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鬼气森森的商朝
历史文献中的商朝。甲骨文整理出商朝世系表以“王亥”为分界线,之后都是天干,《山海经》里有王亥带领牛群到了有易这个地方牛群被夺走了,可能王亥这一代商人和一个有易的部落因为牛羊起了冲突。
甲骨文占卜有时候会指定问哪个祖先,王亥排名比商汤还多,说明王亥可能通过操控动物在畜牧方面有所突破。《管子》里有记载“殷人之王,服牛马”。我们知道商人总是迁徙,可能就和牛马需要换牧草有关。
殷商。甲骨文里找不到商人自称殷的记录,这个名称是周人贬义的用法,表示尊重的时候周尊商为“大邑商”。
二元统治。甲骨文里汤(太乙)的祭通常落在“乙日”,而“报甲”的祭落在“甲日”,张光直发现,两代王没有连续相同的天干名称,有些庙号只出现在单数代,另一些出现在双数代,很可能庙号代表的是不同的宗族群,商人的统治是两个集团轮流执政的。后来周人明确有昭穆制度。许多人类学家认为,从部落到酋邦的发展中,二元组织的优势就是避免冲突、容易扩大组织。商人的崛起很可能因为他们更善于处理内部问题。
传统观点认为商朝是兄终弟及,恐怕这个兄弟并不是真正的兄弟,而是二元轮流执政。
占卜的两派。包括甲骨文里有两种占卜的方法,旧派什么都卜、哪个祖先都问;从祖甲开始将祭和历法进行了结合,这就是“祖甲改革”,之后新派也没有彻底取代旧派,新派旧派交替出现大概和二元轮流执政是符合的。
人祭。殷墟出土的墓葬坑,除了墓主人,还有三千六百具其他骸骨。恐怕当时并没有把这些人殉看做“人”。
从甲骨文看,早起最长被用来人祭的是羌。最常和商人打仗的是人方、鬼方、共方,商人并没有用动物来丑化对手,甲骨文里对待他们的战争叫做“伐”,而对待羌用的是“猎”。在商人的世界观中,羌属于动物的范畴,“牛三百、羌五十”,羌是和动物并列一起祭祀的。晚期,才有“羌二人”的说法,可能是羌由于和西边的周人结盟,势力有了变化。
鬼神信仰的衰落。祖甲改革只有,原来人和祖先鬼神互动的神秘感和不确定性消失了,一切秩序化,原来人鬼没有绝对界限消失了。商人原本就是靠鬼神信仰和复杂仪式来恐吓迷惑的,在体系改变的过程中,就给了周人机会,周人就是强调问题要回到人间。
第八讲 从部落共主到国家体系
中国农业文化的多中心扩散发展。新月沃地肥沃、但是环境缺乏多样性,只有平原,才会产生贸易去获得农业之外的需求,并且开阔性也容易引来觊觎者;尼罗河丰富性是够了,但封闭性强,产生了局限性、抵御性也弱。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当时的中国的人口增长,高于埃及和两河流域。
宫崎市定。宫崎市定曾提出,殷墟的本质是陵裔,是给鬼居住的地方,晚商都城的说法,商人的都城恐怕和我们的理解不一样,都城是权力象征中心,而商朝的权力中心就是住鬼。所以殷墟周边没有比陵寝更堂皇的建筑。
连续性的世界观。先民文化中“连续性的世界观”是比较普遍的,人和非人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后来,人类逐渐打破了这种观点,变成不连续的世界观,特别是西方一神教的兴起。
周人崛起。周朝早起考古中心在岐山周原,周人留下的文献更丰富了,可以文献和考古进行对比。周是怎么在陕西就对商有威胁了?钱穆主张,周朝发源于晋南,后来“窜于戎狄之间”,又在公刘的领导下远迁到渭水流域的豳。周是在晋南的时候和商文化有了接触,吸收了青铜器和占卜技术,也是因为是外来户,要在西边和原住民搞好关系,周人才善于结盟和协商。
周羌联盟。周朝除了姬姓最重要的就是姜姓,姜和羌基本就是同一个字。西周十二代王单数都是姜姓的王后,这不是偶然,姬姜也是一个二元融合体。姬姜的亲近,就是周人来到羌人的地盘,羌本来也不搞农业、又受商的歧视,周人到来之后,将农业和羌人的渔猎畜牧互补起来,又有共同的敌人商人,合作飞速。
周人偷学商人的青铜铸造和文字。周人在西边自己铸造了青铜器,当然没商的精美,但多了很多铭文,商人的青铜器是神器,而周人和其他氏族共铸一个鼎写上“子子孙孙永保用”。凤雏考古遗址也有甲骨文,记录方式、刻写方式不一样,文字也没那么多,算是学了个皮毛。
召方和人方。周朝曾经帮着商朝打戎狄。其中,召方也是姬姓,可能就是当年没有一起西迁的同族。人方既然能以人称之,很可能不是随便一个民族,而是商朝的近亲,相当于商人的“六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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