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宝林先生是哪位我就不要介绍了吧？今儿个说几件他的轶事。
身世
在自传里，侯宝林先生介绍个人身世，写了这么一段：
“大约在我四岁多的时候，我坐过火车。当时带我坐车的人，是我的舅舅，叫张全斌。我记得那时我的打扮挺滑稽的，身穿蓝布大褂儿、小坎肩儿，头戴瓜皮小帽儿。那时候，小孩子打扮成那个样子，够不错了。在我的童年中，也就只有过这么一次。……我可能是从天津来的，我现在对我原来的父母还有个模糊不清的印象。父亲、母亲的形象还能回忆起一点儿，但很模糊。”
这位舅舅张全斌并非他生母的兄弟，而是养母张氏的兄弟。侯宝林被侯家收养后就得了侯姓。据说，侯先生曾经请求这位舅舅透漏一些信息，但张全斌一直到死，都没有告诉侯宝林他身世的真相——恐怕是他跟侯家之间有严格的保密承诺吧。所以，侯先生生身父母为何人，已经成为永远的谜。
不过侯宝林的出生日期却很精确：公历1917年11月29日，酉时诞生，所以他有个小名，叫“酉儿”。
干校做细活
与侯宝林一同去了五七干校的薛宝琨曾撰文记述，1970年代，侯宝林在干校里劳动时，砌灶、盘炉、垒猪圈，都是一把好手，人家演奏古筝缺个琴桌，他还能临时做回细木工，从乱木头堆里找出材料、自己划线、刨木头……琴桌做成，侯宝林兴冲冲地向大家介绍：“全桌没用一根钉子，都是榫子活儿！”
侯宝林当时对自己痴迷于此类劳动有个总结，说“干累活儿身上痛快，干细活儿心里痛快”。这个“痛快”是什么？似乎可参照一下英若诚的解释：“没事儿也要努力找事做，让自己在精神和体力上都忙碌起来，没有时间胡思乱想钻牛角尖”。
“立刻就走！”
据诗人邵燕祥回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清理阶级队伍”，中央广播文工团的“问题人员”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琉璃河附近的路村接受“审查”，但是一拨一拨受“审查”的陆续回城了，留下的人越来越少，就剩下侯宝林、朱崇慰和邵燕祥等几人了，他们很犯嘀咕，不知道怎么发落他们这几个“多余的人。终于：
某一天近中午，队部通知我们，原单位打电话来叫我们回去。自然大家都很高兴，马上一边打包，一边计划着：吃过中午饭出发，背上行李赶一个多钟头的路，上火车，不耽误回家吃晚饭。大出意外的是，侯宝林以我从未见过的果断，指挥我们说：“立刻就走！不吃饭了！”不容置疑，没有商量余地，侯宝林一改温良恭俭让的姿态，不知从哪儿来的劲头；除他以外的几个人，连我在内，一向都是听从人支配惯了的，见他如此坚决，也就无话，跟队部都没打招呼，悄没声地匆匆“起旱”，告别路村，告别琉璃河。
回到北京，他们才知道，大约在他们离开十分钟以后，文工团又来了电话，叫他们先不用进城，继续待命。——因为其他的人去干校以前需要安顿家中老小，所以放了假做准备，而他们这些“坏分子”只需临去干校前两天再回北京就行了，眼下还得照旧出工干活，接受教育！路村的队部还派人追了他们一程，没追上，他们几个也就得以多在北京家里呆了十天半个月，然后才一起去干校。
几十年后，邵燕祥写道：“不能不佩服侯宝林料事如神，他算把单位领导的心思琢磨透了。”是不是因为侯先生到底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所以对“世道人心”有更多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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