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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文
学杯”第六届“田青打工文学奖”应征稿
作家的身份
阮红松\湖北松滋市
经常看到某作者是“农民作家”,某作者是“打工作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有人称余华是“医生作家”,王蒙是“部长作家”。如果要细分,还可以分“干部作家”、“商人作家”、“老板作家”、“艺人作家”、“主妇作家”、“演员作家”……
没有人这么细分下去,有心照不宣的原因。
“农民诗人”也好,“打工作家”也罢。标明作者的身份有特别的意义。“农民”和“打工者”的共同点,是作者“底层”属性。在媒体眼里,社会群体中,没有比农民和打工者身份更低微的人了。
这是一种赤裸裸的身份歧视吗?也许用意是好的。
这种明目张胆的身份歧视,披的是炒作的外衣,更辣人的眼睛。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作家”、“打工作家”?
没有。
作家就是作家,英雄不问出处。作家可以来自于社会各个行业,绝大多数都来自于社会基层(称底层又辣眼睛)。赵树理是个地道的农民,但翻遍所有的文学史和教科书,没人称赵树理是“农民作家”。那个年代,种地光荣,当农民光荣。你赵树理当了作家,别打算沾“农民”的光。还有鲁迅,一生漂泊,不停地奔波找工作。当年没有打工的说法,现在看来,鲁迅就是个“打工作家”。如果媒体这么炒作鲁迅,估计鲁迅的名气出不了国门。
人为地将作家划到一个圈子里,区别看待,好像可以理解成一种商业行为。折射出的还仍然是一种歧视和社会不公。前不久,在旧书摊上看到雪小禅的一本书,封面上竟然有“花痴作家”的称呼,这是对女作家的人格侮辱,不只是一种歧视了。书商的说法是,只是一种商业手段,为了销书。
将作家分类,书商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打工作家”肯定比“干部作家“抢眼。为什么抢眼?打工者与作家反差太大?为什么反差大?在中国,打工者的社会地位太低,这类人能当作家,几乎也算一个奇迹?算什么奇迹?打工者能享受的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太少?
说白了,打工者的基本组成,是农民工,是一个文化贫血的群体。打工者与农民能当作家,本身就有新闻性。
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史,老一辈作家几乎都是农民。那时,为什么不强调这点?因为当时,绝大多数作家都走出农村,到城市了。
对,现在绝大多数“农民作家”也进城了,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了。但是,与前人不同的是,你进城了还是农民,现在的城市必须给你一个标识(太多人被城市从待遇上拒绝)。你在农村没种过地,你出校门就到城里工作了。那也不行,你最多算个“打工作家”。
社会对农民和打工者的歧视,造就了“农民作家”、“打工作家”这种奇怪的称呼。媒体和书商出于低级趣味的考虑,推波助澜,用顺眼了,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可惜的是,文坛暂没出现“官二代作家”、“富二代作家”。不知官二代、富二代对当作家有没有兴趣?媒体会不会有这样的惊喜发现?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炒作这类作家,跟炒作“农民作家”、“打工作家”的心态绝对大不一样!
做无聊事情的人,别指望他们心里多么阳光。
作者简介:阮红松,男,湖北白云边集团工会干部,兼任松滋市《洈水》杂志编辑。作品散见于《长江文艺》《芳草》《广西文学》《四川文学》《佛山文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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