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上，大概没有一个作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经历极具戏剧化的一生。二十四岁的时候凭借处女作《穷人》在彼得堡的文学圈一举成名，但他的文学明星之路并不顺畅，随后的几部作品遭到了批评，再加上他生性敏感，出身卑微，彼得堡的文学圈里的贵族集体排斥他的存在。更加遭难的事情是，二十九岁时，因为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文学小组的聚会，被当作政治犯逮捕入狱。先是经过了将近一年的单独监禁，随后又经过了戏剧性假枪决的折磨，最终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熬过了四年的苦役。经过了十年之后，人到中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才重新回到了彼得堡，为他的文学生涯奋斗。
中年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看起来终于可以成为一名作家了，他也凭借《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等在彼得堡的文学圈重新赢得了早就属于自己的名声，按说，此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应该稳扎稳打，逐渐行走在大师之路上。但无论是家庭和婚姻生活，还是越来越频繁的癫痫的发作，更加严重的还有他的赌瘾，都让他的文学之路变得坎坷异常。陀思妥耶夫斯基过去二十年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在透支的状态下完成的，精神的透支，还有经济状况的透支。逼迫着他把自己的写作变成了还债的救赎之路。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开篇，传记作家约瑟夫·弗兰克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十九世纪所有的俄罗斯作家群体当中，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出身于拥有土地的贵族乡绅家庭——我们习惯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出身定义为底层贵族，说白了就是没有贵族的经济实力，还想要贵族的脸面和仪式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名作家的立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后来的无数读者都会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的作品进行比对，看他们到底谁更加的伟大。在这点上，如果没有认清这个基本的事实，就无法分辨这两位作家的不同风格。因为正如诗人奥西普·曼德施塔姆所言，成为一名作家只有两种途径，要么你拥有托尔斯泰的庄园，要么你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苦役一样地写作。
弗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五卷，中文版第一卷2014年翻译出版，第五卷今年即将上市。这套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煌煌传记，对得起他戏剧性的一生。但是，这套传记并非完美，因为相对于那些专注于作家私人生活和八卦的传记，弗兰克无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上倾注更多的注意力，他把三分之二的笔墨都放在了作品评价上。这就导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你不展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戏剧性的一生，又怎么能完整概括他的生活对他的写作影响有多大？这是我比较不满意的地方。描述作家的生活并非就意味着偷窥，事实上，作家的生活与他生活的时代遥相呼应，只有了解作家生活的细节，我们才能获得作家完整的性格，以及他与时代的关系，某种程度上，作品就是作家的精神自传，很多作家写了一辈子，只写了一本象征意义上的书，就是他的生活。一个几乎没有生活可以描写的当代作家，为他作传最大的难度就是描述他的生活，而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一生都极度动荡，波折，戏剧性的作家，撇开他精彩而疯狂的生活，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举例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经过了四年的苦役之后，心态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他喜欢上了赌博。1862年他第一次去欧洲旅游，在德国的威斯巴登第一次进了赌场之后，就无法自拔，常年沉浸其中。因为对赌博的上瘾，他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通过口述的方式完成了《赌徒》；也因为《赌徒》的写作，他认识了速记员安娜，也就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因为总是欠债，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离开了俄国，在欧洲旅居了四年时间，之所以在国外生活这么久，很大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赌博。在旅居的四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彻底陷入了一个赌徒的循环模式，他不断把钱扔进赌场，然后四处典当、借高利贷、预支稿酬，当夫妇两人身无分文，甚至没有钱交房租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只能用写作还债，然后继续利用自己的声誉四处借债度日，哪怕身上有一分钱，他可能也要去赌场过把瘾。赌博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是日常的工作一样，写作反而变成了“放手一搏”的赌博行为。借用这种方式，他完成了《罪与罚》《白痴》《永远的丈夫》等作品。
在弗兰克的传记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博上瘾，弗兰克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笔，就好像赌博这种行为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没有任何影响一样。当然，这是一种错觉，赌博，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刺激非常明显，这个男人自从经历了枪口逃生和多年苦役之后，对生命的认知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只有极端的冒险行为才能让他感觉到存在的意义。他的写作跟赌博一样，都是在极端的情况之下作出的反应，好像只有面临截稿日期，他才能激发出他旺盛的创作力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注定不是那种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写作。
这个梦想着过上贵族生活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无产者。正如他写给出版商那段有名的信一样：“我是一名无产者，谁想要我的作品，就得事先向我付钱。我本人仇恨这种体制。但世道如此，而且似乎将来也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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