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本章老子第一次提出具有哲学意义的“道”。
这个形上学的“道”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也难以用名词概念来规定的。
“道”因为无规定性，所以又称为“无”。
“道”也因为无规定性，所以又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能生成一切事物(有)，使之成为天地万物的本源。
这样，“道”实际上又是“有”与“无”的统一。
这些又可称之为“玄”，是一切微妙变化的总门户。
高明者就要从“有”、“无”的统一(“道”)中去把握事物。
本章老子首先立说，于五千文《道德经》之开端即提出他的思想核心——“道”。
老子于此立说，按《史记》卷六十三《老庄申韩列传》的记载，是迫于函谷关令尹喜之请，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老子原本是想钳口寝说而要做位隐者的。
但后人却不这么看，认为“老子之学，盖有所激者。生于衰周，不得不然”(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诸子》)。
也有人揭示道：“老子虽说了'道可道非常道’，可是他依然要寄言出意，留下了五千言，而为道家学派所本，所以道家仍有不争之争，不鸣之鸣”(《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
这样一来，老子形象大打折扣，老子之“隐”大概也与社会历史上的所有隐者一样，是不得已而为之，其境界并非洁净虚远。
五千之言的《老子》的精神内涵也似乎有了它的落脚点——《老子》之说不清、道不白的“道”，似乎与生于衰周乱世老子满肚子说不清、道不白的委曲隐晦事相联系。
这也如近人徐梵澄所说的“老氏之道，用世道也”(《老子臆解》)。
历史证明，只要是乱政衰世，不管是春秋战国，还是三国魏晋，或是清末民初，栋折梁毁是必然的，总会出现类似《左传》所说的“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昭公三十二年)的社会变动不居的现象。
这用老子自己的话来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也总会出现“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左传》宣公十四年)的隐曲事。
社会背景对言语者的作用，使老子感到与其这样，不如钳口寝说，西出函谷关而遁隐。
然而出函谷关偏遇关令尹喜之请，又不得不然，即一方面对社会现象中变动不居隐曲乖悖之事，难以言说或不便言说，另一方面又迫于尹喜之请与身处衰世有所刺激，所以是既想“道”(说)又“道”(说)不清。
于是精通语言之道的老子在用动词“道”(说)这种难以言说(讲清)的东西时，机智地将“难以言说(讲清)的东西”置换成名词性质的“道”(道理)，脱口说出一句令后人诠释琢磨一辈子、怎样都可规定“道”之词性的话：“道可道，非常道”。
其基本意思是说：在社会领域内可以讲的，未必是真正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的、固有的“道”(道理)。
反过来说，社会领域中的许多事物的本来面貌、固有的“道”(道理)是难以言说、不便言说的。
同样文字表达也有这种情况存在，所以老子接下说：“名可名，非常名。”
这也正如三国王弼在《老子·一章注》中说的：“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
这种难以言说规定的事物固有之“道”，又因老子是史官，必熟悉天文历数自然现象，而被老子扩大到自然领域，即自然界变化发展的现象，如天地幽窈、风雨晦冥。
因为按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道”，即很多事物的道理、本来面貌与内在精华是难以言语，或无法用文字记述下来的，所以老子后学就认为凡“著于竹帛，镂于金石，可传于人者”的，都是粗糙简单不完整的，而晚世学者常自以为“博学多闻”，也是“不免于惑”而可笑的(西汉刘安《淮南子·本经训》)。
又因为这根本之“道”、本来之“道”无法言说与无法规定，所以老子在其他场合，将“道”勉强名曰为“大”，而在此处则名曰为“无”。
但“无”又不是绝对之“无”，老子认为它(“无”)“其中有物，其中有精”，“绵绵若存”，所以这“无”又是“有”的表现。
这样一来，这“道”经过老子在以后各章中的进一步言说被置换成“无”与“有”的统一、“一”与“多”的综合，成为了天地万物之本源。
还因为这“道”难以言说、无法规定，所以老子认为它(“道”)给人的视觉、听觉和触觉分别是“希”、“夷”、“微”，是一种“恍惚”、“窈冥”的综合感觉。
于是这万事万物之根源的“道”，又经过老子在以后各章中的进一步言说和规定变得更加无法言说、难以规定了，被置换成一种超越时空、无始无终、无声无形、无穷无尽、弥漫四方、浑然一体的“东西”。
也正因为“道”具有超越时空、涵盖一切的特点，所以在这“道”下，什么都可发生，又什么都可得到解释。
这“道”既可使人无限地说下去，又可使人无法进一步说下去，正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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