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桩公案
1233年春天开始的汴京围城，改变了元好问的人生。
蒙古大军围城十月，城内粮食耗尽，哀宗皇帝弃城逃走，说是去城外觅敌作战。这个说法我都不信，敌人就在城下，不解燃眉之急去远方寻找敌人作战？说是出城寻找粮食，这个理由貌似成立，可是找到粮食了给谁吃呀？带着粮食入城接着受困？逃跑就是逃跑，前辈金宣宗就是先例，就是他抛弃了燕京迁都到了汴京。如今汴京解困无望，或者说金朝败给蒙古大军在所难免，再演一出迁都大戏吧，渔猎民族相时而动是传统，游牧文化根深蒂固。如果说这次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离开故都，他们不知道往哪去。打到哪儿算哪儿吧。
金哀宗突围出城，带走的都是精兵铁杆，留下的都是谁呢？东西南北四面元帅、一大群文官和全城百姓。满城恶鬼人相食的情况下崔立杀掉忠于金朝的其他元帅献城，是历史的选择。
城破之后，崔立成了蒙古人承认的起义军领袖，负责维持汴京城的管理秩序。宰相府亲信翟奕组织降臣为崔立树一块纪念碑，理由是崔立挽救了全城百姓。谁来起草碑文？元好问在劫难逃！
朱东润先生认为金哀宗“渡河作战失败，汴京城中一个小小的西面元帅崔立乘机作乱，遂使遗山蒙不世的污名，这是无论如何洗刷不清的。”
北牖居不是想给元好问翻案。功德碑案作为历史事件是改变不了的。不过还原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有助于后人对元好问的理解，所以写下这些文字。
这件事牵涉到四个人：王若虚、元好问、刘祁、麻信之。
论地位，翰林学士王若虚是城内最有名望的文人。翟奕先找王若虚，王若虚不傻，双方激烈辩论之后，没说接不接。妥协方案是再拉元好问进来。当时的才子还有超过元好问的吗？元好问的官位是左司员外郎。官阶比王若虚小很多，不敢推脱。但是元好问也不傻，千古骂名担不起。他们决定在官员之外寻找捉刀人，太学里的高材生刘祁、年轻名士麻信之也被拉下水。
几番争执，互相推诿，碑文写成，一段公案至此生成。
颂德碑文集体创作，历史的黑锅由谁来背？历史记住的当然是其中名气最大的人——王若虚和元好问。
元好问留有文字，申诉了他受到士林攻击的委屈：
“命由威制，佞岂愿为……伊谁受赏，于我嫁名？……听众口之合攻……”（《外家别业上梁文》）
意思是说官大一品压死人，难道我原意执笔吗！别人借此邀功，凭什么嫁祸于我？众口一词攻击我！
刘祁也留下了文字，他说当时是这样的：
“其铭词则王丈、裕之、信之及余旧数言，其碑序全裕之笔也。然其文止实叙事，无褒言。时夜几四鼓，裕之趣曹益甫书之，裕之即于烛前焚其稿。”（《归潜志》）
意思是说功德碑正文是王若虚（王丈）、元好问（字裕之）、麻信之和我四个人共同草拟的，序言是由元好问写的。但是序言只是客观叙事，没有歌功颂德。大家定稿时都快四更天了，元好问催促曹益甫誊写全文，曹抄完之后，元好问就着烛火把底稿烧了。
哎！
一声叹息。
这声叹息吹灭了历史深处的四更灯火，在北牖的键盘上响起。
如何看待元好问的屈节？
同情他的人从价值观角度评价，包括血统观、道统观、志节观，认为元好问践行了民贵君轻的宗旨。
是的，他淡化了民族意识，不在乎是哪个种族的，他身为拓拔氏后裔，山河破碎了作别女真人，随波逐流投降了蒙古人；淡化了国家意识，不在乎是哪个政权的，金元易代没有冲击他的灵魂。只在乎日子要过下去，文人要保全下来，它有生命意识，蒙古大军遭遇抵抗就会屠城，忻州有先例，他的哥哥元好古至今尸骨未寒。他有文化意识，他还有事没办完，他要把《中州集》编完，还痴心一片要修金史。所以说他有那么一点像是金代的司马迁。
哀宗弃城逃跑，臣民灰心。武将闯祸，文人背锅？金哀宗突围出城，皇上都跑了，元帅打开城门投降了，凭什么让这些柔弱的文人拿着笔杆子去拼刀枪！天理何在？
弃城而逃的皇帝丢弃了万民百姓，君道何在？让那些可怜的文人守臣道？
嗑瓜籽看热闹的后人让困守城里的苦命人在城破之后守节就相当于留守妇女被流氓强暴，你不去抓流氓，却让妇女自杀守妇道。人道何在？
如果要揪住元好问不放，那么怎么评价傅作义、梁思成、曾泽生、程潜、施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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