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昌盛
我们现在回看红军长征，当然是精彩绝伦，真实性、故事性、传奇性和绝无仅有性是文学家们编都编不出来的；《红军组歌》高亢激昂，听来令人血脉贲张。但所有的这些都不能掩盖一个事实：那时红军犹如在悬崖边上跳芭蕾，稍有闪失，粉身碎骨！
三支红军主力在陕北会师了，虽然可以暂时喘口气了，但形势依然险恶无比。一是六万红军，身心俱疲，面临着几十万国军的围攻（后面围攻的数量还会不断扩大），前景堪忧；二是装备既差又缺，与国军不是一个等量级的；三是陕北是一块贫瘠的土地，如何能让红军生存且发展起来？
主席是清醒的，所有的困难他都想到了，但苦无解决良策。曾经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结果不仅没有得到，反而折了西路军。西路军惨烈的结果虽然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但苏联画大饼，让西路军打通共产国际援助路线是原因之一。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西安事实，加速促成了抗日统一战线。这样，红军可以理直气壮地北上、东进，跃进到敌后去开辟根据地，与小日本、与汉奸争地盘争群众争粮食！
敌后抗战如何展开？有没有预案或者说有明确的路线图？
有的！主席在红军时期已经总结出来了：一是明确敌我；二是广大人民最大的利益所在；三是如何生根发芽？
毛主席在红军时期已经解决这些问题的症结：他对敌我分得很清，立场坚定！他对农民最大利益所在之处也很清楚：土地！他对根据地情有独钟，有“屁股坐下来”的地方，就是方法和方式！
如何开展敌后抗战？说穿了并不复杂，就是红军时期三点的升级版：建立自己的根据地，能够“坐下来”补粮补人和休息；分清谁是敌人谁是依靠力量？掌握土地并分给农民！
延安时期的主席已经不是中央苏区的毛泽东了！在中央苏区他是一个军队干部，一个地方干部！在延安他已经是中共统帅了！他可以作战略层面决策并且指明方向，但在战役层面谁来担负起这个重任，这是个历史课题！要知道，当时好多人连这些战略层面的认识都不够，除了朱德、贺龙、聂荣臻等有数几个人外，好多人连根本思路都没理清！
当王明在延安作一天的发言，并说这是斯大林同志的原话，好多人立刻傻了，立马站起作自我批评，承认自己思想上的错误！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发生了120师三王逼关反贺的事情。
在所有站起来承认错误作自我批评的同志中，绝大多数是被王明共产国际特派员身份所迷惑，对路线分不清而作出的政治表态。但其中有一个人虽然也站出来承认错误了，但他头脑非常清楚，他是违心作出表态的！或者说他站出来表态，是准备做背锅侠的，他是谁？他就是刘少奇同志！
他本来名不经传，为什么突然一跃成为党内二号人物？翻开历史追根溯源，我们才发现，他在抗战期间崛起，然后一路狂飙成为党内二号人物实在是名至实归！
敌后抗战中，他居功至伟！
少奇同志在抗战前似乎名气不大，其实他也是一名老资格的中共党员，1921年他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回国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
少奇同志很快有了初显身手的机会，1922年7月他来到了萍乡安源参与领导工运，当时安源工运领导核心是李立三。
李立三虽然没有领兵打过仗，但他可是中共早期的头号猛人，只要提到反动势力，他就是以六个字三句话来应对：“推翻！打倒！杀掉！”他演讲时情绪激昂，现场感染力极强。据一些国民党元老回忆，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有两个人给他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就是李立三。李立三工作时勇往直前，与同仁争论时也毫不妥协，因此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坦克”！这样的人如果是古代演义里的大将，那他的兵器必须是锤！
李立三是安源路矿工运的领导核心，但以李立三这样威猛绝伦的性格来领导这场大罢工，恐怕很难不发生流血牺牲的事，但偏偏没有，不仅没有，而且取得空前的胜利，成为中国工运史上唯一一次胜利的典范！为什么？因为有了刘少奇和蒋先云！
少奇同志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就显示出他过人的组织能力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在李立三的领导下，少奇同志深入调研得出“利用合法机会开展活动，以防御为主，不作无谓牺牲”的工作指导意见。不仅如此，少奇同志还因地制宜创办了党校，在工人中培养诸多基层领导和骨干。有了这些骨干，正确的指导思想更能在工人中有效地宣传和推广。
李立三和刘少奇的性格和行事作风本来泾渭分明，但一奇一正相结合，竟然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一时间，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红红火火，形势大好！
少奇同志工作特点很鲜明：目标明确、推进扎实、方法灵活、成效渐现。但当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时，他的这些优点在左倾冒险主义者们看来是太慢、太缓、太没有成效了，是右倾投降主义！
但少奇始终坚持，并敢于直言。
192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周恩来征求意见时，少奇同志明确表示：“八七会议后，我们对湘鄂及各地的暴动的条件（群众）尚未估计到。我们的暴动计划应照群众的力量来决定。决定暴动除目标是政治外，其行动可能全系军事的。对暴动的军事计划而以为是军事投机，这是中央的错误认识。”
1930年3月14日少奇同志写信给中共中央：“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反对中国党内机会主义的错误，没有在理论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对机会主义领袖加以清算和处理。因此，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是有责任的。”
1932年元旦，少奇同志在《工运指南》第3期上发表《罢工的策略》，批评“左”倾冒险主义者“看不到罢工的困难，异常轻率地玩弄罢工”，使工人运动遭到失败，认为“在不利的条件下，要善于适时地结束罢工，作有组织、有计划的退却。”
1932年2月14日少奇同志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时，针对武装暴动的问题，他提出“实行武装暴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条件不成熟”。
他的这一系列言论在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时是很不符时宜的、很不讨喜的。
1932年冬他被派遣到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工作，开始进入为期四年的蛰伏期，后随中央进行长征。
少奇同志蛰伏四年，一出手就卓尔不凡！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在华北推行自治，老蒋将行政院驻北平政务管理委员会撤销，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为委员长。
北平和天津许多高校学生都痛骂宋哲元是卖国贼，上街游行时高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开始还好，双方保持克制，后来发展到只要学生一上街游行，军警就出动殴打驱赶，时常发生流血事件。虽然没有明显证据是宋哲元指使人干的，但他作为冀察政务委员长一定会知情，而且没有制止。
刘少奇通过对当时形势和宋个人进行深入分析，他发现冀察政务委员会虽然是日本扶持起来的代理机关，但宋哲元本人并不愿意当汉奸，而且抗日倾向明显。
少奇同志发现这点后果断下达了一系列学运活动的要求和指示，其中就有要求将口号由“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改成了“拥护宋委员长抗日”。
不要小看几个字的改动，当学生们打着新口号上街游行时，军警不仅不动手打人了，还不远不近地跟着学生队伍。一旦发现有日本人捣乱打学生，这些军警立马介入干涉，全力保护学生的安全！平津学运一下子打开局面！
宋哲元听到这样的口号非常高兴，主动邀请学生去故宫后面的景山集合，让北平市长多倾听群众意见，集会结束时大家一起合唱救国歌，整个场面十分热烈感人。
宋哲元在日寇猖獗、东北沦陷、南京默然、二十九军兵力不足的严峻形式下坚持民族大义，全力艰难维持华北。
“七七事变”时，宋哲元指挥部队在卢沟桥奋起抵抗日军，打响抗日第一枪，彪炳史册！
佛魔一念之间，圣贼一幕之隔！一个人是民族英雄还是民族罪人，少奇同志的工作竟然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您说神奇不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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