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老百姓来说，官员贪污未必是他们最痛恨的事情，但官员无作为和乱作为，就是他们和政府上层最不能接受的。
官员不作为，就代表着国家机构对社会人群的管理力度松懈，从而导致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
别说百姓，国家也无法接受，因此就有了对官员问责的制度出现，而这种制度并非现代才有，在西汉时期便有了雏形。
中国官员问责的案例，在三皇五帝时期就已经有了。
《史记》记载： “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
相传大禹治水之前，他的父亲鲧也是做这种工作，结果因为鲧只懂得堵截洪水，却不懂得疏通，导致河水泛滥得更加严重，于是帝尧得知此事后，就派人处死了鲧，然后让大禹继续治水的工作，于是就有传说中的大禹治水。
这算得上是历史上最早中国统治者对下层官员的问责行为，虽然不算一种制度，但也说明统治者已经意识到官员无能是会对社会治安造成伤害的。
随着中国奴隶制的不断完善，到了西周的建立后，周朝为了更好地管理地方官员，就对朝堂进行划分，出现了最早的三权分立制度，也就是中国著名的三司制度，即司徒、司马、司空。
比起奴隶制，三司制度的延续要更长远一些，直到秦汉时代仍在使用。三司分别对应的是民事、军务和监察，经历了近千年的发展，到了西汉时期，这套制度已经相当完善。
这种制度除了有利于国家管理更加规范以外，也把问责制作为一种常态制度确立下来。司空的监察，就是对中央到地方官员的行为监督。可以说秦汉，是最早把问责列入制度之中的朝代，而西汉对官员问责的制度建立，也影响了后世乃至现在问责制度的形成。
官员被问责，在西汉除了贪污腐败，还有其他的原因。
好比如说懒政怠政。就是工作态度不积极，对于本来需要完成或者能力上能够轻易完成的工作，没有好的执行下来，这种态度和行为在西汉统治者看来，比贪污受贿更加可恨。
如果官员不作为放到现代，最多就是降职或者开除党籍，但在西汉则要严重多了。如果皇帝是个对工作高度负责的人，遇上这样的官员，下场就是处死，比如汉武帝就干过这种事情。
根据史书记载，汉武帝在元鼎五年到新秦中行猎，由于此地靠近北地，与游牧民族的活动区有接触。
所以汉武帝此次出行还想视察一下当地的军事状况是否完善，结果却发现新秦中一带竟然有数千里的地区没有设置亭障，于是盛怒之下汉武帝就将新秦中当地的太守全部处死。
亭障类似于明清时代的卫所，是用来提防外族入侵和传递消息所用。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的 “十里一亭”，就是每十里就得有一个亭障，这是西汉的标准。
而西汉亭障除了用于军事，有的时候还会充当驿和馆舍，或者参与附近的民事活动，而北秦中上千里地盘没有设置亭障，明显就是严重渎职的行为，因此被处理也是情有可原。
除了北秦中的事，汉武帝作为一个雄才伟略的君主，对中央级的官员处理起来也毫不犹豫。
根据《汉书》记载： “以景帝病时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职，免之。”
这里被免职的是当时的丞相卫绾，此人可不是一般人，是从汉文帝时代，就一直朝堂上任职的资深官员，在汉武帝时代做到了丞相的位置，但依旧因为没有及时处理当时被关押在狱中的官员而被免职。
当然汉武帝这么做，未尝没有想除去政敌的打算。
因为与文景二帝不同的是，汉武帝是崇尚霸道与王道治国的君主，对从刘邦流传到汉景帝时代的黄老治国方针尤为反感，为此继位亲政之后不惜借用各种理由除去文景二帝时期的大臣，而深信黄老哲学的卫绾自然也在其中之一。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西汉从汉武帝之后，对于官员的工作能力是看得十分紧的，就连“尸位素餐”这个词也是在西汉时出现。
而这个词就源于汉成帝时代的大臣张禹，对方是汉成帝的老师，同时也担任汉朝宰相一职，但由于身在高位却积极处理政事，于是引起了许多同僚的反感，于是有一位叫朱云的官员，就向皇帝弹劾对方。
《汉书》记载： “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说的就是张禹此人。
虽然由于对方是汉成帝的老师，朱云的弹劾没有成功，但也从侧面证明了西汉对于检查百官的严格性。
自汉武帝时代，西汉就对豪强有着极大的警惕性，盐铁专卖，独尊儒术，就是汉武帝时代开启的，为的就是加强中央集权，为此对于官员的工作积极性自然就比较上心。
除了无作为，举人不当也同样会受到被问责的可能。
在没有隋唐的科举之前，中国实行的是察举制，由威望高的大儒或者高官向朝廷举荐人才，这给了一些官员结党营私的同时，也给了他们承担举荐不当的风险。
在西汉被举荐的人才如果被问罪，当时举荐他的人同样要受到牵连，比如西汉酷吏陈汤后来因罪被下狱，导致原来举荐他的平原侯张勃也被汉元帝问责，虽然没有被处死，但也落得一个“勃坐削户二百”，和谥号缪侯的惩罚。
对举荐者进行问责，并给予适当的处罚，能有利统治者打击朝中官员结党营私的行为。
因此哪怕某些官员有举荐他们入朝为官的能力，但在举荐过程中也是十分小心，对官员的能力和品德都有一定的考核。
至少在西汉的前中期，对官员的任免和举荐，上层人士还是比较小心的，而这还要归结于西汉从秦朝保留下来的连坐制度。
连坐制度是夏商周时代就有了，秦国在商鞅变法后将其完善，汉文帝时代曾一度被废除，但到了汉武帝时代又再次恢复过来。
而与商鞅变法的连坐不同的是，汉武帝时代的连坐制度，主要针对的是朝堂的政府官员，比如后世著名的巫蛊案，就是因为连坐制度的出现而引发的。
汉朝的巫蛊案导致包括太子和卫子夫等上万人丧命，而除了案件的直接参与者以外，剩下的都是被连坐的无辜人士，比如当时的西汉名将公孙敖，就是因为被巫蛊案所牵连，导致全家人也一起遭殃。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 “公孙敖坐妻巫蛊腰斩。”
就是当时众多无辜牵连者的真实情况，这里除了反映出西汉对于巫蛊的警惕以外，也表现了西汉连坐制度的残酷。
西汉的连坐制度，往往被牵连的不止有家族成员，朋友也可能会遭殃。
比如当时的平通侯杨恽，就因为在被罢免后，在自己写给朋友的书信中表达了对皇帝的不服，从而引发了汉宣帝的不满，最终导致全家被诛，连生前与之交好的朋友也因此丢了官职。
西汉问责制度有好也有不好，一些政策值得现代社会引以为鉴，但有些政策也值得现代社会学习。
但有必要了解清楚的是，比起现代社会问责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古代问责更多是出于统治者对皇权巩固的需要，不能同一而论。
参考文献
《资治通鉴》《汉书》《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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