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的历史从中平元年(184年)算起到晋灭吴(280年)共96年，从建安元年(196年)算起到晋灭吴共84年，从魏文帝代汉(220年)到晋灭吴共60年。 在这段历史中，总的态势是各路英雄在东汉帝国瓦解的废墟上问鼎逐鹿，致力于新的统一，因而军事斗争就成为三国历史的主线。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正是从文艺的角度描写了这条主线。陈寿对刘备的评价是：“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但他“折而不挠，终不为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把刘备描写成“仁”的代表，汉室皇权正统的继承者，因而对刘备的仁爱、宽厚和知人善任的性格特征着力描画，极尽夸张，但在突出其“仁爱”时却又落入了“无能”一面，给人以“无能”和“虚伪”的感觉。
他是中山靖王之后，是西蜀帝国的开国之主。他既没有曹操那般的家族势力，也没有孙权父兄遗留的基业，但他却凭着自己的宽厚和耐性，白手起家，争得三分天下，在江山姓氏的帛卷上写下他刘备二字，成就了一段永恒的历史。如果把他麾下所有的人才都比做千里马，那他无疑就是相马的伯乐。桃园结义，同甘苦共富贵的承诺，让他为后世做了一个大哥的典范；长坂坡为惜赵子龙摔亲子，成为千古帝王第一人；三顾茅庐求卧龙，比周文王渭水访贤的真诚更上一层楼。据此看来，三国志中评先主“弘毅宽厚，知人待士”也不是没有来由。
有很多人看不贯他的哭相，认为他的天下是用眼泪换得的。其实我们仔细想一下，也就会明白了。一个王者如果对臣子流下仁爱的眼泪，不管他出于何种目的，唤起的将是那些忠贞之士血液中纵横稗阕的英雄气概，他们也会用死不足惜的热情去报效这种知遇。“君之才十倍于曹丕，若嗣子可辅，辅之，若嗣子不可，君可自立。”千古留传的那白帝城托孤的故事历来被人称颂，在世袭制的时代，一个君王敢把江山交托于外姓之人，恐怕历史上也只有他了。
在《三国演义》中，刘备坚持道德实践与政治进取的统一，充分发挥道德在政治斗争中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刘备继承发扬了儒家“以仁待人，以德治世”的传统，把追求道德的完善与政治上的积极进取努力结合起来，靠“人和”开创了蜀汉基业。这种以德为本，建功立业，是刘备道德实践的闪光点，同时也是他被人误解的根源。中国历史上，注重道德修养的人大都不屑涉足官场，在东方文化里，道德高尚与淡泊名利几乎成了同义词。因此人们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是道德与政治具有不相容性；道德只有与权力分离，才能得到升华和净化，有道德的人，也只有远离政治才能修成正果；政治需要的是权术而不是道德，道德是攀登权力高峰的绊脚石。尤其是乱世，道德与政治在人的心目中更是水火不容。有了这一种思维定势，人们就很难理解刘备的选择。东汉末年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政治竞争激烈，社会严重失序的战乱时期，各路豪杰纷纷告别道德，以求轻装上阵，在政治角逐中捷足先登。唯独刘备不同，他没有随波逐流，而是逆水行舟，他没有走功利的阳关道，而是走上了道义的独木桥，加之刘备又打了个“匡扶汉室”的旗号，有些人便认定他不识时务，不合潮流，拉历史列车。我们认为，刘备绝非伯夷、叔齐之辈，他的选择不是落后保守，而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和广大民众的愿望的。这是因为，在当时，结束战乱，实现统一，有两条途径：一是利用社会混乱，彻底摆脱道德，最大限度地发挥权术的作用，不择手段，力挫群雄，达到君临天下的目的；二是适应战乱时期人民对安居乐业、淑风良纪的渴望，高举道义大旗，发挥道德影响力，以绝对精神优势战胜对手，实现天下归一。如何选择，取决于行为主体的价值取向。以“宁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为人生哲学的曹操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前者，而深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刘备则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从而握紧了道义的纤绳，承担起了乱世之中扬善惩恶的沉重使命。刘备和曹操的选择，可以说都是从实际出发，不同的是，曹操作为一个功利主义者，看到的是社会秩序的混乱和道德堕落为自己不择手段地谋取国家政权提供了机会；刘备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注重的是乱世中民众的祈盼并以此作为自己创业的基点，力挽狂澜，在谋求国家统一的同时，致力于灵魂伟业的重建。这是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反映了两种根本对立的人生观。评价历史人物，我们当然要注重其行为目的，但同时也要考虑他的手段。历史唯物主义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评判是非的根本标准，但并不排斥道德评价。三国时期的刘曹之争，不同于春秋无义战，存在着一个道义的守护问题。刘备和曹操可以说都抓住了历史机遇，因为三国时代本来就存在着造就大善与大恶、英雄与奸雄的社会条件。社会秩序的混乱，可以刺激个人主义者不择手段地索取，也可以激发仁人志士竭尽全力的奉献，既可以使一些人陷入道德的低谷，也会把真正的精英推向道德的巅峰。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由此可见，刘备不是不识时务，而是独具慧眼，发现了乱世中道德的生长点，并以此作为自己创业的立足点。这是适应时代要求，以正确手段达到正确目的的伟大创举。
在我们中国人的思想中，有着许多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每一个长者都会用一生的勤劳去为子孙置办一切，然后在安详中满意离去。“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刘皇叔驾鹤西去，走的却是那么的牵挂，那么的不安心。在他生命最后的两年，蜀汉人才相继凋零，五虎上将剩下的人已是迟暮夕阳，辅君之才也只剩下一个诸葛孔明，他给嗣子刘禅留下不是如日中天的基业，而是盛况不再的烂摊子，如此情况，叫他为人父者怎么能不牵挂，为国君者又怎么能不凄然。真个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白帝城，一轮红日永远落下了，他匡扶汉室的大志，也随着帝王之星的隐逝泯灭了。只剩下桃园那依旧笑东风的桃花，还在不厌其烦为我们讲述着那段亘古的故事。
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把刘备描写成“仁”的代表，汉室皇权正统的继承者，因而对刘备的仁爱、宽厚和知人善任的性格特征着力描画，极尽夸张，但在突出其“仁爱”时却又落入了“无能”一面，给人以“无能”和“虚伪”的感觉。电视剧中的刘备常常以泪洗面，哭与泪虽然表现了刘备的“仁”，但又给人以刘备的天下是哭出来的印象，扭曲了刘备是“枭雄”、“人杰”的真实形象。根据《三国志-先主传》中所载刘备是比较粗豪的，车胄、蔡阳都是刘备杀的，督邮是刘备鞭打的，而鞭打的理由仅仅是求见不许，显然罗贯中是为了把刘备塑造成一名仁义君主的形象，而把事实给扭曲了。还有的就是刘备的“哭”，罗贯中就为给刘备塑造形象，无时无刻不写刘备的哭：“请诸葛亮，哭得衣襟尽湿”、“护庶民，刘备又是大恸”、“尊爱将，边哭边摔子”、“脱虎口，哭拜新娘子”、“白帝托孤，更是泪流满面”。作为当时群雄相争的主要人物之一的刘备，竟如此多哭，这只能说是软弱无能，和人民理想的仁义君主扯不上半点关系，反而把刘备的“诡计”给写了出来，给完美的刘备抹上黑。最具体的是刘备投江欲自尽和摔子，在那种万分危机，生死存亡的时候，刘备不想办法反而装腔作势地要投河自杀。他知道将士们不会让他跳下去，自然有人把他抱住。可刘备这一哭，加上一个假动作，可把人心给完全收买了。再说摔子一事，人家赵云拚死救回阿斗太子，你刘备却把他摔在地上，这显然是太过份，但他这一摔一哭却又发挥它收买人和的作用，拢络民心，又折服了一批贤臣良将，心甘情为他争天下。就是因为刘备如此多哭，民间上就流传一句话：“刘备，刘备哭出一片天下来”。作者一再写刘备的哭，本来用意是要写刘备的仁慈，而实际起到相反的效果。罗贯中写刘备，除了写他的仁义，宽厚，还有的就是能识人才，这以三顾茅庐具体表现出来，刘备第一眼见到孔明，见他“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已经对孔明很有好感，觉得他有才能，可以说刘备识人才，以貌取人。这一点在遇到庞统时看出，“统见玄德，长揖不拜。玄德'见统貌陋’，心中亦不悦，乃问统曰足下远来不易？统不拿出鲁肃、孔明书投呈，但答曰：“闻皇叔招贤纳士，特来相投。”玄德曰：“荆楚稍定，苦无闲职。此去东北一百三十里，有一县名来阳县，缺一县宰，屈公任之”。由此可见，刘备只因庞统的貌丑，便不重用，他可知贤才求主，必求良主而事，绝不会把他的才能胡乱拿出来显示的。
综观《三国演义》一书，作者对刘备形象的塑造是将仁君、仁义与虚伪集于一身的形象，刘备虽是作者理想中“仁君”的典型，却也隐藏着小人的虚伪行径，这就是罗贯中笔下的刘备。(3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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