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的文化可谓一衣带水,日本无论在语言上还是政治上都深受中国的影响,唐朝时期,日本发生“大化改新”,这意味着彻底向中国隋唐政治经济体制学习。
在1200多年后,一位明朝中国大儒的学说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德川家族藩主以及后来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举措,他就是朱舜水。
朱舜水在日本逝世后,每当后代扫墓时,每每都有德川家族的人陪同,可见他在日本政治中的地位。
朱舜水,本名朱之瑜,是家里最小的儿子,祖父深受皇恩,早年家里是有名望的官僚士大夫之家,可是在他八岁时父亲去世了,从此家道中落。
生活艰难时甚至连朱之瑜读书都成了问题,直到朱之瑜的长兄中了进士之后,他才跟随长兄拜师,开始钻研古学。
跟随兄长期间,朱之瑜看到了当时明朝后期社会立法日渐崩坏,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于是决定放弃仕途,专心研究学问及民生,从此这两项事务是他一生的追求。
明末崇祯皇帝自尽后,也就是朱之瑜四十五岁时,明朝福王朱由菘建立了政权,为加强领导在部下的建议下,下诏征召朱之瑜为他出谋划策。
但是朱之瑜保持初心,三次拒绝福王的征召,后来得一诨名曰“征君”,怎奈怀璧其罪,遭到了当时奸臣的妒忌,于是奸臣们以没有臣子之礼的罪名通缉朱之瑜。
真是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故此朱舜水被迫逃到了舟山。
在当时,反清复明依然是明朝政权的重点工作,声势依然浩大,朱由菘的南明政权被清军颠覆后,国内还有两股势力接过反清复明的大旗。
一位是唐王朱聿键,另一位是鲁王监国朱以海,朱聿键被清军杀害后,鲁王随即占据了舟山,养精蓄锐。
彼时朱之瑜就在舟山,他虽不愿为官,但文人的家国情怀还在,就答应了鲁王的特端敕召,前去日本筹集军饷,以期能够得到日本人的支持,把女真族人赶出中原。
此去日本,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在他耄耋之年,日本竟然成为了他的临终之地。
这次求救行动,不似历史上石敬瑭借兵于契丹,最终不仅石敬瑭借兵成功,还建立了后晋达到了目的,虽说舍弃了燕云十六州,但石敬瑭毕竟还有所成就。
到了朱之瑜情况就不一样了,连日本的国土都没踏上就回来了,只因日本已经实行了四十多年的闭关锁国政策。
但他并没有放弃,想要报效国家的心情依然没有改变,随后几次东渡,危险重重。
有一次遇上了清兵,清军在审问他的时候,朱之瑜面不改色言之凿凿掷地有声,押解他的官兵都对他的气节钦佩不已,遂偷偷地把朱之瑜放回了舟山。
日本到底为何地?
七次东渡,这需要时间,也需要精力,第六次东渡的朱之瑜久居海外因为没有合适的回国船具,所以在海上漂泊了很久才得以回国。
回国后消息铺天盖地的袭来,先是舟山被攻克,后又得知多位好友殉节,国内的局势连连吃紧,清政府根基渐固。
不过反清势力尚在,主力已经变成由郑成功领导了,后来朱之瑜还是与郑成功谋求合作。
在这位昔日被称作“文武全才第一”的朱之瑜的带领下,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与清军殊死较量,怎奈这支军队,依然铩羽而归。
此时的朱之瑜不愿投降不愿辱节,即使已经五六十岁的老人了,决定冒险再次东渡日本。
这次东渡,日本仍然是闭关锁国,此次有人发现了他的身份,即明朝大儒。
因为发现他的人是位日本学者,名为安东守约,两个人的书信往来彼此欣赏,朱之瑜也在信中表达了国破家亡,愿意传授学问到异国的心情。
文人总是爱才的,安东守约的宁愿舍弃掉自己八百石的俸禄,也要将朱之瑜带回家中。
在安东守约多方的奔走下,终于打破了封海政策,将朱之瑜带到了日本岛内,安东守约称呼朱之瑜为知己,一同在长崎生活了五年。
后来有个名叫小宅生顺的儒臣奉命幕府到长崎寻找硕德耆儒,在与朱之瑜交谈过程中,发现这位大儒举止言谈异于常人,于是推荐给幕府宰相的德川光圀。
德川家族是开幕府统治日本两百余年的武家政治组织,能够受到德川光圀的青睐可见朱之瑜的学问之高。
德川光圀聘请他到江户也就是今天的东京去讲学,怎奈朱之瑜竭力谦让,但是,当他听闻“上公好贤嗜学,宜勿辜其意”后,便答应了德川光圀的要求。
翌年六月,朱之瑜到达江户,开始讲学,德川光圀亲自执行弟子的礼术,竭尽诚意以老师相称。
不愧是幕府宰相的带头作用,引得天下学者纷纷慕名而来,同时也受到邀请到多地讲学,朱之瑜在日本受到最高规格的待遇,赢得了日本学者和朝野人士的尊重。
然而朱之瑜是个不能忘记故国的人,即使身处异乡,也怀念大明的一草一木,朱之瑜定居日本时反复强调自己并非想倡明儒学于异域,仅是为了蹈海全节(指投海而死的气节)。
在此期间他想起故乡的一条河名为“舜水”,故起别号“舜水”,意为“舜水者敝邑之水名也”,以示不忘故国故土之情。
从此“舜水先生”的名头在学生之间遍地生花。
后来德川光圀成为水户藩的第二代藩主,水户藩是德川家族雄藩之一,与尾张藩及纪州藩并列为德川御三家,在德川家族中起到督导家族的特殊作用。
德川光圀开创了独树一帜、颇有成就的水户历史学派,由他主持编撰的《大日本史》接近四百卷,以朱学为思想核心,重视史实的搜集与考证,是研究日本古代史的重要文献之一,极大地增强了日本民族自信心。
其著作一直影响到两百年后明治维新,此种成就是和朱之瑜多年的教诲和哲思熏陶分不开的。
梁启超在评论朱舜水时也说:“中国儒学化为日本道德基础,也可以说由舜水造其端。”
乡愁和讲学占据了朱之瑜晚年生活,他在日本教学宣传儒家思想二十年时,终于因不能适应日本的环境和生活方式而驾鹤西去。
日本学者为了纪念他,把他坟墓修葺为明朝样式,一如他到日本后一直是明朝装束。
而现如今日本东京大学农学院内仍立有“朱舜水先生终焉之地”的石碑。
综上所述,朱家世孙朱育才赴日本祭拜先祖时,有德川家族当时的掌门人亲自陪同是再正常不过了的一件事了。
因看不惯官场而一心研究学问,因报国情怀奔走于反清复明的大业之中,最终定居日本未必是意料之中,在异国他乡也依然没有忘记自己是大明的子民。
可贵之处在于学问是他一生的信仰,没有一贯的坚持,就会一直寄人篱下,也就不可能成为宰相的座上宾,其思想也不能发扬光大。
成大事者,必有超乎常人的品质与沉思才有可能名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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