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苏州的带发修行的尼姑妙玉，原来也是官宦家小姐。她住在大观园中的栊翠庵，依附权门，受贾府的供养，却又自称“程外人”。这正如鲁迅所揭露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我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见《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兼性”》)实际上她并没有置身于贾府的各种现实关系之外。她的“高”和“洁”都带有矫情的味道。
她标榜清高，连黛玉也被她称为“大俗人”，却独独喜欢和宝玉往来，连宝玉生日也不忘记，特地遣人送来祝寿的帖子。她珍藏晋代豪门富室王恺的茶杯，对她也是个讽刺。她有特殊的洁癖。刘姥姥喝过一口茶的成窑杯她因嫌脏要砸碎，但又特意把“自己日常吃茶”的绿玉斗招待宝玉。所谓洁与不洁，都深深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她最后流落风尘，好象是对她过高过洁的一种难堪的恶罚。象妙玉这样依附于没落阶级的人，怎么能超然自拔而不随同这个阶级一起没落呢!
有人说《红楼梦》是演绎“色空”观念的书，这无论就作品的社会意义或作者的创作思想来看，都是荒谬的。曹雪芹对妙玉这个人物的描写，很能说明问题。作者既没有认为入空门就能成为一尘不染的高人，也没有因此而特意为她安排更好的命运。
前面已经说过，原稿中妙玉的结局与续书所写的是不同的。靖藏本在妙玉不收成窑杯一节，加了批语说:“妙玉偏僻处，此所谓'过洁世同嫌’也。他日瓜州渡口(以下是错乱文字，周汝昌校文见本书第49页正册判词之五注)劝惩不哀哉屈从红颜固能不枯骨口口口。”可见，曲中“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等语，也不是泛泛之言，而是以她后来的遭遇为依据的话，只是详情已不可知了。
续书写妙玉的遭劫是因为强人觉得她“长得实在好看”，又听说她为宝玉“害起相思病来了”，故动了邪念。这与妙玉的“太高”、“过洁”的“偏僻”个性又有什么相干呢?这倒是续作者自己一贯意识的表现:在续作者看来，黛玉的病也是相思病，故有“心病终须心药治”，“这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一类话头。问题当然并不仅仅在于怎样的结局更好些，而在于通过人物的遭遇说明什么。续书想要说明的是妙玉情欲未断，心地不净，因而内虚外乘，先有邪魔缠扰，后遭贼人劫持。这是她因自己作孽而受到的报应。结论是出家人应该灭绝人欲，“一念不生，万缘俱寂”(第八十七回)。这也就是程朱理学所推崇的“以理禁欲”、“去欲存理”。而原稿的处理，显然是把妙玉的命运与贾府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妙玉悲剧所具有的客观意义，就要比用“太高”、“过洁”等纯属个人品质的原因去说明它，更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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