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精神，侨城耕耘
——5月19日北大深圳侨城俱乐部5周年活动讲话
今天是侨城俱乐部大喜的日子，群主邀请我出任“参谋长”，欣喜之余颇多感触，讲三句话与各位同学共勉。
第一，一个人能干事儿，一群人能成事儿。
一般高校都有校友会，但大多办得死气沉沉，类似于半官方机构。
我们侨城俱乐部并未正式注册，也没有直接的官方或校方背景。
5年半前，从事自由职业的夏先嵩同学尝试着搞校友聚会。从最早的轮流坐庄到AA制，是一项历史性的制度跃迁，充分体现了我们北大人民主、平等之理念。
当初，估计大家没想到能坚持5年下来。当然，除了夏群主本人的奉献、执着精神外，也有赖于潘新国、张慧琳、杜涛、孙金永等同学的积极捧场。
在此意义上，夏群主堪称首席创始人，其他人为联合创始人。
当然了，我们要感谢夏群主家人的默默支持和付出。要知道，校友活动不是所有开支都能AA制的。
据不完全统计，穿越“疫情”三年，俱乐部共举办各类活动近三百场，应该说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其中，颇有水准的专业讲座约五六十场，从AI大数据到股市楼市均鲜活诱人；还有早茶、沙龙、聚餐、爬山徒步、企业走访，以及围棋比赛、音乐鉴赏等。
另外，杨焕城、黄红辉两位校友长期赞助酒水。如此一来，既提高了同学们的快乐指数，还有效降低了聚餐成本。
一个人能干事儿，一群人能成事儿，众人拾柴火焰高。既然成事儿了，能否长治久安、有效传承，这就需要集体领导机制的顶层设计。
第二，从社群到社团，从集体到有机体。
我们聚在一起就是一个社群，但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校友会就可称为社团了。
要成事儿、持续性地成事儿，社群或集体就需要一定的组织化建设。
所以，我们俱乐部才有了理事长、监事长、秘书长和参谋长等职位及名头。
实际上，作为非盈利、非正式组织，决策、监督和执行密不可分，其本质为集体领导、集体协商，防止一个人单干或独裁。
今天早上，看了一篇1959年庐山会议的文章。
本来属于正常的意见表达，但被定义为“政治路线”问题，这就说明组织本身异化了。
一个组织如果缺乏有效的分工和制衡，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有机体。
有意思的是，夏群主力推“领导班子老龄化”。背后动因就是，只有知天命之后，个人的事业、家庭才能稳定下来，才有精力为校友们提供服务。
第三，从相互成就，到使命担当。
校友们为什么要聚在一起？
回忆青春时光只是基本盘，更重要的是校友们同频共振，或倾诉忧伤、郁闷，或分享快乐、成功。
更重要的是，校友们之间要相互成就，才有价值和粘性。包括引荐各种社会关系、协助解决实际问题，甚至共创、众筹搞项目。
但如果仅停留在相互成就层面，北大便不成其为北大。
我们记得，从李大钊到毛泽东，从“五四学潮”到“一二九运动”，在横跨三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北大人始终与时代潮流共命运、与民族大义同呼吸，所谓使命在肩、社会担当。
当然，我们也不讳言，文革中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现在燕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校友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开放，参与者不仅限于北大毕业的学生。对于认可北大精神、由校友引荐的其它高校同学，我们一视同仁、诚恳相待。
以上三句话，诸位共勉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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