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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文章专栏
一段尘封的岁月
一册浓墨的历史
读之荡气回肠
思之心潮翻卷
且听陈才生教授娓娓道来
引子
电影是个洋玩艺，光绪年间传入中国。当时许多人认为那银幕上是活人在动，甚至有人说是西人的“勾魂把戏”,不能多看。据说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时，英国公使赠送了一台放映机和三部影片，老佛爷好奇，想看个究竟。开映时，灯光突然熄灭，她喝斥道：“这黑洞洞的，让我看什么？”侍卫赶忙禀告：“黑暗中才能出现影像呢。”话音未落，就见有道白光唰地射向银幕，一群西装革履的男女从中走出，手舞足蹈，活灵活现。虽然没有声音，没有色彩，但鼻子眉眼，和真人无二。老佛爷兴致勃勃，正看得入迷，忽然呯的一声巨响，有火光蹿出，发电机出了故障，胶片起火了，并烧伤了几个宫女。老佛爷大怒，认为此乃不祥之兆，速下谕旨：“从今而后，无论宫庭还是御苑，禁止这种东西出现。”几个放映师倒了霉，被罚饿饭三天，轰出宫门。
慈禧时代的大清，已是一架停摆的老座钟，封闭保守，如死水一潭。电影这种西方文化也仅限于上海、广州、厦门诸涉外商埠，如此状况，随着后来的战乱，一直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新中国成立，才有所改变。
1. 从第一任抗日村长
到第一位电影放映员
话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太行山南麓的林县，是个数万人的小城。岁数大的人还记得，有个拉着平车走乡串村的放映队，三到四人，专门“演电影”。他们是最早在这带大山里传播电影文化的人。在前面拉车的汉子叫程思信，外号“程电影”，是放映队的队长。
程思信时年三十岁，中等个，微胖，平头，方正脸膛，春秋天里，常穿一身蓝色中山装，说话心直口快，粗门大嗓，隔条街巷都能听见。许多人后来才知道，他在抗战时期就是八路军的地下交通员，林北县第一任村长，是位不折不扣的“老革命”。
林州第一任抗日村长
第一代放映员程思信先生
但谁也不会想到，数年之后，就是这个拉车下乡的“程电影”，会以“反革命”罪被打入大牢，在冤屈与痛苦中度过余生。这是后话。
“程电影”家住山城最北端的任村，地处晋冀豫交界处，有“抬脚踏三省，鸡鸣闻三县”之说。清朝年间，其祖父程九林曾创建万育利货栈，经营布匹棉麻土特产，生意亨通，家业兴旺。可惜在清末与民国期间两次遭土匪抢劫，家道随之中落。至其父，已是一个普通的店员。程思信十岁时读过一年私塾，粗识文墨，后务农，除种地外，打过铁，卖过纸烟。
四十年代初，抗日战争进入最严酷的阶段。八路军129师新一旅进驻盘阳，于任村成立豫北办事处，加上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领导的德兴货栈，任村成为商贸繁荣的物资集散地。此时，程思信刚满二十岁，与地下党袁林相识，被发展为新一旅交通员，以做生意为由，出入于三省之间，穿梭于乡村城肆，搜集情报，传递信息。他在东庄西头的小院，亦成为秘密交通点，袁林曾长期在此居住。在敌我拉锯的任村，村长是个危险的职务，刚开始没人敢当，程思信勇敢地挑起了这副担子。当时县长亲自牵马，请他骑马戴花，转街游巷，以示鼓励。
日军空袭的目标就是这座院落
据说，日军曾两次袭击任村，目标对准的都是村长的家。一次要烧房，结果找错了地方，误将西邻的房屋点着了；一次空袭，炮弹落在了距他家数十米外的煤市，石券被炸塌，躲在券下的避难者死伤无数。
抗战胜利后，程思信任任村解放剧团团长，自编自演过许多小戏，如《华中大战》《何应钦钻进夜壶》《二流子转变》等，在群众中产生重大反响。后调至抗日完小，再调文化馆，当时叫“民众教育馆”。
那时候，林县的乡村经常有“瞎先生”算命，在指点消灾避难旺家生财的妙方时，往往会将方向指向解放军的营地。许多青年因此而报名参军，走向了“解放全中国”的道路。这里就有民众教育馆的“功劳”。据程思信回忆，他们曾召集全县的算命先生进行培训，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来打消群众参军的顾虑，配合当时的征兵工作。
1950年，程思信被派往“晋鲁豫辖区政府”创办的“太行美术学院”学习。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了电影，感到神奇至极，在讨论会上激动地说：“要是家乡的百姓也能看到该多好啊！”时任文化部长的沈雁冰（作家茅盾）在场，笑着对他说：“国家要在各地成立放映队，你的愿望很快就会实现。”他当即表示，“要是那样，我第一个报名参加。”
果然，没多久，安阳专区派遣两人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对口学习电影放映技术，其中一个就是程思信。领导讲，是沈雁冰先生写来亲笔信，专门推荐了他。他是林县有史以来第一位电影放映员。
2. 抵押房子买“大炮”
电影，电影，有电才有影。可是，五十年代初的林县，城里只有煤油灯。在合涧乡的河南园，倒是有座小电站，借淅水发电，叫“农工商电厂”，15千瓦的发电机，仅供周围百余户居民照明，显然无法满足放映的需要。所以，要发展电影，首先要有发电机。但此类机器属紧俏物资，需要从国外进口。县领导打听到，天津中原贸易公司的书记程祖武是程思信的本家侄子，于是派他去探探门路。
从安阳到天津，绿皮火车走了一天一夜，程思信下车时已是黄昏。举目四望，灯火通明，除了高大的钟楼，豪华的宾馆，便是红砖建造的筒子楼，在街灯映照下像无边无际的碉堡，庞大而神秘。街道两侧，排列着一家接一家的店铺、菜市场，在夜色中照常营业。他不禁感叹说：“这里连茅房都安着电灯，要是能把这些电引到山里该多好啊！”
程思信的侄子程祖武，抗战时在德兴货栈任职，后转至天津。他听说家乡要发展电影，非常热心，一通电话拨下来，还是没有办成。按照规定，凡从国外订购机器，须先拿出抵押金，方可签合同。他返回复命，县领导听了那押金的数目，直摇头，称财政困难，拿不出这个钱，让等等再说。钱可以等，但放映工作怎么能等？他急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思来想去，决定自己解决，将家里的八间房子和九亩土地作抵押，从安阳兑粮店贷小米十万斤卖掉，变成现款，二赴天津，把合同签了。
一月之后，一台崭新的捷克斯洛伐克产发电机运到了山城。这机器有两部分组成，底下安着四个铁轮子，半米宽，一米长，足有三百多斤，发动时嗵嗵轰鸣，惊天动地，人称“大炮”。同时到来的，还有一台16毫米的放映机，有二十乘三十公分大小，重四十多斤，也是捷克产。这种中小型移动式机器，现在早已淘汰，但在当时已相当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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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由四人组成的放映队成立了，队部设在城里东营，是个坐东朝西的四合大院，有六座房屋，二十来间。韩日新、未全成、石津平，是全县最早的一批队员，或管放映，或管发电，或管经济，程思信任队长，负责培训与联络。
第一次放映是在1951年的夏天，地点在县政府礼堂，也就是现在的市委招待所。演出的片名叫《桥》，是首部国产片，由王家乙、陈强主演，内容是解放战争时期抢修松花江铁桥的故事。那天晚上，县城周边的群众听说后也争相赶来，但见人山人海，如潮如涌。许多人从来没听说过电影是啥，对那些能说会动的人物是如何从幕布里钻出来的百思不解，好奇地从幕前转到幕后，再从幕后转到幕前，反复查看。当剧中的火车嘶鸣着开过来时，人们纷纷惊叫着弯下身去，生怕撞到自己头上。他们指点着，赞叹着，谈论着，欢笑着，听到片中人物说“大炮一响，四面开花”，马上有人指着礼堂外嗵嗵作响的发电机方向附和道：“大炮一响，心里开花。”
3. 给孤寡老人放专场
演电影，机器的搬运是件大事。放映机、发电机、油桶、胶片，还有队员们的铺盖和随身用品。那时最高级的运输工具是马车，但放映队没有马车，只有一辆平车和两辆木轮小推车。单是那台“大炮”，又大又笨，像头老牛，就需要一辆平车伺候。如果是在城里，从南关到北关，虽然青石路面凹凸不平，板车尚能行走。一旦下乡，就只能平车和木轮车混合着用。许多地方平车根本过不去，像响马沟、古城、石柱，需要挂崖跨涧，像石家沟、大南山、小崔垴，需要翻岭涉河，连木轮车都难行进时，只有靠肩挑背扛众人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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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秋天，他们上了四方垴，这里海拔1600米，人称太行之巅。因山高路陡，村里派了五六个青壮年下山，把发电机沿断崖一层层抬了上去，但人员要“爬漏子”，就是抓着崖缝攀壁而上，前手接后手，一脚套一脚，一脚不着号，就有腾不出手来而坠崖的可能。好不容易登至山顶，结果发电机出了毛病，修理到下午四点，汽油耗去大半，怎么办？程思信又匆忙攀岩下山，黄昏时赶到城里。为抢时间，他借了文化馆的自行车，驮着油桶，失急慌张朝山中驰去，谁知下陡坡时，迎面遇上推玉米秆的农民，那满载的秆草占据了整个路面，躲闪不及，人仰车翻。扶着撞扁的车轮下望，是深不见底的石涧，他倒吸口凉气，也顾不得许多，背上油桶，继续朝山顶爬去。待赶至村口，已是星斗满天，月牙高挂，看到放映机旁黑压压的男女老少正翘首等待，两腿一软瘫坐在地，半天没有起来。
那天晚上，听说村里有位孤寡老太太，八十多岁了，因久病在床看不到电影，直念叨。散场时，夜已很深，程思信和队友们商量，为了却老人的心愿，决定送电影上门。借着月色，他们把发电机运到老人院里，将放映机支在炕头，对着斑驳的土墙，演起了专场。老人边看边抹眼泪，握着程思信的手说：“你们不嫌弃我这老婆子，好人啊！”
4. 电影的欢乐
在放映队里，最辛苦的工作是跑片和联络。沙土路可以骑车，山道全靠双腿，几个月下来，程思信对各条主干道已了如指掌：县城——横水、乔家屯、马店；县城——姚村、任村、峪门口、古城；县城——小店、茶店、李家寨、鹿岭；县城——大岭沟、东姚、巫山口……每隔四五十天便重走一遭。全年必须保证放映一百八十场，这意味着他们每天都要奔波在山乡的路上。刚记得出城时，枯草蒙霜，冰雪连天，返回时，住地的院里墙外，已是荒草没径虫声寂寂了。
当时的年代，农村的互助组、合作社运动正进入高潮，群众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对文化的追求也愈加迫切，电影这一新事物，无疑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莫大的欢乐。许多村一旦定下放映日期，就像操办喜事一样，几天前就传开了，家家户户都会提前安排好家务农活。届时，男女老少倾巢而出，搬凳子，背椅子，扶老携幼，热闹非凡，那可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村家庭大聚会。周边村庄也闻风而动，四面八方的山间小道上，人流如织，蜂拥而至。说话声、欢笑声，像是赶大集过大年一样。
（演电影了）
放映的地点大都选在打谷场上，这里平坦而宽广，春夏冬三季基本上闲置，村子大的场子就大，村子小的场子就小。幕布必须挂在有树的地方，如果没有树，村里会事先派人栽上两根碗口粗的木杆。常常是在夕阳下山时，剧场上就开始喧闹起来。先到的自然是孩子，看到放映队的平板车出现，会高喊着“程电影来了程电影来了”，呼啦啦围上来，看他们摆放桌凳，调试机器，修整、倒片，一双双眼睛瞪得溜圆，好奇地窥探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似乎要搞清楚那些电影人物是如何从机器里跑出来的。当程思信掂着麻绳，三下两下，将银幕悬挂在空中时，山风吹来，幕布鼓荡摇摆，发出呼哒呼哒的声响，孩子们会高兴地从下面钻进钻出，欢跳着，高叫着，似乎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了。
银幕前，有老人在忙着放凳子、放木棍，放秆草捆，有的干脆就在地上画圈占地方，不然晚了连站的地方都找不到了。听说有的吃过午饭就来了，因为还有邻村的二姨、三舅、四表弟要来，得尽一点地主之谊啊。放映时，抬头四望，周围的墙头上、石岸上、草垛上、屋顶上、树杈上，包括银幕的后面到处都是人。许多时候，后来的被先到的挡住了，就拼命往前挤，如波推浪涌，呼呼啦啦，有时一挤挤倒一大片。这时，村里便会安排两三个扛事的来“打场”，看哪里有人起哄，就挥舞着竹竿往下抡。
“大炮”唿嗵嗵嗵响起来了，脚下的土地震颤着，放映桌旁竹杆上挂着的茄子一样的大灯泡唰的一下亮了。强烈的光芒刺得所有人都眯上了眼睛，孩子们高兴得拍手鼓掌嗷嗷大叫，老人们不住地赞叹着，“比蜡烛明！”“比煤油灯亮！”“比汽灯强多了！”端详半天，有人开始议论，“那电是怎么钻进灯泡里的？”“那电线像麻绳似的，电该有多小？”“电是什么样子？方的圆的长的扁的？像沙子像流水还是像空气？”程思信听着，笑着，忙碌着，他没功夫参与身边的讨论，也没时间给他们解释电的原理，只是告诉他们将来要建发电站，家家都会有电灯。于是，有人就问：“电从发电站到山里要走多久？是不是走到村里天就亮了？”程思信哈哈大笑，感觉有股热流涌上心头。电真是个好东西啊，它使千百年来沉寂的山村变得豁亮了，清明了，活泼了，温柔了，人们闭塞的心也变得有念头了。灯光的辉晕笼罩着四野，把天地分割成两个世界，嘻嘻嚷嚷的喧哗被压缩在明晃晃亮堂堂的空间里，激荡着，澎湃着，此起彼伏，散发出阵阵热哄哄暖融融的气息。很快，放映开始了，早已迫不及待的孩子们欢呼着、蹦跳着，高高地伸出手臂，在屏幕前做着各种手势，兔子、小狗、老鹰的影子及各种奇形怪状纷纷投在幕布上，被放大了无数倍。直至片头曲响起，影子被画面淹没，他们才渐渐平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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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的孩子永远是电影最忠实的观众。他们喜欢放映机射出的强光，喜欢追逐那光束中流星般的飞虫，喜欢听演出时机器发出的嗒嗒声。看得入神时，像被钉住了，目不转睛，一动不动；看不懂时，便在人群里乱钻，弄出种种响动来。甚至还有些孩子，也不知受了谁的蛊惑，在演过战争片后，纷纷跑到银幕下乱寻，问干什么，他们兴冲冲地喊着：“找子弹壳哩！”当然，若论电影的真正知音，还是那些朝气蓬勃的青年人。他们对每部影片都会认真观看，尤其是看爱情片，或欢笑，或流泪，或愤怒，或忧伤，随着剧情的波动而波动，直到剧终，依然恋恋不去。
在程思信眼里，电影的欢乐远不至此，在那声光影像里，在那赞叹笑问中，还蕴藏着山里人的希望和梦想，明天和未来……
记得是个夏天，放映队到了河顺。那是乡机关西侧的一片空地，放映《白毛女》。还没开演，十里八村的男女老少已如潮水般涌入，竟把东侧土坯墙挤倒了。那天晚上，明净的天宇下，演绎着一个悲喜交加的故事。以银幕为中心，正反两面黑压压的人头攒挤。大家看的投入，成百上千人的露天剧场，只有放映机的转动声。随着剧情的变化，人群中传来唏嘘的叹息，还夹杂着低低的擦鼻涕的声音。顺着放映机的强光，人们能看到“程电影”的脸庞。他全神贯注地监控着机器，显得既专注又从容。这是他感到最幸福的时候。他不会忘记和沈雁冰先生在一起时谈过的梦想，现在终于实现了。银幕上方，天空幽蓝而深邃，点点星星闪烁着，与树梢的明月交相辉映。观众或蹲或立，或坐凳子，或坐石头，或垫一把柴草席地而坐，还有那墙上的、树上的、岸上的、房顶的，人影高低错落，姿态万千。看着他们专心致志的神态，他感到无比欣慰。对山区人而言，电影就是一部生动的教材，可以净化心灵，启蒙思想，认识外面的世界，步入文明的生活。作为放映员，这该是一项多么神圣而光荣的工作！
5. 土幻灯
五十年代初，国产电影刚刚起步，片子并不多。继《桥》之后，有了《思想问题》《两家春》《翠岗红旗》，到第三年，开始出现像《智取华山》《鸡毛信》《渡江侦察记》等传播甚广的作品，虽然全是黑白片，但对从未看过电影的农民来说，每一部都无比新鲜。有些片子在一个村庄能放映多次，观众依然充满了兴致，照看不误。
为了丰富放映内容，扩大宣传效果，程思信和电影队的同事们想到了幻灯片。每到一地，他都会了解村民情况，搜集典型事迹，编成宣传稿，并自己绘画，制成土幻灯，什么“王孬子牵驴入社”，“魏三妞不要彩礼”，“刘满囤反对迷信”，“宋发仔孝敬老娘”等等，在放映前播出宣讲。伴随着画面，他的解说从高音喇叭里传出，像是长了翅膀，有了魔力，扩散开去，穿透了整个天宇，数十里的山川河谷林岗石涧到处回荡着他慷慨激昂的声音，观者心胸震撼，热血沸腾，“不得了了，谁谁谁上了电影了！”半年之后，那些“上了电影”的人物还在人们口中传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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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像“程电影”，人们也只有在看电影时才能见到他。大多数时间，他和队友们都在路上，或拉车，或推车，或翻山越岭，或涉水过河，有的地方偏远，来去一趟，需要两三天。最头疼的是那台“大炮”，平坦处还可一人拉动，到上坡时，就得两人合拉，遇到陡坡，必须三四个人合作才行，常常累得满身大汗。但为了满足群众要求，不管严冬酷暑，还是过年过节，不论山高坡陡，还是冰冻路滑，都照常下乡。每逢雨雪，露天不能放映时，就借用民房或办公场地。所到之处，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程思信成为全县家喻户晓的人物，“程电影啥时再来？”成为每一个山里人的期待。
1954年，专区召开电影放映工作会，程思信被评为“优秀放映员”。他在会上发言说：“电影就是我的生命，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和放映机在一起。”他向人们描述着自己的理想：要让群众由站着看到坐着看，要让贫困的村庄也能看得起电影，要让走不出家门的孤寡老人能看上电影，要在白天也能放映电影……
6. 与“胡风余党”搭上了边
令人想不到的是，就在他踌躇满志思考着下一步的放映计划时，他的人生之路发生了转折。就像春天里的寒流，突如其来，风霜弥漫了天空，冰雪覆盖了大地，世界进入了黑暗凛冽而漫长的冬季。
事情的起因，还得从头说起。
放映队成立之初，完全是自负盈亏，除了工资和日常开支，他们需要偿还购买机器设备时的贷款，上级文化部门给他们规定了每月的放映场次和收费标准，但县里开会又经常调用他们的发电机，以致完不成任务而受到批评。于是，程思信不得不向领导反映这一情况。
服务会议与放映宣传产生矛盾，一切问题由此而生。
一天，有位姓马的领导与他商议，县委与放映队各拿一半钱，让他以放映队的名义向中央电影局再购一台发电机，两家共用，归电影队保管。当时发电机很稀缺，但为了照顾老区群众多看电影，上面还是批准配售给他们一台德国制造的便携式机器。两家各出了二千万元（旧币，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一元）。矛盾得到了缓解。
不久，姓马的领导调离，换上一个姓石的。此人因借用发电机吃过闭门羹，对电影队甚无好感。这天，他把程思信喊来，当面对他说：“把新买的发电机上交。”程思信回道，“机器归放映队保管，这是有协议的。”姓石的眼睛一瞪说，“叫你交，你就交，这是县委的决定。”提到县委，谁敢闹意见，只好交了。
不久，姓石的又把他叫去，要求说：“你们出钱做一辆平车，供县委下乡时拉发电机用。”程思信想，买电机的事放映队已经吃亏了，再做平车那费用也无法上账，便回绝说:“我们有财务纪律，恐怕弄不成。”
这下把姓石的惹恼了：“你们买发电机时动用了县委二千万元，那就把它还了吧！”
程思信反驳道：“发电机都交给县委了，按说县委应该还电影队二千万，怎么这理儿反过来了？。”
姓石的大怒，拍着桌子说：“你想闹分裂搞独立王国啊，如此反抗领导，你还想干不想干了？”
程思信拂袖而去，矛盾进一步升级。
于是，本来属于工作上的摩擦，但在姓石的眼里，程思信成为前进道路上的“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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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思信先生的离休证
接踵而来的，是有关部门来电影队查账。凡经历过“三反五反”运动的，都知道查账意味着什么。那时候，反贪污的重要一环就是查账，贪污一百元以上的，就是“小老虎”。当时全县查出大小老虎近百人，专人看押，逼其交代。其声势，让无数人闻风丧胆，有的人甚至吓得跳井自杀。但身正不怕影子斜，程思信生性倔强，自认干净，对姓石的种种要求毫不让步：“电影队的款，只能用于自身发展，一毛钱也不能挪用。”双方的关系陷入僵局。
就在此时，省里召开了电影工作会议，程思信在会上向文化厅领导反映了这一情况。一月之后，姓石的找到程思信，黑着脸说：“你去省里乱讲，结果来了一大堆信件，问我们县里怎么回事，”并严厉地说，“不怕你捣，总有一天叫你认识我的！”
未及半月，一张无形的大网从四面八方笼罩下来。
正是旧历年底，腊月二十九日的晚上，电影队全体人员被通知开会，会场上，文教科长、文化馆长、监委会领导都到了。姓石的当场宣布，程思信犯有四条错误：1、反抗领导；2、破坏机器；3、压制民主；4、经济混乱。正式决定他停职检查。
两天后，监委会主任与程思信谈话，要他重点交代破坏机器的罪行。他情绪激动地说：“电影队是我一手办起来的，每个小零件都有我的心血，比我的命都珍贵，我怎么舍得去破坏？”主任慢悠悠地说，“无论如何，不承认这一点是不行的。”他对程思信进行种种威吓利诱，但六七天过去了，程思信拒不“交代”。
就在此时，程思信的母亲得了重病，家里人几次捎信让他回去探视，姓石的却不放话，除非他承认自己有“破坏机器”的罪行。不久，老母病危，哭喊着想见儿子最后一面，程思信再也坚持不住了，违心画供，监委会才停止了对他的“进攻”。等他赶回任村时，母亲已告别人世。
1955年，“反胡风运动”开始，全国各地都在抓“胡风余党”。据统计，在这场被称为“文革热身”运动中，通过捏造、告密、动员、声讨，各条战线被揭露出来的各种“反革命分子”达29230人，嫌疑分子12488人，计划审查人数1200万人。可见其范围之广，波及面之大。正是借着这股强劲的“东风”，程思信的“破坏机器”等行为与“胡风余党”搭上了边。
7. 荒唐的刑事裁定书
一九五五年四月，程思信被正式逮捕。
提审时，审判员盛气凌人地对他说：“对你只用两个钟头，你要好好承认破坏机器的罪行。”程思信要求，“把我破坏的细节当场演示一下，看看机器会不会坏。”审判员拒绝了。他又说，“破坏机器应有残骸存在，请问证据呢？”审判员把手一挥，“不和你细说，你不承认，照样能处理你。”
次年元月，县里召开万人大会，法院宣判，程思信以“对抗领导”“蓄意破坏机器”等“反革命”罪获有期徒刑十年。刑事裁定书中写到：
被告思想不纯……（略）磁邯战役中，我人民政府令被告带领宣传员到前线宣传时，该犯借此为机，便以两面派的手法，暗中与地主……（略）等人商谈，如何到前防鼓吹美蒋势力，并以文字写成信件，决定到前线附近的村庄与黄花屯大地主张兴洲取得联系，次后，经我政府发觉后，同年将该犯逮捕，给予劳改反省。于四六年释放回村后，被告又混入我完小任事务员，从而程便伪装进步，骗得领导信任，四八年被调入文化馆工作，五一年被调到本县电影队，窃取队长职务。被告在工作中一贯闹分散，闹独立，打击同志，最严重的公开反抗领导，蓄意的破坏机器……（略）
（程思信一案刑事裁定书）
关于“磁邯战役”中事，其实早有定论。当时是1945年10月，程思信带剧团到前线慰问，应上级指示与当地地主张兴洲秘密接头，传递情报，结果被一个演员发现，向任村武委会主任程育芳告了密。当时的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程育芳并不知情，加上过去程思信曾向组织揭发过其种种劣迹，怀恨在心，正愁找不到下锨镢的地方，于是认定他投靠美蒋，立即抓捕。这一抓，就关押了九个多月。此事后被区委得知，派人前来解救，并送其200块大洋，调至任村小学。同时，对程育芳进行了批评教育。程育芳其人，平时贪财好色，欺男霸女，据说光是他睡过的女干部和群众，差一人不到百数，后来因作恶多端被逮捕法办。事情才刚过数年，法院的裁定书便歪曲历史，颠倒黑白，实在令程思信感到匪夷所思。
至于“蓄意破坏机器”之说，据放映队成员们回忆，更是毫无根据的胡编乱造。比如，“五三年春在上庄演电影时，程犯故意把缸口上接火丝口捏好破坏机器。”内行人一看就是笑话。气缸口接的火花塞，通的是高压线，人的手根本无法捏。再说，其作用仅供点火，怎会烧坏机器？何况程思信那天生病，根本未参加上庄的放映。其它“罪行”也大都如此，或是颠倒是非，歪曲事实；或是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或是扩大事态，小题大做。但这是姓石的一帮人划定的铁案，是反胡风斗争的成果，谁要是提出异议，就会被视为同谋。哪有人敢出来说话？
更令程思信哭笑不得的是，裁定书上说：
按操纵规程，在气候较热天气，小机器只能开动三个钟点左右，而某次郭县长开会使用时，该犯故意对郭县长说，能开动八个小时，使机器受到严重损失……
事情的原委是，县里召开宣传员大会，正值大雪之后，零下十多度，滴水成冰，郭县长问他：“今天的报告较长，天又这么冷，如果中间不休息，机器有无问题吧？”他问会议有多久，郭县长答四小时，他笑着说，“像今天这天气，机器开八个小时也没事。”本来是句表达信心的玩笑话，结果也被当成一条故意破坏机器的罪状。
劳改地在青海柴达木盆地。狱方审查程思信的案情时，发现缺少检察院的起诉书，感到蹊跷，便动员他提起申诉。经过十个月的周折，他的历史问题被认为已“作过处理”而取消，但“反抗领导”“破坏机器”罪不可免，十年改判为五年。并告知他，如有申诉，“不能越级”。他不服改判，继续申诉，但如石沉大海，再无回音。
8. 牢里牢外
在青海省砖瓦二厂，程思信当电工，度过了五年的劳改时光，出狱后，回乡种田。此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后期，反右斗争余波未平，劫后归来的程思信，一面在饥饿里煎熬，一面在运动里喘息，惊魂未定中，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
任村东街有个戏园，能容纳上千人，是村里平时演出放电影的地方。但在阶级斗争的年代，这里的演出少了，放映少了，举行的批斗会多了。经常能看到，空阔的戏台上，有个站在五类分子们旁边陪斗的老头，穿着破旧的中山服，头发苍白，满脸皱纹，眼神里流露着一丝绝望的灰光，他就是程思信。
白天戴高帽游街，受人呵斥；晚上被关押审问，拳打脚踢……动乱的十年，是程思信噩梦之后的又一场噩梦，是受人管制的苦难的十年。
他的家是个四合小院，北屋东边两间的阁楼上，曾藏有数包文件和书籍，是当年袁林留下的。此人建国后任中央团校校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安阳，后任安阳师专党委书记。文革中，不时有人来找他调查袁的情况。他怕引祸上身，便把这些东西全烧了。其中有两铁匣子图章，包括林北县政府用章，共十五枚。
粉碎“四人帮”后，程思信开始了他漫长的上访之路。
（程思信狱中申诉书手迹）
当年的战友和领导纷纷投以援手。原新一旅侦察员牛德山（离休干部）在证言中说：
程思信是我党的秘密工作者，因我一来就和他取得联系，那时我是秘密侦察员。程思信犯错误主要是程育芳、苏××对他的陷害和打击。
原区委书记国振刚（后任教育部干部局负责人）在证言中说：
1945年对程审查几个月之后又安排了工作，在当时情况是说明没有问题的。当时敌我斗争环境很紧张，如果政治上有问题，一般处理是严厉的。
原129师领导岳子斌（后任解放军第八机械师副师长）在证言中说：
程思信是新一旅政治部在该地的联络员，程育芳作风败坏，贪污、盗窃，程思信向上反映后，程育芳言“不杀程思信不当人”，在程育芳、苏××策划下，将程思信拘留九个月后，公安局给区委书记石金堂写信，要保护程思信人身安全，还给了程二百元工作活动费，安排到任村完小任事务长。
……
从文化馆，到信访办，从初级法院到中级法院，直至跑到京城，上书最高法院，上书那位住在仁寿街甲1号的刚刚恢复工作的国家副主席……
终于有一天，省信访处一位处长亲赴山城，对程思信一案进行调查。在档案室里，调查组翻遍了卷宗，就是找不到相关材料。一位姓宋的工作人员气得把手边写有当年某县领导姓名的档案袋摔在地上，谁知袋子破裂，他们所要的全部档案展现在面前。其中，有许多材料当事人从未见过，都是别人代他书写的。
（程思信先生的上访材料）
1980年，县法院结束了对程思信一案的复查，宣告“原判事实构不成犯罪，属于错判。故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此时的程思信，已经整整60岁，诸病缠身，精疲力竭。村人、朋友、同事纷纷道贺，但他凄然地笑着说：“平反只是证明了我的清白。而我的电影呢？我的事业和梦想呢？我放了三年电影，却蒙受了二十五年冤屈，一辈子就这么废了。”可是，举目四望，自己的遭遇，与运动中被错划错抓错批错判的数百万受难者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他黯然神伤，“在是非颠倒的年代里，个人就连土坷垃粪草都不如啊！”
尾 声
平反五年后，程思信病逝于任村老宅。
此时的山城，电影业已十分繁荣，城里建起了规模宏大的电影院，全年开放。乡镇成立了电影管理站，巡回演出。在山村，逢节过会，红事白事，演电影已是家常便饭。连程思信的儿子程培民，亦子承父业，做起了乡里的放映员。但提起“程电影”，这位林北县第一任村长、第一代放映员，大都闻所未闻，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跋山涉水下乡宣传的往事，早已消逝在喧嚣纷乱的历史云烟里。
【后记】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张生一先生的《林县电影事业的创始人》、苏清林先生的《第一任电影队长程思信的悲喜剧》及栗仓福先生的《林县电影发展历程》等重要文献资料，先后采访了曾在林州文联工作的郝剑平先生、林州电影公司经理元运法先生，及林州五十年代第一位女放映员、放映队长李荷花老人，六十年代放映员、放映队长王全生先生，红旗渠建设工程宣传股长、甲等劳模田运昌先生，以及程思信先生之子程培民先生，同时，还得到了于报生、赵福生、白青年、刘涵华、郭运生诸文友的鼎力支持。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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