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你远走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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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行文字
都是作者心底的声音
展开岁月的画卷,那山之巍峨,水之灵秀,人之伟岸,一下子扑入眼帘。不能忘却的记忆,难以割舍的情怀,而今形诸笔端,化为绵绵思念。
陈才生先生的《我的中学老师》一文,与其说刻画了一个人物,不如说勾勒了一个时代。而胡劲松老师的深情朗诵,琅琅金玉之声,又为原作赋予了新的光彩。
作者:陈才生
朗诵:胡劲松
我的中学老师
八十年代前后,由于贫困,太行山里的孩子大都没出过远门。在他们眼里,镇上就是大世界。那里有商店、饭店、澡堂,还有书店、戏院、电影院,能到那儿读书,是一个梦。
遗憾的是,我的小学、初中、高中都在村里。看到从镇上回来的邻家孩子,步子迈得大大的,嗓门扯得高高的,一副见过大世面的样子,除了羡慕,还是羡慕。
那年高考,我们班有两位同学上线。虽然都是中专,但在当时的村办中学,已相当了得。可惜几家欢乐几家愁,与之相对的,多数人名落孙山。在那多数人中,就有我。
有人想复读,遭到数落:“都到娶老婆的年龄了,还好意思坐着!”于是,灰溜溜地扛起锄头,朝田间走去。或者背起铺盖卷,汇入了打工的人流。从此断了读书的念想。
下一步怎么走?父母让我拿主意。
正是三伏天,一个闷热难耐的中午,知了在老桐树上叫得声嘶力竭,我躺在土炕上生闷气,感到既失望,又无奈。何去何从,心绪茫然。
此时,院里传来说笑声,母亲喊我:“你迷存爷来了。”
(陈老师留影)
他说的是陈迷存老师。陈老师五十岁左右,细高个儿,面目清瘦,边进门边和父母唠家常,像自家人似的,开着玩笑。因为同村同族,按辈份,我该称他爷爷。他参加工作早,常年在镇上,我们很少来往。
我无精打采地迎出,礼貌性地点点头,坐在墙角的捶布石上,低头不语。他对我的情况似乎很熟,微笑着对我父母说:“孩子成绩不错,没考上是没发挥好,再复习一年吧,有希望。”听他一说,我的脖子好像挺直了许多,赶忙打探复读的事。父亲告诫说:“再弄一年,要是还不中,就回来。”母亲鼓励说:“只要好好学,砸锅卖铁我们也供。”
就这样,我到了镇上。
学校在镇子东边,离粮店不远。西望能看到一带远山,烟云笼罩,巍峨苍茫,顶峰隐约有红墙黄瓦,那便是白云山,是当地的圣山。
我被编入三十四班,算插班生。陈老师是班主任,兼着两个班的语文。教室是一排排砖瓦平房,还记得他大步跨上讲台的情景。他说话随和,表情安详,但温和的语气里透着一股莫名的威严,尤其是那双沉稳而深邃的眼睛,让你不敢稍有懈怠。课堂上,他一手拿课本,一手拿粉笔,教案是从来不看的。板书,讲解,提问,深入浅出,有板有眼。不知不觉,一节课就过去了。
(陈老师与师母)
住校生活忙碌而艰苦。学生都来自周边的山区,大家自带干粮:红薯、咸菜和米面。米是小米,面有玉米面、红薯面,白面极少,大米更罕见。每天晚上,我们会把面团捏成饼状,把小米加水放入饭盒,把红薯放入网兜,然后送到伙房的蒸笼里,让厨师加热。次日早上开饭时,巨大的笼盖掀开,蒸气缭绕,烟雾弥漫,黑压压的人群拥挤着,争相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份。
晚上休息,睡大通铺,二三十人一个屋。熄灯后,这个翻身,那个梦呓。有人在聊天,有人在小解。屋里有个便桶,哗啷啷响声不断。脚臭、汗臭、尿骚味,以及说不清道不明的浊气,在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陈老师几乎每天都会到宿舍来,查看情况,并不时叮嘱班干部注意卫生,开窗换气。
也许是同村同族关系,陈老师对我格外关心,经常问吃得如何,睡得怎样。自习时间,会喊我到他办公室去看书。那里安静,冬天有煤火,自然舒适许多。期间,经常看到有学生找他,借钱的,寻药的,找开水的,借自行车的,他都热情相助,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周六下午,照惯例学校会放假,让学生回家取粮食。于是当太阳悬挂在白云山上空时,成群的学生涌出了校门。无论路有多远,都是步行回家。常常走到半道,陈老师会骑车从后面赶上,看到我们,便下车一起走。有人说:“十多里路呢,您先走吧。”他笑笑:“这算啥,当年我去蔣村上学,六七十里路,照样步行。”我们沿着母猪河谷北去,河水在田角地边无声地流淌着,偶尔有聚满了水的坑潭,在夕阳映照下闪着粼粼的波光。师生边走边聊,聊学习,聊生活,聊学校见闻,聊自己的理想,陈老师认真地听着,不时插话,发表自己的见解,并拿他过去的学生作例子。令我惊奇的是,他能准确地道出往届学生父母的名字,对他们的家景了如指掌。从他口中,我知道了从白云山下走出去的许多人物,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磨难,他们的刻苦,他们的成就。老师意味深长地说:“无论做什么,只要踏实肯干,就会有成绩,就是学校的光荣。”
那年高考,全校有十多位同学上线,我侥幸名列其中。白云山下的那座中学,亦成为我人生中的一个驿站。
毕业留念(三排左5为陈老师,四排左3为作者)
虽然离开了家乡,但和许多从白云山下走出去的校友一样,我与陈老师的联系并未中断。他家在村东北寺岗坡上,我家在村西的西寨半腰,掠过村庄的屋顶树梢,能望到对方家的山墙。每年春节回家,我都会前往拜访。汇报自己的工作,打听母校的情况。那时,他家会有许多客人,大都是他往届的学生,有本村的,有从外村赶来的,干部、老板、工人、农民,欢声笑语,热闹非凡。
陈老师受学生尊重,在村里亦极有声望。他五十年代参加工作,可谓桃李满天下。这在村人眼里便成了重要的人脉资源。谁家遇到难处,如孩子上学、病人住院,只要是到城里办事,总会想到他,请他帮忙“找熟人”。他也从不拒绝,或打电话,或写条子,有时还亲自陪同一起去。师母笑呵呵地说:“比自家事还积极。”所以,只要提到他,村民们没有不啧啧称赞的。
我参加工作后没几年,陈老师就退休了。他身体不错,经常干些农活,或者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后来听说患有坐骨神经疼,好像也不算什么大病。再后来,突然听说他住进了郑州的医院,我和在安阳的几个同学都很吃惊,赶忙驱车数百里去看他。在病房里,他谈笑风生,似乎精神很好,离别时,还送了我们好长一段路。
但没有多久,就听到了他去世的消息。据他家人讲,老师去世时十分平静,根本没有要走的迹象。
(母校今影)
从此,白云山下的那所中学,成了无数人的念想。陈老师,亦成为同学们“话说当年”的共同话题。同乡聚会,经常能听到不同年龄段的人在说:“我们都是陈老师的学生。”
去秋访友,来到白云山下,越过四十多年的时空,再次踏入母校大门。当年的平房已了无踪影,一栋孤零零的教学楼横陈在空落落的水泥大院里。没有学生,也不见老师,唯有两间校长室,因属寺庙建筑,成了保护对象,但亦墙体开裂,门窗残破,屋瓦上的枯草,在风中沙沙作响,似乎在讲述着一段遥远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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