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集团隶属于社会系统。一方面，社会系统是作为主体的人设计的产物，人类实践活动的意志性决定了社会系统的目的性，并对其形成功能期待。从目的出发，通过结构安排与调整实现合目的性的功能释放，是社会系统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要素是组成系统的基本单位。社会系统中，以人为核心的各种实体性或非实体性要素的自身特性提供了系统存在与发展的“客观现实”。立足要素特征进行系统设计，是社会系统有效实现其功能的必然要求。“协同治理”作为对职业教育集团的一种系统结构安排，其本身并不具备不证自明的合理性。正是人们对于职业教育集团的功能期待及其要素特征规定着其必须实现“协同治理”。
一、跨界整合：职业教育集团的功能期待
社会系统的目的预设形成其功能期待，功能又是对目的的实现。职业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中一类重要的教育类型，其使命在于通过以人为活态载体的技术技能的积累与进步实现受教育者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这一目的预设从其实现所要遵循的内在规律及其现实条件两个方面对职业教育提出了“跨界整合”的根本性要求。职业教育集团作为学校、企业、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等多元主体组成的联合体，其组织特性蕴含了实现职业教育“跨界整合”的可能性，而职业教育集团的“协同治理”是使这一功能期待向现实转化的条件。
1.职业教育“职业性”的内在要求。职业性是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其基本意蕴在于职业角色规定职业教育的职业定向性。职业教育正是通过服务就业这一特殊形式表达教育促进个体社会化的普遍性规定。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教育与经济的分离对于职业教育办学来说存在着合理性的问题。“职业性”特征决定了职业教育的有效办学必须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实现教育与经济两部门的跨界整合。一方面，职业定向性的人才培养定位要求职业教育立足产业发展的需求办学，只有打破隔阂、增进相互之间的沟通，才能防止信息不对称，最大限度地实现劳动力供需的精准对接。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以社会职业分类为依据，专业教学内容与职业的工作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同构性。专业的职业化色彩要求职业教育的教学活动过程必须被置于真实的工作情境之中。因此，职业教育“跨界整合”是由其自身的“职业性”所决定的，是遵循职业教育办学基本规律的内在要求。
2.职业教育准公共产品的供给属性。教育产品的供给问题伴随着公共管理领域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变革而不断嬗变。在公共行政的时代，立足于社会契约论的基本观点、基于国家的“理性公益人”假设与教育的公益性考量，教育产品直接由政府供给，政府与学校之间形成垂直的科层制管理结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财政恶化、权力寻租、效率低下等问题为主要表现的“政府失灵”客观上引发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诞生。市场化改革作为提升教育供给效率的选择打破了政府的垄断。然而这一改革所引发的公平性问题侵蚀了教育的公益性价值，单纯的市场机制在教育供给中同样宣告失灵。为回应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灵，伴随着“公民社会”的不断完善，主张政府、市场与社会共同合作的公共治理兴起，以兼顾公共性与效率性。职业教育集团实现了政府、市场与社会主体的跨界整合。因此，在公共治理的话语体系中，职业教育集团构成契合职业教育准公共产品属性的一种供给方式的创新。
3.职业教育开放发展的时代回应。在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知识、技能的更新周期不断缩短。以智能型信息物理系统的开发与应用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不断催生新产业，塑造新业态，从而引发职业系统的革命性改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开放性”构成了职业教育之“现代性”的应有之义。只有开放发展，职业教育才能真正实现需求导向，从而回应经济领域的大变革。与这一现实需求相矛盾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企业普遍“减负”“甩包袱”的非生产性职能的剥离，我国逐渐形成了以正规学校教育为主的职业教育模式。在计划经济经济体制思维惯性影响下，政府与学校之间形成垂直管理，学校办学越来越封闭和保守。面对时代发展的诉求与自身发展的困境，职业教育在保持其专业性的前提下，必须冲破封闭办学的传统藩篱，通过“跨界整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向母体的回归。
二、不确定性：职业教育集团的要素特征
不确定性表征系统行为的不可准确预知。对于社会系统，人的行动选择中的有限理性、环境的影响以及复杂的心理机制等因素使社会系统行为表现出不确定性的普遍规律。职业教育集团是一种“跨界整合”的社会系统，其内部的主体性要素、资源性要素及制度性要素的独特性更加强化了系统行为的不确定性。而协同治理作为一种能够在复杂情境中协调冲突、建立秩序的有效手段，是应对职业教育集团系统行为不确定性问题的必然选择。
1.主体性要素的异质性。职业教育集团是由多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组织机构组成的联合体，这些组织机构构成职业教育集团内部的主体性要素。按照价值取向的不同，我国职业教育集团的多元主体在性质上涉及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及公民社会这三大划分社会组织性质的基本领域。其中，政府无疑是公共部门的核心成员；行业协会属于公民社会的范畴；而学校、科研机构及企业按照其自身的主导性力量的不同，既可能隶属于公共部门，也可能隶属于私人部门。按照职能定位的不同，政府、学校、企业、行业协会、科研机构五大主体分别对应着宏观管理、人才培养、生产与服务、行业内中介性协调、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专业化职能。职业教育集团多元主体价值取向及职能定位的异质性使其遵循不同的行动逻辑。差异和冲突使多元主体的行为呈现出一定的随意性与偶发性，职业教育集团面临着“集而不团”的潜在威胁。
2.资产性要素的专用性。“资产专用性是指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资产可重新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使用的程度”。职业教育集团内部的场地、设备、人才、信息、技术等资产性要素具有较强的专用性。一方面，这些资产性要素来源于由多元主体各自所掌握的资源禀赋，社会劳动分工使这些资产具有较为明确的指向性，在各自的专业化领域中长期稳定地应用于相对固定的用途。另一方面，育人是专业化的社会实践活动，其资源的投入需要遵循人才成长的内在规律。因此，除政府不直接参与人才培养过程以及学校天然的承担人才培养职责之外，由企业、行业协会及研究机构所掌握的专用资源向教育教学领域的跨界应用需要经过一个转化过程，付出一定的时间和人力的成本。职业教育集团内部资产性要素的专用性问题潜藏着导致多元主体机会主义行为的危险。因此，在缺乏可信承诺的背景下，职业教育集团内部的多元主体常常表现出机会主义的倾向，从而导致目标行为的不确定性。
3.制度性要素的生成性。职业教育集团的制度性要素具有生成性。首先，职业教育集团作为一类新生事物，其外部制度存在缺失。以法律为核心的正式制度是与社会分工所形成的专业化领域相联系的，职业教育集团“跨界整合”的特征使这些既有的法律规范失灵。同时，目前对于职业教育集团更多的是一种政策性的倡议。在具体的实践中，规范的有效性与应用的适当性存在矛盾。其次，职业教育集团的形成具有一定的自发性，组织实体先于内部制度而存在，其内部制度通常是在其运行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作为过程性的产物，内部制度的形成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制度为人的行动选择建立秩序或稳定预期，“使不断重复的互动行为得以结构化”。因此制度具有降低不确定性的功能。与制度预设相对应的是制度生成，生成本身就包含着偶然与变化之义。之于职业教育集团的制度性要素，外部制度缺失以及由此引发的内部制度制定的依据匮乏，加之内部制度形成的时间延续性要求，其降低不确定性的功能受到限制。
转自德国手工业行会HWK职教平台公众号，文章节选自《职教论坛》2022年第3期）
END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