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陈凯歌的父母曾是南京国立戏专的学生，建国后都在电影行业工作。陈凯歌一九五二年在北京出生，他的少年时代是在北京度过的。
《少年凯歌》是陈凯歌2001年出版的一本自传体作品，主要内容是回忆他的少年时代。前几天，我看完了这本薄薄的小书。这里，给大家说说这本书中我印象较为深刻的几个片段。
保姆
留给童年陈凯歌最深印象的，是他家的沈姓保姆——陈凯歌兄妹称呼其为“奶奶”。奶奶是满族人，有过一次婚姻，后来离开男人单过。书中写道：
奶奶是那种一生仅得温饱，却体面而自尊的北京人。她精明不失善良，爱面子也给人面子…… 如果别的孩子欺负了妹妹，她一定拉了妹妹的手找上门去。而别人道了歉之后，她又哈哈笑着，把两个孩子的手合在一起说:“来，拉拉手，拉拉手!”她常说:“人不兴欺负人，也不兴叫人欺负，让人欺负惯了，你日后就成了坏人了。”奶奶目不识丁，仍能以这样透彻的道理示于后代，可见她目光之锐，见识之高。可当时的风尚是“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我听不懂奶奶的话是自然的事。
但发生在饥荒年代的一件事，让少年凯歌难过又难忘：
一九六一年的一个冬日，奶奶把按定量做成的面条端给我和妹妹后，母亲把我们叫到卧室，关上了门。她在厨房里低低地说了几句什么，就听见奶奶的声音:“我错了!我错了!您原谅我!”母亲走回来，一脸的怒气……原来，奶奶把我们定量中的一部分放进了自己碗中。奶奶一看到母亲的脸色就跪下了，之后就是“我错了”的呼声。刺痛我的，并不是奶奶吃了我的食物，却是她有些凄厉的喊声。我宁愿永远不知道这件事。
以奶奶的体面、自尊，竟将事情做到钟爱的孩子们身上，必然的理由是:她饿。可那一点点食物果然能减轻她生理上的不适吗?当然不能。
陈凯歌认为，惟一的解释只能是:饥饿使她恐惧，而恐惧比爱更有力量。
父亲
文革开始后，陈凯歌的父亲被关押审查。因为他在一九三九年参加过国民党。母亲与十四岁的凯歌像“成人一样”谈话，告诉他，父亲参加国民党，完全出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爱国热忱，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而来自东南沿海的父亲甚至没有听说过共产党。他的母亲说:“这件事组织早有结论。这是历史，你没有经历过，不容易懂。今天告诉你，希望你能理解。”
凯歌写道：“我相信母亲的话，却不愿接受这个事实。我开始恨我的父亲。”他承认，“在父亲的问题上，我选择了自私。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害得失。”
不久，大院里就开了批判会，他的父亲是被批判者之一：
批判会是在住宅楼背后召开的，父亲和其他人……一排地弯着腰。不久前还同他们一起工作的工人们开始批判他们，从政治问题一直问到他们吸的香烟的等次。父亲的名字被叫到的时候，他的头更低了下去。他的头衔是“国民党分子、历史反革命、漏网右派”。人群中响起“打倒”的口号声。我也喊了，自己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大。
戴红袖章的人叫到我的名字。我在众人的目光下走上前去。我已经记不清我说了些什么，只记得父亲看了我一眼，我就用手在他的肩上推了一下，我弄不清我推得有多重，大约不很重，但我毕竟推了我的父亲。我一直记得手放在他肩上那一瞬间的感觉，他似乎躲了一下，终于没躲开，腰越发弯了下去。四周都是热辣辣快意的眼睛。我无法回避，只是声嘶力竭地说着什么。
……我是在试着推倒他的时候发现这个威严强大的父亲原来是很弱的一个……如果我更大一点，或许会悟到这件事是可以当一场戏一样来演的，那样，我会好受得多，可我只有十四岁。但是，在十四岁时，我已经学会了背叛自己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我强忍的泪水流进喉咙，很咸，它是从哪儿来的?它想证明什么?我也很奇怪，当一个孩子当众把自己和父亲一点一点撕碎，听到的仍然是笑声——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民呢?
陈凯歌作出了思考，我觉得这段思考是有深度的，他的质问是有重量的：
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当灾难重来时，总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 ……打开地狱，找到的只是受难的群佛，那么，灾难是从哪儿来的呢?
问到个人的责任，人们总是谈到暴政的压力，盲目的信仰，集体的决定等等。当所有的人都是无辜者，真正的无辜者就永远沉沦了。
以上这段话，在今天，在未来，仍然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
同学来抄家
“陈凯歌，我们红卫兵来抄你们家。”
说话的是陈凯歌北京四中的七八个同班同学。
他们要求家里的人离开屋子。奶奶扶起陈凯歌病在床上的母亲，慢慢走到外边，母亲被命令面墙而立。
下面这段描写颇有电影剧本的意味：
他们打开衣箱和衣柜，新的和旧的衣服被抛起来，然后落在地上，脚踏过去时留下被踩碎的樟脑丸的气味。他们撕碎绸和纱，留下布的。他们找到了母亲五十年代穿的几双旧皮鞋，有跟的砍掉跟，没有跟的拦腰折断，用的是切菜的厨刀。他们走后，刀留在地上，钝了的刀刃像是一道花纹。他们移开家具，用铁棍反复敲击地面和墙壁，却只找到了妹妹丢失多年的一个会叫的布娃娃……他们打碎镜框上的玻璃，相片犹豫了一下就跌落下来。有人甚至嗅了嗅奶奶梳头用的发油，然后把瓶子摔碎在石阶上，一院子都是桂花的香气。他们打开锁着的抽屉，取出有限的现款和存折，一封接一封地阅读父母保存的信件……读完就扔掉，满地都是往事。他们打不开一个圆圆的小盒子，就用榔头把它敲扁，里面是用棉纸包着的我和妹妹的胎发。
最后，他们开始烧书。陈凯歌的父母爱买书，“好让自己和孩子们精神上有个流连处”。他的母亲告诉孩子：爱书就是爱自己。
这些红卫兵同学把所有的书，除了毛选和其他少数几个作家的以外，都搬了出来，在槐树下堆成一座小山。烧书的时候，很静。没有风，热气直直地上升， 火焰也不太明亮，因为有太阳。
而有病的母亲，已经站了三个小时了。凯歌在书中写道：
我没有想到说理或抗议，也没有想到怒斥或者索性用生命一搏。……我只是呆呆地立在那儿，没有记忆，也没有想象，只有眼前的火堆，就像在看一个别人的梦。我甚至没有想到为久病的母亲要求一把椅子——不是没有反抗的例子，不久前，一个因家中被抄而愤怒的青年，不顾一切地举起厨刀，反而被这把刀剁到粉碎。我是怕死吗?是，但更深的恐惧是我怕永远不被人群接纳。
下面这段话读之泪目，甚至让我想起一些小时候的往事：
我一直没有想到问问母亲，当她站在墙面前，对我想到些什么?当孩子尚小，母亲的期待中一定包括着勇敢，那么，她那时失望了吗?
陈凯歌对文革初期的暴力及抄家风潮进行了分析，他说：
“文革”就是以恐惧为前提的群氓运动。不管口号多么动听，旗帜多么壮丽，热情多么感人，都和真的主义、理想无关。无限制的暴力愈演愈烈，同样出于害怕落于人后的心理。在一个过分拥挤的社会里，只有打倒别人才能保全自己;人们彼此竞争，各不相让，拚命证明自己对集体的忠诚，别人的不忠诚。
遇见自杀前的老舍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午，在北京城偏北的太平湖公园，陈凯歌看到了老舍。当夜，老舍在此投湖自尽。
太平湖离陈凯歌家不远，很安静，是他常去散步的地方。那天，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朋友。书中写道：
他走过来的时候，我没有认出，只觉这老人有些怪，腿微跛，所以走得很慢;衣服很干净，脸肿着，没有戴眼镜，手中确实握着后来人们提到的那卷纸。他也没有理会我们，眼神看上去像在构思，慢慢走远了。这时朋友才说:这不是老舍吗?我说:是吗?不像。朋友肯定地说，是。我们都不知道头一天发生过什么事。
前一天发送了什么事？前一天，老舍和北京市的其他一些作家、戏剧家，在祭祀孔子的文庙内，遭到了红卫兵的毒打。
邻居阿姨的死
小宁的母亲和陈凯歌的母亲是同事和至交。她在上海参加学生运动时，曾被国民党逮捕，后来由家人交保释放。这在“文革”中成了叛徒的嫌疑，而受到审查。小宁的父亲和陈凯歌父亲那时候都被关着。书中写道：
那天她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带回来好多食物，让小宁叫了我和妹妹，还有其他父母不在的孩子一同晚餐。晚饭很丰盛，除了饭菜，还有很热的汤。她很高兴，常开心地笑，不断把菜夹到我们碗中，大家都吃得暖和，如同喝了酒。她站起来添煤，炉火红红地照亮了一张脸。她说，将来要带小宁和小清到新疆去找舅舅，就是种地也不做电影了。又说，凯歌你最大，爸妈不在，要照顾其他人。我们离开时，已近午夜，临走，她给我们每个人的衣袋中都塞了一把糖果，是那种用玻璃纸包了的，很韧、又很软的水晶糖。她推门走出来，在清白满地的月光中笑着，点点头。
这是告别的晚餐，要走的却是主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以人生为他乡的人是有的。当大家都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却轻易地找到了那扇门。她剪断了生命，连同烦恼一起。
凯歌提出了一系列的艰难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让人泪目：
她在诀别时谈笑自若，是为了使我们不至生疑，还是为了最后一次重温生的快乐?
她塞给我们一把糖果，是说生活仍有甘饴，还是实在无物可赠?
她和孩子们共进晚餐，是为了相信生命，还是为了正视死亡?她在寒冷的冬夜万籁俱寂的黑暗中，于世界，于人生，可曾想到过什么?至少，可曾顾念一双孤幼的儿女?——也许，什么也没有想。有人说她自私;但是，在那个有太多的人苟活的年代，人们真的有权利批评她吗?
《少年凯歌》这本书，已经早就买不到了，也许再版的可能性也很小。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这本原来售价10元的书，已经炒到了数百元一本。
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我以为是目前为止中国电影的NO.1，虽然近年来，他的影片有点一部不如一部的意思，但凭借《霸王别姬》和《黄土地》，陈凯歌在世界电影史上的地位无可撼动。让人没想到的是，他的文字水平居然也不错，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他在这本书里的，对自己的反思与诘问，对历史的记录与思考。
旧文回顾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