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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岁月的画卷，那山之巍峨，水之灵秀，人之伟岸，一下子扑入眼帘。不能忘却的记忆，难以割舍的情怀，而今形诸笔端，化为绵绵思念。
陈才生先生的《我的中学老师》一文，与其说刻画了一个人物，不如说勾勒了一个时代。而胡劲松老师的深情朗诵，琅琅金玉之声，又为原作赋予了新的光彩。
作者：陈才生
朗诵：胡劲松
我的中学老师
八十年代前后，由于贫困，太行山里的孩子大都没出过远门。在他们眼里，镇上就是大世界。那里有商店、饭店、澡堂，还有书店、戏院、电影院，能到那儿读书，是一个梦。
遗憾的是，我的小学、初中、高中都在村里。看到从镇上回来的邻家孩子，步子迈得大大的，嗓门扯得高高的，一副见过大世面的样子，除了羡慕，还是羡慕。
那年高考，我们班有两位同学上线。虽然都是中专，但在当时的村办中学，已相当了得。可惜几家欢乐几家愁，与之相对的，多数人名落孙山。在那多数人中，就有我。
有人想复读，遭到数落：“都到娶老婆的年龄了，还好意思坐着！”于是，灰溜溜地扛起锄头，朝田间走去。或者背起铺盖卷，汇入了打工的人流。从此断了读书的念想。
下一步怎么走？父母让我拿主意。
正是三伏天，一个闷热难耐的中午，知了在老桐树上叫得声嘶力竭，我躺在土炕上生闷气，感到既失望，又无奈。何去何从，心绪茫然。
此时，院里传来说笑声，母亲喊我：“你迷存爷来了。”
（陈老师留影）
他说的是陈迷存老师。陈老师五十岁左右，细高个儿，面目清瘦，边进门边和父母唠家常，像自家人似的，开着玩笑。因为同村同族，按辈份，我该称他爷爷。他参加工作早，常年在镇上，我们很少来往。
我无精打采地迎出，礼貌性地点点头，坐在墙角的捶布石上，低头不语。他对我的情况似乎很熟，微笑着对我父母说：“孩子成绩不错，没考上是没发挥好，再复习一年吧，有希望。”听他一说，我的脖子好像挺直了许多，赶忙打探复读的事。父亲告诫说：“再弄一年，要是还不中，就回来。”母亲鼓励说：“只要好好学，砸锅卖铁我们也供。”
就这样，我到了镇上。
学校在镇子东边，离粮店不远。西望能看到一带远山，烟云笼罩，巍峨苍茫，顶峰隐约有红墙黄瓦，那便是白云山，是当地的圣山。
我被编入三十四班，算插班生。陈老师是班主任，兼着两个班的语文。教室是一排排砖瓦平房，还记得他大步跨上讲台的情景。他说话随和，表情安详，但温和的语气里透着一股莫名的威严，尤其是那双沉稳而深邃的眼睛，让你不敢稍有懈怠。课堂上，他一手拿课本，一手拿粉笔，教案是从来不看的。板书，讲解，提问，深入浅出，有板有眼。不知不觉，一节课就过去了。
（陈老师与师母）
住校生活忙碌而艰苦。学生都来自周边的山区，大家自带干粮：红薯、咸菜和米面。米是小米，面有玉米面、红薯面，白面极少，大米更罕见。每天晚上，我们会把面团捏成饼状，把小米加水放入饭盒，把红薯放入网兜，然后送到伙房的蒸笼里，让厨师加热。次日早上开饭时，巨大的笼盖掀开，蒸气缭绕，烟雾弥漫，黑压压的人群拥挤着，争相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份。
晚上休息，睡大通铺，二三十人一个屋。熄灯后，这个翻身，那个梦呓。有人在聊天，有人在小解。屋里有个便桶，哗啷啷响声不断。脚臭、汗臭、尿骚味，以及说不清道不明的浊气，在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陈老师几乎每天都会到宿舍来，查看情况，并不时叮嘱班干部注意卫生，开窗换气。
也许是同村同族关系，陈老师对我格外关心，经常问吃得如何，睡得怎样。自习时间，会喊我到他办公室去看书。那里安静，冬天有煤火，自然舒适许多。期间，经常看到有学生找他，借钱的，寻药的，找开水的，借自行车的，他都热情相助，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周六下午，照惯例学校会放假，让学生回家取粮食。于是当太阳悬挂在白云山上空时，成群的学生涌出了校门。无论路有多远，都是步行回家。常常走到半道，陈老师会骑车从后面赶上，看到我们，便下车一起走。有人说:“十多里路呢，您先走吧。”他笑笑：“这算啥，当年我去蔣村上学，六七十里路，照样步行。”我们沿着母猪河谷北去，河水在田角地边无声地流淌着，偶尔有聚满了水的坑潭，在夕阳映照下闪着粼粼的波光。师生边走边聊，聊学习，聊生活，聊学校见闻，聊自己的理想，陈老师认真地听着，不时插话，发表自己的见解，并拿他过去的学生作例子。令我惊奇的是，他能准确地道出往届学生父母的名字，对他们的家景了如指掌。从他口中，我知道了从白云山下走出去的许多人物，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磨难，他们的刻苦，他们的成就。老师意味深长地说：“无论做什么，只要踏实肯干，就会有成绩，就是学校的光荣。”
那年高考，全校有十多位同学上线，我侥幸名列其中。白云山下的那座中学，亦成为我人生中的一个驿站。
毕业留念（三排左5为陈老师，四排左3为作者）
虽然离开了家乡，但和许多从白云山下走出去的校友一样，我与陈老师的联系并未中断。他家在村东北寺岗坡上，我家在村西的西寨半腰，掠过村庄的屋顶树梢，能望到对方家的山墙。每年春节回家，我都会前往拜访。汇报自己的工作，打听母校的情况。那时，他家会有许多客人，大都是他往届的学生，有本村的，有从外村赶来的，干部、老板、工人、农民，欢声笑语，热闹非凡。
陈老师受学生尊重，在村里亦极有声望。他五十年代参加工作，可谓桃李满天下。这在村人眼里便成了重要的人脉资源。谁家遇到难处，如孩子上学、病人住院，只要是到城里办事，总会想到他，请他帮忙“找熟人”。他也从不拒绝，或打电话，或写条子，有时还亲自陪同一起去。师母笑呵呵地说：“比自家事还积极。”所以，只要提到他，村民们没有不啧啧称赞的。
我参加工作后没几年，陈老师就退休了。他身体不错，经常干些农活，或者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后来听说患有坐骨神经疼，好像也不算什么大病。再后来，突然听说他住进了郑州的医院，我和在安阳的几个同学都很吃惊，赶忙驱车数百里去看他。在病房里，他谈笑风生，似乎精神很好，离别时，还送了我们好长一段路。
但没有多久，就听到了他去世的消息。据他家人讲，老师去世时十分平静，根本没有要走的迹象。
（母校今影）
从此，白云山下的那所中学，成了无数人的念想。陈老师，亦成为同学们“话说当年”的共同话题。同乡聚会，经常能听到不同年龄段的人在说：“我们都是陈老师的学生。”
去秋访友，来到白云山下，越过四十多年的时空，再次踏入母校大门。当年的平房已了无踪影，一栋孤零零的教学楼横陈在空落落的水泥大院里。没有学生，也不见老师，唯有两间校长室，因属寺庙建筑，成了保护对象，但亦墙体开裂，门窗残破，屋瓦上的枯草，在风中沙沙作响，似乎在讲述着一段遥远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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