抄》作者（佚名）的材也料属“回回家言”。《闽书》与《闽书抄》的作者是历史学家和方志家，而回回家则为宗教神职人员，他们对待历史的态度有很大的区别。这正如弘一法师解释草庵摩尼光佛像为文殊菩萨显形的石雕佛像一样。这是读史、写志书时必须充分注意到的，对古人的记载必须具体分析，不能深信不疑。
其三，以讹传讹。古代的一些事件或地名，因时间久远又失却记载，只有民间传说，久而久之，则走了样，结果以讹传讹，甚至弄得面目全非。这是写志、写史时必须注意的。如历史上泉州东西佛械斗之事，被讹传为施琅将军和翰林富鸿基结怨所引起。幸得今人陈泗东、傅金星两位先生著文澄清了这一历史疑案。又如泉州城北郊清源山，又名北山。但泉州城里也有座北山。长期以来，人们都把城里的河岭（今华侨新村）称为北山河岭，或称北山。今河岭的一座崇拜吴真人的保生大帝庙门匾额大书“北山古地”。可是，从施世榜的后裔施珏著《石房樵唱》卷2·《北山居别业落成》诗八首，得知泉州城里的北山不是今河岭，也非今华侨新村。从书中《镜泉亭》诗云“彩笔巷中喜结庐，嘉名肇赐北山居”，则知清代彩笔巷有北山（彩笔巷今仍在）。诗后还附有说明，云道光二年(1822年)“卜吉关夫子庙，得北山门下好安居云”，迨丙申(道光十六年，1836年)移居在北山，悟签语，“事有前定，神其默相之焉”。又该书卷2《子昌咏北山居次韵》云“客居回忆北山幽，当户朝看滴翠流。彩笔未逢花入梦，护堂焉得草忘忧”。这首诗再次表明施珏的彩笔巷寓所在北山之北坡。所以，泉州城里的北山是今县后街彩笔巷，也即今市公安局（旧县政府)。具体说，今市公安局占有北山南坡和山顶，北山的东坡为今军分区，西坡为今市第二医院，北坡为今彩笔巷和军分区。七十年代，军分区在北山的北坡盖楼房，掘出三层叠压的唐代墓葬，其剖面后被砌为二层草坡。
又如泉州城里有一座“府后山”，因地处旧县政府之后，故称此名。该山东西走向，约100米长，南坡高10多米，北坡高20多米。十九路军驻闽，在府后山地下修筑一个钢筋水泥的地下防空洞。抗战胜利后，国立海疆学校建立在府后山南面。新中国成立，晋江军分区设置于海疆学校原址。文化革命期间，推平府后山，填平军分区与晋江卫生学校（今实验小学）之间的大片低洼地。从此，府后山消失。府后山之西北面（距离百米左右），另有一座南北走向的小山，长约50米，西坡5、6米高，东坡10多米高，称马鞍山。山上龙舌兰和仙人掌类刺生植物丛生，有一条小路东西走向辟山中段横过，使山状如马鞍，故称此名。马鞍山实际上是宋、元、明、清时代的垃圾堆，现在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文化革命期间，军分区、卫生学校和居民把马鞍山一分为三，现在仅剩北段一角残留卫生学校的南墙界。现在县后街还有一条马鞍山巷，就是原来通马鞍山的小路。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马鞍山北段残址（卫生学校内，即今泉州实验小学)立碑保护文物，但碑文误作“府后山”。
再如泉州城内体育场前之威远楼，又称谯楼，俗称北鼓楼。文革中遭严重破坏，80年代末，威远楼重修，因有碍交通，向北移位约百米。落成后市文管会立碑纪念，碑文称宋乾道五年(1169年)泉州知州王十朋曾作《新修北楼记》，并登临赋诗，唐欧阳詹曾作重修《北楼记》。按乾隆《晋江县志》卷15·古迹载：“威远楼，元至正九年(1349年)监郡契玉立建”。如此，则元末建置的威远楼，乾道五年的王十朋和贞元九年(793年)的欧阳詹如何登临？他们又何从赋诗为记？泉州城的北楼，据欧阳詹记为“盖此郡北墉之立侯楼也”按古制城百步立一侯楼。可见，泉州城的北楼在子城泉山门之上，即今气象站、粮店、市体委射击场的位置。乾隆《泉州府志》卷11·城池云：“子城，相传唐天祐三年(906年)节度使王审知筑”，此记载有误，应据唐欧阳詹《北楼记》纠正。由此可见，泉州子城、北楼唐初有之，与谯楼无关。
以上三例，皆因历史上失却记载，又因时局的变迁、时间的流逝，让施琅含冤百年，亦使威远楼与北楼易名、北山与府后山移位、马鞍山埋名。文化革命才过10多年，马鞍山却变成府后山了。这种仅凭民间传说，以讹传讹的事例很多，修志、写史和立碑时必须充分注意，要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研究和考证。
其四，人们普遍有希望自己家乡文物古迹越古越好、越著名越好的思想。这种思想源于对家乡的热爱，但是如果没有与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相结合，那么就会适得其反，做出违反科学、不符合事实的事来。如乾隆《泉州府志》卷6·山川·清源山条云，清源山又名泉山，并引《太平寰宇记》云“朱买臣传谓东越王所保之泉山是也”。于是，有的同志认定泉州清源山即《汉书·朱买臣传》记载的泉山，甚至有人将唐林蕴《泉山铭》刻于清源山摩崖之上，这便造成张冠李戴的错误。福建、浙江都有几座泉山，有的同志认为，“如果不把泉山拿来，就会被人抢去”。殊不知不科学的东西，即使是抢来了，定了案，定了性，也是保不住的，而且在历史上还会成为笑柄。又如有的人为了强调泉州地面文物的丰富多彩，说什么“地下看西安，地上看泉州”。由于把泉州古城的地位拔得过高，失却真实，因而宣传效果也就不佳。
又如泉州港是中世纪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海港，元代发展为东方第一大海港，与亚历山大港并驾齐名，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这是历史事实。但是，如果强调不当，把话说过头了，那不但得不到宣传的效果，还会贻笑天下。比如把泉州说成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作为旅游介绍尚可，但作为写书或写史志则不可。诚然，赵汝适《诸蕃志》卷上记载了南宋泉州港与一些国家、地区的距离，但它也反映了南宋泉州港是海上丝绸之路上很重要的一个站，或者可以称为很重要的一环，而不说明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站。尽管《云麓漫钞》记载：“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但这句话也没有改变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一站的结论。1991年春，联合国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察，东方的泉州港并未被列为考察的起点站或终点站，东方的考察终点站是在日本大阪，这是客观的和符合历史事实的，因此也是实事求是的。日本人也没有因此而大肆宣扬，因为这仅仅是事实而已。
其五，“学阀”派头十足与无中生有，硬是制造。前者还是作风问题，后者是伪造文物，伪造历史的行为了。古人早就懂得“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道理，可是，现今有些外国的、本国的“学者”，来泉州伊始，就哇啦哇啦发表高论。例如信口开河说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雕刻的灵山圣墓石回廊梭柱为唐初的雕刻。又找来泉州开元寺山门的梭柱作为参照物，认定泉州开元寺山门那两根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修建山门时雕刻的梭柱为唐初的石刻。更有的外国“学者”说什么“不懂得古建筑常识人的意见，可不必重视”，学阀气派十足。这种作风于写志书和写历史，是十分有害的。
史学要发展，方志学也要发展，要发展就要倡导争鸣。有争鸣就有对立面。学术上有对立面是好事，它可以扩大人们的思路，帮助人们认识真理。而真理初始时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在现代条件下，史学上的一个新发现、新论断，能保持5年、10年不被推翻，那就算不错了，能保持15年、20年不被推翻，那就算很好了。举个例子说吧，如晋江草庵的摩尼教遗址，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全国唯一保存的摩尼教遗址、遗物。但几十年后，浙江温州地区，福建的福州、莆田却相继发现了摩尼教的遗址、遗物。最近，新疆更发现大规模摩尼教遗址、遗物。所以，切勿以为开了什么论证会，或者举行了什么发布会，历史就算写定了，案翻不了了。因为历史是最无情面最公道的见证人。
近年来，福建省出现的“南禅少林寺”的争论，如果一开始大家就能实事求是地、科学地来探讨问题，就不至于出现如今不正常的现象。诚然，从历史的材料看，福州、福清、莆田和泉州都有南禅少林寺，都有南禅少林的遗风。但是，是不是像现在已披露的材料这样，这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了。我们热切希望各地的史学和方志工作者以及有关部门，抛弃前嫌，排除地方主义干扰，团结一致，把福建的南禅少林问题理个清楚。这对福建的深化改革和开放的贡献不是更大吗？但是，我们反对指鹿为马的不辨真伪的极不负责任的治史、写志态度，更反对以现代电锯对宋代宝贵佛教石刻文物进行任意加工的伪造文物等做法。我们反对为了一己之需要，随意对历史提出违背历史常识的任意假设，对历史资料随意附会和随意删改的极不负责任行为。
我想，如果我们的史学和志书工作者，能从以上几种不正常现象的干扰中解脱出来，就能坚持毛泽东一贯倡导实事求是的作风，就能坚持据事直书。如果一旦发现我们的论断是错误的，错了就改，丝毫不影响自己的威望。如果史学界、方志界的同仁，能以实事求是的作风作为写志和治史的灵魂，那么我们的地方志编纂和历史研究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好，一定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原载《泉州师专学报》1995年3期。）
本文选自泉州历史文化中心丛书《吴幼雄文史类稿》
泉州历史文化中心原创内容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