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册有很多和上册重复的东西，能看出来由于是讲课稿整理出来的。
第一讲 中国古地理的基础
中国历史研究的成果。作者认为过去一百年来中国历史领域是突破最多、收获最大、大师最多的领域。中国的历史意识存在了至少三千年，近一百年增加的认识超过了过去的总和。我觉得这实在没啥值得骄傲的，一个国家最大建树的领域是自己的历史，还好意思说？
周文化。一直到19世纪欧洲打开晚清大门，中国文明的主流就是周人和周文化。第一条主旋律是“天”，天的信仰产生了天人观，从世界文明来看，这种人文中心精神也是少见的。第二是宗法、对于亲族的重视，这和周以封建为扩张和统治手段密切相关。两三千年来，中国的基本社会人际组织，仍是以亲族关系为主的同心圆模式。第三是语言和文字的关系，商人的文字是非表音的，从甲骨文到金文最大的差异发展，就是出现了大量形声字，包括《诗经》的出现是将原来口语的诗歌记录下来。（英语按照纯表音发展不同地区将来会出现不同拼法）第四是由于黄土高原农耕条件相对较差，周人只能被逼发展出来人文的本事。
中国人文地理。西汉三公九卿渭水流域出身的概率明显高于人口密度。唐开始巴蜀和长江北岸开始兴盛。宋以来，南方两湖流域人口快速增长。北宋城市兴起。就是中国最早以西北黄土高原为核心向东方、继而向南方开拓。但政治文化比经济慢得多，最开始由于西北黄土高原环境产生的文明因素仍然被带到东南方的地理环境中保持正统地位。
第二讲 中国古文法的基础
造字原则。传统将中国造字原理整理为“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是已经有了多样文字后观察总结出来的，有模糊、有重叠。比如止戈为武是会意，但止的来源是人的脚、是象形字来的，所以止戈就是一个人走到武器旁边去拿武器，是指事。圆圈中画一点是“日”，是象形还是指事？没有必要死守六书和《说文解字》，我们能看到比许慎更古老的文字去探讨文字的起源和发展。
“文”“名”“字”。陈梦家回到甲骨文金文的古老阶段将字分为“文”、“名”、“字”三种。
看见字就能体会的就是“文”，比如“目”字。但我们要指特定的人或地的时候给予文字特定的符号，比如“箕”原来是象形字、画了一个簸箕的样子，拿去做“箕子”的名字，就构成了“名”。“字”是衍生出来的，比如“箕”衍生出“旗”、“麒”、“棋”。由文到字的衍生，最重要的就是形声原则，将原来的“文”声符化、配合一个代表意义的“文”衍生一个新字。“其”加上“鹿”，发“其”音、表“鹿”意。形声的衍生方法出现新字不是凭空造的，而且第一次看见“麒”你也大概知道它念qi。学中文的关键也是要学会内化形声原则。
语法和文法。表音文字文法源自语法，中文文法最根本的规则是固定字序。比如“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主体是主词-动词-手词，否定在动词前面，副词在动词前或后。
文法没变、我们今天看不懂古书是因为字的用法变了。比如先秦文献会写“有商”、“有周”，其实就是商和周，“有”是词头，现在有字变成所有格了，就读不懂了。
一个大趋势是从以字为单位逐渐转为以词为单位。比如“于是”、“既然”、“虽然”……，以及“儿”变“儿子”，加了一个虚格；“头”也是一个常见的词尾，比如“馒头”、“骨头”。《诗经》里说“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思也是一个词尾。
数词和量词。周人清晰的分辨数的可加和不可加，“两”是一对，“二”是数数。中文有大批量词，在英文里全部是a /an。量词进而改变了名词，比如一匹马就可以说“马匹”。也影响数的发展，比如就不容易产生0.2的概念。物质是独特的，一匹马和一辆车是不可共量的。
中文的简约。英文名词有单复数之分，中文没有，中文简约，后来连“我”、“你”都不直接说，“孔明如何如何”、“先生上次赐函”，乃至变成了一种敬语。
还有我们都知道的，中文没有时态，这涉及中国人看待时间的方式，比如信念坚实、道理亘古不变。孔子就深深相信过去，以过去为准则。
第三讲 中国文字与中国语言
文字的功能。海伦凯勒的故事说明文字能够帮助她感受到一个她看不见听不到的世界，这个世界和我们感受的世界是一致的。语言文字能从最根本的地方影响人，决定人思考什么、如何思考、如何去听去看、听到看到什么。
文字和语言。中国文字具有极高的独立性，我们是非表音文字，而且文字是从鬼神到天再到人发展过来的，“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这个神话告诉我们文字的神话性，中文背景的人也很难理解语言重于文字。
历史记录。从文字中心进而发展出文献中心，广义的历史是人类所有经验，但中国人看历史，就是文字记录下来的才叫历史。西方研究历史可以找出生登记、教会记录、商业合同、行会规定，而中国就是看史书。
古老典籍。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中《乐》已亡佚，有说法乐并入了礼。《易》和甲骨文有传承关系，还有神秘神圣含义。《尚书》记载周的官方文件，仍然要把智慧传承，是另一种形式的神圣。《诗经》采民风和封建制度运作有关，也是一种让非表音文字和语言声音产生关系的办法。《礼》包括《周礼》、《仪礼》和《礼记》，出现的较晚，用来维系宗法的。
第四讲 古代城市与城邦
我们与历史之间。由于秦的政治管理实行了两千多年，被视作理所当然，我们常常忽视郡县制之前的时代是怎么样。另外，人有一种把纷繁复杂的事情整理起来的“哲学冲动”。比如以过去的经验去解释世界，比如用罗列的方式来分类整理，远古记忆模糊就简化成三皇五帝、封建复杂就简化成公侯伯子男。
何为“国”。五霸是政治势力是五个人，七雄是国家，从春秋到战国有变化。《战国策》里“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说明战国人已经认识到自己和春秋的差别。春秋时期的“国”可能只是“城”，数量在数百。武王孟津会盟来了八百诸侯。
内藤湖南及之后的京都学派给中国的断代是上古-中古-近世-近代，（最近有本书就叫《东洋的近世》）。其中认为“近世”的一项标准就是“城市”的发展，宋朝是有市的。而春秋战国城里的核心不是市，而是庙和坛。
而最开始城内是“国”、城外有“郊”，郊外是“野”，野外为“封”，封外是“鄙”，封是边界，一般是自然界限，封和疆联系在一起，封外的就已经不在本国范围内了，所以才有“鄙人”。
所谓“小国寡民”的国与国之间应该是鄙，没有边界纠纷问题才能不相往来。春秋战国时期“辟封疆”把封给铲除了，就没了鄙，就造成了国与国之间冲突不断。
关于国人我们都知道国人暴动的故事，就是城内居民暴动，不是全国人。国人的核心成员应该就是封建制度中赐姓而来。
周朝政治运作。公侯伯子男显然是后来整理总结的。公并不一定比侯高，公的身份来自关系辈分，侯来自军功。西周到东周一个重大变化就在于爵制不再能充分约束国君行为。
第五讲 从封建到诸国
历史人物。以人物为中心讲历史太普遍，比如贞观之治就是魏征劝诫唐太宗，用安史两人名代指了唐由盛转衰，其实历史人物没那么重要。比如清由盛而衰不能仅讲乾隆晚年、和珅，比如籼稻引进带来的人口快速增长，土地越分越小难以抵抗天灾人祸，这都是大历史。
真正第一位历史人物当属周公。封建、昭穆制、宗法制、嫡长子继承制、姓氏建立，都在周公手上完成。
昭穆制核心是辈份认同，《诗经》里的“诸父诸母”不是郭沫若解释的上古群婚，而是祭祀承认所有和父亲同辈的人。
我们今天的姓其实是氏，氏才是天然的血缘关系，而姓是不同的氏结合成的团体，产生姓最重要的程序就是封建，姓是人为的。
也是周公安排“西伯昌”变成“周文王”，周公才是真正的文王。
第六讲 王官学与诸子学
历史要追问。西周灭亡是所谓烽火戏诸侯，这只是一种“诸侯不至”的故事化表述，核心是宗法关系松散。此时犬戎入侵，犬戎在西边都四五百年了，为什么这时候入侵，周人原来能集中精力去开拓东方，就是因为根据地安全。
诸子百家。“子”是人，“家”是学派。西周几百年基本只有周公一个人物，东周却出了上百个，东周有人物诞生的环境，宗法关系松散也促成了诸子百家兴起。
追溯各家来历，儒家不该和其他家平行，他早，而且和西周原来的贵族教育有紧密关系。“儒”和“掌礼”有关系，儒家的理想就是恢复西周体制。西周有一套王官学，礼学、史学、占卦是重要部分，贵族子弟垄断的，这套知识的核心就是礼。当封建宗法关系濒临瓦解的时候，受到最大冲击的就是原来的礼官，他们的专业知识全成了废物。过去的权威降低到了诸子中的一支。
墨家站在儒家的对立面上，反对礼的繁文缛节、主张节俭；批判礼的根本“分别”，主张“兼爱”。
早于孔子的老聃和战国时期的李耳是两个人，《老子》成书不早于战国。老子和庄子路数也不一样，庄子受楚文化影响。
阴阳家来自王官学中的占卜，子不语怪力乱神，但后来的儒家和阴阳家一直扯不清，比如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就是因为阴阳家和儒家有共同的起源。
第七、八讲 重新认识孔子
可能因为杨照讲过诸子，所以诸子百家部分展开了。
孔子是非常真性情的，并不是老夫子的样子。而他成为第一个“老师”，正是违背他想回归的时代，孔子是有开创性的。
孔子一生的喜怒哀乐几乎都和弟子有关，相对的孔子的家人，包括儿子并没那么重要。（是不是和《论语》是弟子整理的有关）
“君子死，冠不免”，子路死前最后一件事整理帽子，并不是刻板做什么君子，他是在死前环境下讽刺当时的对手蒯通，“你做了不守礼的事”。
孔子祖上是宋国的贵族流亡的鲁国，季孙、孟孙、叔孙三家逼迫鲁昭公出逃，孔子随昭公去了齐国；齐景公也不愿意用孔子，孔子又回到鲁；此时鲁定公年间，欺负国君的世卿季孙氏又被下面大夫阳货挟持，阳货想拉拢孔子被虚与委蛇一番；三家反扑赶走阳货后又出现了另一个强势大夫公山弗。鲁定公九年孔子出任大司寇，负责安排“夹谷之会”，做的不错，后来是搞“堕三都”，就是让三家的大城恢复到符合礼制的规模，该政策失败，孔子去了卫国，在卫国收子贡为徒。曾几年间在卫国和陈国之间往返，周游列国不是旅游，一度在陈绝粮。前484年，孔子回到鲁国，又收了曾参和冉有。
第九讲 重读《老子》
道。三派有区别：道教追索到春秋战国时期，应该放在阴阳家中理解；老子的道，后来和黄帝在一起变成”黄老”；庄子的道，和老子在一起叫老庄。老子了解道是用来运用和安排权力的，而庄子是避世的态度。
秦献公时期函谷关还不存在，老子过关不是函谷关，而“关尹”也未必是守关的人，他可能也是一个思想人物。《老子》的语言风格直白陈述道理，和《论语》甚至《孟子》《庄子》都有区别，更接近《荀子》《韩非子》。包括“道”这个字在孔子时代通常指人之道，当做一种神秘总称也是战国的用法。总之，《老子》成书比《庄子》还晚，是一本乱世之书，讲如何在失序社会里活下去，而且是给国君写的，以一种更权威的口气才能面对欲望高涨的战国国君。
第十讲 重读《庄子》
《庄子》采用的是战国中期流行的对话雄辩风格，和庄子同时期的是名家的惠施，《庄子》里有很多俩人抬杠的记录。
《庄子》一书分为“内”“外”“杂”三大部分，编辑者清楚意识到不是一个作者，内7篇最接近庄子原始思想、外15篇可能是庄子或者其弟子写的，杂中的“天下篇”应该是战国后期乃至汉初完成的。
庄子运用故事、寓言是让人离开知识性理解、回到直觉体验上。“老”是对道的运用，“庄”追求的是体验的豁达。和政治有关的实践，中国道家就以“老道”或“黄老”为主，乱世寻求个人解脱流行就是“庄道”或“老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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