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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文
学杯”第六届“田青打工文学奖”应征稿
作家的身份
阮红松\湖北松滋市
经常看到某作者是“农民作家”，某作者是“打工作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有人称余华是“医生作家”，王蒙是“部长作家”。如果要细分，还可以分“干部作家”、“商人作家”、“老板作家”、“艺人作家”、“主妇作家”、“演员作家”……
没有人这么细分下去，有心照不宣的原因。
“农民诗人”也好，“打工作家”也罢。标明作者的身份有特别的意义。“农民”和“打工者”的共同点，是作者“底层”属性。在媒体眼里，社会群体中，没有比农民和打工者身份更低微的人了。
这是一种赤裸裸的身份歧视吗？也许用意是好的。
这种明目张胆的身份歧视，披的是炒作的外衣，更辣人的眼睛。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作家”、“打工作家”？
没有。
作家就是作家，英雄不问出处。作家可以来自于社会各个行业，绝大多数都来自于社会基层（称底层又辣眼睛）。赵树理是个地道的农民，但翻遍所有的文学史和教科书，没人称赵树理是“农民作家”。那个年代，种地光荣，当农民光荣。你赵树理当了作家，别打算沾“农民”的光。还有鲁迅，一生漂泊，不停地奔波找工作。当年没有打工的说法，现在看来，鲁迅就是个“打工作家”。如果媒体这么炒作鲁迅，估计鲁迅的名气出不了国门。
人为地将作家划到一个圈子里，区别看待，好像可以理解成一种商业行为。折射出的还仍然是一种歧视和社会不公。前不久，在旧书摊上看到雪小禅的一本书，封面上竟然有“花痴作家”的称呼，这是对女作家的人格侮辱，不只是一种歧视了。书商的说法是，只是一种商业手段，为了销书。
将作家分类，书商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打工作家”肯定比“干部作家“抢眼。为什么抢眼？打工者与作家反差太大？为什么反差大？在中国，打工者的社会地位太低，这类人能当作家，几乎也算一个奇迹？算什么奇迹？打工者能享受的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太少？
说白了，打工者的基本组成，是农民工，是一个文化贫血的群体。打工者与农民能当作家，本身就有新闻性。
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史，老一辈作家几乎都是农民。那时，为什么不强调这点？因为当时，绝大多数作家都走出农村，到城市了。
对，现在绝大多数“农民作家”也进城了，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了。但是，与前人不同的是，你进城了还是农民，现在的城市必须给你一个标识（太多人被城市从待遇上拒绝）。你在农村没种过地，你出校门就到城里工作了。那也不行，你最多算个“打工作家”。
社会对农民和打工者的歧视，造就了“农民作家”、“打工作家”这种奇怪的称呼。媒体和书商出于低级趣味的考虑，推波助澜，用顺眼了，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可惜的是，文坛暂没出现“官二代作家”、“富二代作家”。不知官二代、富二代对当作家有没有兴趣？媒体会不会有这样的惊喜发现？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炒作这类作家，跟炒作“农民作家”、“打工作家”的心态绝对大不一样！
做无聊事情的人，别指望他们心里多么阳光。
作者简介：阮红松，男，湖北白云边集团工会干部，兼任松滋市《洈水》杂志编辑。作品散见于《长江文艺》《芳草》《广西文学》《四川文学》《佛山文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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