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事之秋，连着难熬之冬。改革开放40年，中国民企的命运到了关键节点，难道要提前十年“知天命”？
当“理直气壮地做大、做强国企”被上升到政治高度，在逻辑上民企除了委曲求全还能有什么奢望？当有专家指出“民企已完成历史使命”，一叶知秋下民企便加快了“退场”速度。当民间资本外流、投资断崖式下滑而严重影响社会安定时，不论是“定心丸”还是数千亿“纾困资金”，似乎都难以重树信心、力挽狂澜。
磨难往往是真正的财富。民企当然需要更为宽松、正常的营商环境，但如果借机修复自身“基因缺陷”而涅槃重生，才不枉历史的眷顾。
纠结：“民企基因”是进化还是退化了？
就中国民企的“基因缺陷研究”而言，吴晓波先生堪称第一人。
在2001年出版的《大败局》一书中，他率先提出民企“失败基因”概念。
通过对山东秦池、珠海巨人、中山爱多、北京玫瑰园、沈阳飞龙、北京瀛海威、济南三株、广东太阳神、南德集团与郑州亚细亚等十大案例研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企业普遍缺乏对道德感和人文关怀的尊重，普遍缺乏对规律与秩序的尊重，普遍缺乏对系统职业精神的尊重。
该书“叫好又叫座”，作者于六年后再推出《大败局2》。
该书案例研究了九家企业，包括三水健力宝、顺德科龙、新疆德隆、中科创业、沈阳华晨、天津顺驰、江苏铁本、深圳三九和成都拓普。
在此，作者对民企失败基因给出了更深层次的解读：政商博弈失利、创业“原罪”困扰和职业精神缺失，以至于违背基本商业逻辑和欲望膨胀失控。
客观地讲，上述企业名单中，广东太阳神已重新崛起，江苏铁本主要失之过度扩张（如果是国企也许就安然无恙了），而健力宝与科龙事件简直是令人无语。
然而十年后，“金立亡于赌、京东困于色”。
京东掌门人美国游学时“酒后乱性”，公司股票市值在20天内一举蒸发500亿元；金立董事长境外狂赌输掉上百亿元，这家曾经的国产手机第一品牌，终于在瑟瑟寒冬中走向破产清算。
与《大败局》中的样本企业相比，新生代的企业家们少了“振兴民族产业”之类的家国情怀，多了商业扩张的率性本真。但这两个价值千亿元的教训均是咎由自取，属于典型的生理欲望失控，难道中国民企发生了“基因退化”？
这的确值得我们系统反省、深刻忏悔。
如何摆脱“政商博弈”的困境、跳出“创业原罪”的困扰、塑造“职业精神”的规范？这一不容回避的历史命题，已然空前绝后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第一步、环境疗法：忍痛割爱
有什么样的土壤环境，就有什么样的时代产物。
冯仑曾总结民企的三种死法，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商摩擦。湖畔大学研究表明，民企死亡率排一位的也是政商关系问题。
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可谓利用“政商关系”的宗师，曾被授江西候补道（副省级），获慈禧亲授红顶戴和黄马褂。
“草根”励志的胡雪岩，堪称风险投资专家。从挪用钱庄公款资助王有龄“跑官”成功，到说服浙江巡抚黄宗汉入股开办中药店，胡雪岩得以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
1862年，他抱上了新任闽浙总督左宗棠的“大腿”，主持杭州城解围后的善后事宜及浙江全省的钱粮、军饷，并协助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左公调任陕甘总督后，胡雪岩主持上海采运局而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还开办了兰州织呢总局。
身为“中国首富”，胡雪岩乐善好施，管理赈抚局井井有条，社会声望达到顶峰（包括妻妾成群）。
阜康钱庄是胡雪岩的金融平台与核心产业，其中数额庞大的委托理财，就是主要为官商输送利益；产融结合、多元化扩张，资金量最高时达二千万两以上。
1882年，力图振兴民族蚕丝产业的胡雪岩，在中外贸易大战中一败涂地。三年后，失去政治靠山的“红顶商人”在贫恨交加中郁郁离世。
可以理解，由于政府掌握天量的社会资源，官商合一可谓发家致富的终南捷径，以至于不少高智商的商人们形成了“路径依赖”。
从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取舍一念间，最难在舍得。
相比之下，土生土长的杭州籍商人马云堪称罕见的悟道者。
早在2006年，马云就表态：如果有一天国家需要支付宝，我想都不用想，会在1秒钟内把它全部送给国家。
你别以为这只是“做秀”。
秋风咋起的2018年9月，马云干脆宣布，将于下一个教师节卸任阿里集团董事局主席职务，由CEO张勇接任。
实际上，两个人在三年前就开始逐步交接工作了，真是极具魄力和大智慧的“激流勇退”。
不由得想起春秋时期的范蠡。在助越王勾践成功复国后，他毅然携顶级美女西施退隐商海，中外商业史上多了个巨富“陶朱公”。
好像故事也是发生在杭州，真是说不尽的西湖。
第二、心性疗法：摆脱阴影
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罗森塔尔效应”，又称“皮格马利翁效应”。
实验表明，在潜移默化的主观影响下，列入“优异发展可能”名单的学生，竟然取得了教师所期望的客观进步，出现了“权威性的谎言”现象。
自出生之日，民企便被打上了“原罪”烙印：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粗制滥造、吃喝嫖赌，如此等等。
或许在上述心理暗示下，的确不少民企或鼠目寸光、不求上进，或心态浮躁、狂妄自大。但在为国争光的华为、阿里巴巴等巨头面前，谈论“原罪”问题真是不知趣了。
我们能否再反问一句，“高大上”的国企有无“原罪”？
要知道，没有国家也就不存在国有资产，而国家也绝非“人之初”就存在的。
当人类学会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后，农牧渔业发展带来了剩余财富，并使之可储存，社会分工随之产生。
财富剩余、互通有无，难免招致贪婪和掠夺。为了“攘外安内”，人们便发明或被迫接受了国家这一暴力机器。而国家机器的运转需要财富支撑，捐税便纳入议事日程。
内部捐税+外部掠夺—国家机器运转费用（财政支出）=国家剩余财富
从理论上讲，国家（掌管的）剩余财富出现后只能有三种安排：
一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二是被贪官污吏化公为私，三是被以国家的名义用于商业性投资运营——“国有资产”就这样问世了。
但政府掌管的社会剩余财富要转变为经营性国有资产，还必须满足以下前提：
（一）社会剩余财富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不得不寻求除直接改善国计民生之外的其它用途。
阿弥陀佛。普遍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必然是国家消亡的时代，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国之不存，国有资产焉附？
（二）国民对国家机器监督失控，或一致同意政府挪用社会财富于投资经营。
对此不做讨论。
（三）某些特殊领域不适合民营，只能由国家来经营。
我们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什么行业只有“一家独霸”才最有利于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才最大限度地利国、利民？
（四）国有资产的运营效率高于民间资本，国家最会赚钱。
如果国家最能赚钱，那只能是赚老百姓的钱，它为什么要赚老百姓的钱？国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又在哪里？
既然国企效率高，就不如干脆消灭民企，国企再退回到利润上缴时代，税收就没有了概念基础。
总之，从诞生之日起，国有资产的合法性就是有疑问的，它本质上是社会（剩余）财富的流失。需要保值增殖的是社会财富，而非“国有资产”。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有言：怀孕是罪恶，出生是痛苦，生活是折磨，死亡才是解脱。
如果一定要说原罪，那么众生皆有。
因此，民企既不应被歧视，也不该被纵容，而是要堂堂正正地创新产品服务、创造社会财富，并肩负社会使命、实现自我升华。
第三步、制度疗法：制衡自我
在《刘强东自述》一书中，作者一再申明创始人要对企业享有绝对掌控权：“如果不能控制京东，我宁愿把它卖掉”。
依此理念，第二大股东刘强东持有公司15.8%的股权，却掌握79.5%的投票权，显然董事会也无法撼动其个人意愿。
2017年，京东大规模重组，由此确立了京东商城、京东金融、京东物流等三大业务群。
在过去一年里，创立20年的京东，不仅遭遇45岁创始人的个人危机，企业也陷入了增长困境，管理体制上的弊端同期爆发。
痛定思痛。2018年冬至这一天，京东集团宣布：京东商城的掌门人由刘强东过渡给徐雷，兼任京东集团CMO、京东商城轮值CEO的徐雷开始浮出水面。
上述调整意义重大，这意味着京东终于有了可望接班的二号人物，掌门人开始告别孤家寡人式的超强时代。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将“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视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石。但这一理论上的“伪命题”，在实践中危害匪浅。
从历史上看，现代公司产权制度经历了三次连续性的“两权分离”。
第一次“两权分离”：原始所有权与公司法人产权分离。企业获得独立的法人地位，摆脱了资产原始所有者的直接干预；公司既可以募集社会股本，又可以锁定经营风险，同时企业家阶层的社会职能更加专门化。
第二次“两权分离”：法人产权中控制权与经营权分离。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设立了第一个董事会，法人产权中的控制权与经营权分离开来，形成了所有者（股东）、控制者（董事会）和经营者（经理人）之间的制衡格局，现代公司制度开始真正成型。
第三次“两权分离”：公司控制权中决策权与监督权的分离。
决策权和监督权均由董事会掌握，这本身带有许多痼疾：董事会无法自我监督，且决策中与经营层联系非常紧密。因此，控制权中的决策权与监督权相分离势在必行，主要模式有监事会、双重委员会及监察人制度等。
至此，现代企业制度在股份制产权结构基础之上，最终构成了决策权、监督权与经营权“三位一体且相互制衡”的权利匹配格局。
不难看出，企业“宫斗”通常是争夺控制权、特别是其中的决策权。
企业做大之后，头等大事不是如何保持高速增长、而是稳健至上，所以决策权、经营权与监督权“三权分立”可谓必由之路，哪怕是在家族企业内部。
对企业的长治久安而言，这是经验，更是教训。
在金立公司内部，持股41.4%的刘立荣可谓一言九鼎。据说，呵护备至的太太管住了其“色欲”，但在资金调度方面的为所欲为才更可怕。
相比之下，境外上市的京东堪称幸运。
实际上，企业上市就是主动接受社会外部监管、强化内部股东制衡。对此，政府相关部门应按国际惯例放宽准入门槛、加大监管惩处力度，本质上规范是一个动态过程而非僵化的标准。
所以说，公司上市是建立制衡机制、推动长治久安的最佳途径，其意义更是大于公开融资本身。
需要指出的是，“基因修复工程”绝非朝夕之功，必须以企业倾力打造“学习型组织”为前提。对此，老板须舍得花费大量精力和经费。
石家庄有家民企，董事长自己酷爱读书，全额资助中高层到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一流高校攻读EMBA，甚至公司不提任何约束性要求。值得钦佩的是，每年国庆节期间，公司全体高层到青岛海滨封闭学习7天，连续坚持11年雷打不动，而且都是安排在同一家五星级宾馆。
可以想见，不少老板连认真读完本篇文章的耐心都没有，谈何“基因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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