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味人生】童兆君||一袋红薯丝的感恩故事

 一袋红薯丝

   的感恩故事  

    童兆君  

清明回家祭祖，我把头靠在大客车靠背椅上，居然睡了一觉，待睁开眼时，大客车正在盘山公路上蜿蜒而上，透过玻璃窗和窗外朦胧的烟雨，居然又看到远处的那个山旮旯，那不是姜家村么！

三十年多年前，我曾经在这通往山旮旯里的羊肠小道上不知徒步走了多少趟，为给那位被判了死刑的穷小子上诉，从山路两旁是光秃秃的树枝时接的案，承办完案子时，两旁的树又换上了新装。

那是一个很偏僻又很穷的村落，村里住着姜、陈两大姓氏，而那穷小子却姓贺，单门独姓，是那时“上山下乡”年代，他父亲来到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一年后鬼使神差地和本村的一位姑娘好上了，生下了小贺，这小子命又苦，村里抽调他父亲去支援修水库时，他父亲又不幸意外身故了，小贺就这样从小就失去了父亲，母子相依为命，在这个山村里被姜陈二姓的欺负中慢慢长大。

她母亲没有读多少书，便把希望全寄托在这小子身上，当他刚上高中不久，“分田到户政策”下来了，小贺家分了二个人口的田土，他母亲身材矮小，体弱多病，年年的“超支户”，现在分了田土也无法耕种，只能让儿子小贺辍学回家种田，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

小贺以前上学时，也会经常参与集体劳动，对农事虽说不是行家里手，但是也不很外行，一般作田种土的农事还是勉强做得来，但这次分田到户，说是抓纸龟碰手气决定的，但小贺没有参与去抓，剩下最后一个纸龟给了小贺的母亲，结果田土是这山村最差最远的那几坵，而且是靠山边上。但是没有证据能证明别人玩鬼了，小贺的母亲心里很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只能怨自己的命苦。

小贺辍学回家种田，那年刚满十八岁，虽说是血气方刚，但也有点稚气未脱，毕竟涉世不深。

十月份的一天傍晚，小贺去自家的土里择菜，路过一片姜田时，看到村里的陈正坤和一位自己不认识的人正在挖生姜，于是便上前打招呼说：“陈叔，天黑了还挖姜呀！”

陈正坤猛地一惊，但回头发现是小贺时，便说：“是啊！我亲戚来要点生姜，我来挖点给他，他又要得急，天都快黑了，小贺有时间么，来帮忙挖吧。”

小贺见他开口了，也不好拒绝，便答应了给陈正坤帮忙来挖生姜，陈正坤的亲戚便把挖出来的生姜上的泥巴敲掉装进箩筐里，不一会工夫，四个箩筐都快装满了。

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不远处有两个手电光投这边射来，陈正坤见状就和他亲戚朝山上的小道上跑了。只留下小贺还站在姜田里一脸惊愕。

很快两道手电光便照到了小贺的脸上，来人正是本村的姜队长父子，他俩一过来就揪住小贺的衣领说：“原来是你在偷我家的姜呀！你胆子不小呀，前天晚上偷了我二块地的，今天晚上又来偷……”

小贺忙解释说：“我没有偷，这些都是陈正坤叔和他亲戚挖的，我是陈正坤叔喊我帮忙挖的，我才过来帮忙……我以为这是他家的姜。”

姜队长说：“一派胡言，那陈正坤呢？”

小贺指着那山上的小路说：“刚刚他俩往哪边去了。”

姜队长说：“你把我当三岁小孩吧！你认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

于是姜队长两父子就揪着小贺，把双手反在背上，推着往路上走，一直走到大队部，姜队长给派出所打了电话，说是抓到了一个偷姜贼，不一会一辆北京吉普车就过来，把小贺铐上带走了。

第二天那辆吉普车又出现在陈正坤的家门口，陈正坤的老婆告诉吉普车上的来人，说是陈正坤去县城的亲戚家好几天了。

吉普车走后的当天下午，小贺的母亲就得到了通知，小贺被拘留了，请送点洗澡用品过去。

十月份的天气，在这山旮旯里，一到晚上还是寒气有点瘆人，小贺的母亲送去了棉被和秋袄，回来时眼睛都哭得红肿了，因为不只是人被拘留了，还要罚款和赔偿姜队长家的损失。

罚款500元，赔偿姜队长的损失500元。这可把小贺的母亲难坏了，去哪里弄这么多钱来呀！

姜队长则仗着自己的老表在派出所当副所长，于是便带人在小贺家里内内外外寻了一个遍，实在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最后是把小贺家里养的一头猪拖走了，还挑走了两担稻谷。走的时候，姜队长见小贺和其母亲床上的被子还比较新，于是也顺手全部抱走了，但还是不够抵罚款和赔偿款。并扬言说，还会来拿东西抵账的。

十五天后，小贺回来了，人变得又黑又瘦，听母亲说姜队长来家里搬东西，连床上的被子都不放过，看着母亲床上放了一些烂衣服当被子盖，一下子气得咬牙切齿，心里暗暗地发誓……于是就去找陈正坤讨回公道，结果，陈正坤的老婆哭得眼泪汪汪地说，他已经二十多天没有回来了，杳无音讯，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小贺见状只能无功而返。

小贺在山村里没有亲戚，唯一的是读书时学校有几位玩得好的同学，思来想去，只能去找同学帮忙，有一位同学得知小贺的遭遇后，把自家的一床半新的被子给小贺送来了，并把小贺的情况告诉班长，班长便发动全班的同学们捐款捐物，在同学们的捐助下，小贺又买了一床新棉被给母亲。

到了十一月，山区的天气特别的冷，尤其是晚上，面对家里四面漏风的墙，小贺心里盘算着，一定要给母亲一个舒服的房间。

农作物基本上都快收完了，小贺准备趁着农闲时间进城去打工赚点钱，不然过年都不知道怎么过。

接下来几天，小贺从山下挖了几担黄泥，用水和成泥糊，并和一些稻草，把房子的裂缝和洞糊上，让母亲住在内面暖和一点。做完这些，便进城打工去了。

小贺在一家饭店当服务员，工资60元一个月。下班早时就去一个很大废品回收站帮忙，一个月下来就赚了一百多元。

第二个月小贺手上有点钱了，晚上就学人家出夜摊，在一位大姐的帮助下，进了一些小物件在人行道边上摆上了地摊。生意好时，一个晚上能赚好几块钱。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周而复始，很快就到过年了，饭店也开始放假了。小贺手上有了好几百元钱，决定买点年货回家，给母亲买了衣服和鞋子，买了猪肉和一些母亲没有吃过的蔬菜，同时也买了鞭炮和糖果，最后还是下定决心买下了自己梦寐已久的永久牌自行车。

合作社的售货员还拿来一根红绸带扎成一朵红花系在自行车的前面，当小贺高兴地推着自行车走出合作社时，身后还被售货员点燃一挂鞭炮相送，顿时迎来了很多路人投来羡慕的眼光。

还有二天就过年了，小贺骑上新单车，后面用纸盒装着年货，便往家里骑去。骑行了四个多小时，终于到家了。母亲看着小贺回来，又给自己买了新衣服和鞋子，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用手反复摸着自行车，这可是她这一辈子第一次摸到这么贵重的东西。儿子给自己长脸了，这是这个山村第一辆自行车呀，以前只有干部下乡时骑自行车，现在儿子也骑上自行车了。

小贺家买自行车了，在这小山村，简直是一条爆炸性新闻。于是很多人就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了，他家这么穷，一年都吃不上一块肉，还有钱买自行车？恐怕又是偷来的！

过年的头一天，姜队长父子三人又来到小贺家，在屋前的地坪里就大喊，“贺伢子，你回来了就把姜钱赔给我”。

小贺从房里走出问，“什么姜钱？我什么时候欠了你的姜钱，我又没有偷你一坨姜。”

于是接下来是一番争吵，到发展成斗殴，小贺终因寡不敌众，被姜家三父子按在地上，被一顿拳打脚踢，直到躺在地上动弹不得，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新自行车被姜队长推走了。同时又把她母亲床上新买不久的被子又被他儿子抱走了。

母亲歇斯底里坐在地上，扑在小贺身上大哭，时间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小贺才慢慢清醒过来，脸上和鼻孔里都是血，浑身疼。母亲搀扶着小贺回到屋里，打盆热水给小贺把脸洗干净，便让小贺在床上躺着。

也许是太累，也许是急怒攻心，痰迷心窍了，小贺倒在床上不一会便睡着了，到晚上母亲做好饭叫小贺吃饭时，也叫不醒。就这样一直睡到大年三十中午才醒过来，这才发现母亲坐在床上，一直望着小贺，眼睛发呆，神情恍惚……

小贺挣扎几下了床，走了几步，全身酸痛，当想到昨天的事，心里的怒火又燃起来了，但看到母亲现在这模样更是心痛不已。他连喊了几句“妈”，他母亲才回过神来，母亲站起来说：“崽，饿了吧，妈给你热饭去。”

小贺吃过饭，又听母亲说了昨天的经过，得知母亲床上的新被子又被姜队长他们抱走了，害得母亲昨晚一晚上没睡，天太冷了，她就坐在小贺的床边坐了一晚，这让小贺更是火冒三丈，小贺决定，一定要讨回公道。

当天下午，小贺就去了派出所，派出所只有一人在值班，其他人都回家过年了，值班的人把小贺讲得经过简单地记了一下，说：“你先回去，等上班了我们再去调查，到时通知你。”便打发小贺回家了。

小贺回到家里，又等了二天，还是不见有人来处理，想想事情的前因后果，都是由陈正坤叫自己帮忙引起的，便决定还是先去找陈正坤，现在是正月初三了，他过年总得回来，于是初三的晚上拿着手电就往陈正坤家走去。

小贺刚到陈正坤家前的鱼塘边时，看到有一个手电光也正去陈正坤家，小贺便停下脚步，先看看动静，一会儿就听到陈正坤屋里的谈话声了。

小贺走到窗前，透过窗纸上的窟窿，看到陈正坤，姜队长，陈会计，还有一位不认识的人正在谈小贺的事。

小贺听了一会，越听越生气，原来他们是一伙的，所有的事都是他们早就商量好了故意来整自己的，小贺决定要教训他们，便回家拿来了一把菜刀，又来到陈正坤的窗外，他们四人正在喝酒，桌上还炖着一锅热气腾腾的火锅，四人有说有笑，小贺几次听到他商量着如果整自己时，就想冲进去砍人，但想起前几天的教训，他们人多势众，自己恐怕不敌，只能出其不意方可制胜，于是便蹲在鱼塘边他们的必经之路上等待。

小贺找来一把干稻草，坐在路边等，也不知等了多久，他们就是不见出来，等着等着，小贺居然睡着了。直到一阵说话声把小贺惊醒，此时才发现天已经蒙蒙亮了，陈正坤开始送客，小贺把菜刀藏在怀里，仍蹲在地上等候。

第一个过来的是姜队长，待他走到小贺身边时，小贺猛地站起来，挡住了姜队长的去路，说道：“原来是你故意害我”，便一刀向姜队长的头上砍去，姜队长用胳膊一挡，却砍在胳膊上了，因冬天穿着棉袄，只是砍破了棉袄没有伤到肉上，也许是小贺有点心怯，不敢下大力砍。

姜队长挡过一刀后，右手快速伸出来准备给小贺来个锁喉，小贺此时又是一刀劈来，这一刀正好砍中姜队长伸出的右手。姜队长此时才发现小贺手里拿着的是一把菜刀，便撒腿就跑，小贺就追，陈会计此时估计没有搞清状况，反朝小贺冲来，想帮姜队长制服小贺，小贺朝陈会计挥出一刀，陈会计头一偏，这一刀正好砍在陈会计的肩膀上，陈会计才看清小贺手上的刀，慌忙后退，小贺也不纠缠，又继续去追姜队长，追过了三坵田，姜队长摔了一跤，小贺追上去，一屁股坐在姜队长的背上，拿刀顶在他背上说：“你还欺负我吗？”姜队长连声说：“不敢了，你放过我吧，我再也不敢了”

正当小贺准备站起身来时，小贺背上挨了一棍。拿棍打他的正是陈正坤，还有那位陌生人，也朝小贺这边追来。

小贺说：“陈正坤，都是你害了老子的。”

陈正坤这时也才看到小贺手里的菜刀，吓得往回跑，而那位陌生人手持木棍迎面对小贺扑来，小贺一闪，但脚上还是挨了一棍，痛让小贺更加愤怒，他本没有打算和这陌生人发生什么，但他要参与进来，也休怪老子。

于是便向陌生人砍去，陌生人看到这情况就跑，小贺从后面将菜刀挥出去，菜刀正好扎中了他的背，陌生人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前跑了。

小贺追上去捡起菜刀，又去找陈正坤，陈正坤自知跑不过小贺，便躲在一个田堪边，小贺找到陈正坤后，用左手揪住他的衣襟，右手拿菜刀顶着他的脖子，说：“陈正坤，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你自己偷姜，害得我被拘留，毁了我一世的名声。”

此时陈正坤双膝跪地求饶，说：“是我的错，你放过我，我赔偿你的所有损失”。因刀口顶在陈正坤的脖子上，割破了皮肤，血沿着脖子流了下来。

小贺见状才把刀收回，陈正坤用手摸了一下脖子，只见一手的鲜血，陈正坤一下子脸色发白，头上冷汗直冒，一下子就晕倒在田里了。

小贺以为陈正坤死了，跑回家里，把菜刀放回去后，在家里拿了一瓶农药就往后山深处跑了。

一会工夫，山村哗然，小贺杀人了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警车和救护车拉着警笛，以最快的速度开进了这个小山村。

姜队长，陈会计，陌生人，还有昏迷不醒的陈正坤被救护车拉走了。警察到小贺家搜了个“底朝天”不见小贺的人影，只好把菜刀带走了。

话分两头说，四位受伤最重的是姜队长，右手虎口被砍开了，筋断了，这手落下了残疾。陈会计锁骨被砍断，接上后半年之内只能休息，不能下地干农活了，陌生人的背上一个小伤口，消炎药一敷，过不了多久，就没有事了，至于陈正坤，就脖子上破了一点点皮，是自己晕血，上点药纱布包一下，一个星期后就完全康复了。

小贺大动如此干戈，结果一个人都没有砍死，反倒是自己，以为陈正坤死了。死人了就要偿命，于是带着农药在大山里服下，躺在一个山洞里。

冬季的山洞里还比较暖和，小贺服下农药后便躺下等死神来临，这样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也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居然又醒过来了，感觉恶心，头晕，全身无力，肚子里隐隐作痛，又口渴得让人难以忍受，看到洞口有微弱的光，他只好慢慢地往洞外爬出来。

外面已是初五的下午了，很冷，下着小雨，他就这样躺在洞口，让雨水淋在脸上，张大嘴巴，雨水也流入了口里。也许是雨水的作用，也许是冷风的作用，小贺的头脑慢慢地清醒了很多，于是开始回想那天早上的情景，便有些后悔，死一个人也是偿命，死二个也是偿命，为什么要对姜队长发慈悲心呢！

突然间他回想到陈正坤，明明自己的右手没有用力，只是把刀靠在脖子上，伤口也不深，为什么他就死了呢？是不是他故意装死？越想觉得越不对劲，得想办法回去打听一下。

想到此，就努力一下想爬起来，但全身无力，还是站不起来，便顺手抓了洞口的几棵野草放入口里嚼着吃，但舌头感觉不到什么味道了，于是又连着吃了一大把的野草，渐渐地感觉到想拉肚子，勉强爬出来后，把肚子里的恶露一下子全拉出来了。

拉完后，肚子不痛了，反而人感到轻松了不少，小贺又找到刚才吃的那种野草，又吃了一小把，人能站起来了。趁天黑时，他跌跌撞撞地走回家了。

回到家里，母亲很木讷地坐在房里，当看到小贺时，第一个动作是赶紧关门，生怕别人看到儿子回来了。

母亲告诉小贺，陈正坤没有死，是破了一点皮，包扎一下就回来了，现在只有姜队长和陈会计在住院。听了母亲的详细描述后，小贺反倒松了一口气，都没有死，那就不用抵命了。

再说那天小贺跑进大山里后，派出所的并没有进山搜查，因为听村里的一个人说，好像看到小贺是沿着公路往县城那边去了。结果县城里各个路口盘查，街道户户清查，查了二天也一无所获。

当天晚上，小贺在家里吃了一顿饱饭后，便和母亲说，既然没有砍死人，那我就不用抵命了，我还是去自首吧。于是在母亲的陪同下，来到了村上陈书记家里，并对陈书记说，麻烦陈书记帮忙送他去派出所投案自首。

陈书记马上拨通了派出所的电话，一个小时后，警车就来了，给小贺双手铐上了手铐，带上车拉走了。

小贺被铐走后，陈书记对小贺的母亲说，你还是准备去请位律师吧，他这是要判刑坐牢的。

小贺的母亲站在那里，望着警车去的方向，呆若木鸡，半天都没有反应。仿佛没有听到陈书记的话一样。

  

话说小贺被带到派出所后，还来不及审讯，就上吐下泄，本来身体极度虚弱，加之坐那车一路疾速又颠簸，哪受得住？没多久又晕过去了。

警车只得又将小贺送往医院。经医生检查，小贺脾胃非常虚弱，幸好喝下的不是剧毒农药，否则早一命呜呼了。

但这虽然说不是剧毒农药，但毕竟还是农药，当然有可能是假农药，现在小贺体内还有农药残余，已经伤及到肝肾了，必须清理干净，还得透析等，这样便在医院住院半个月才康复。

每天都有警察在医院24小时“陪同”，这下才安心地又把小贺接回看守所继续收押。

小贺在住院期间，警察来过这小山村一趟，到过案发现场，据说是来调查取证的，可惜除了受伤的四位外，再没有一位目击证人，也许是案发时间是天刚刚亮，小山村里的人都在睡觉，谁没事会起这么早呢？只是人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早，偏偏那四位又为何聚在一起！

警察找了几位人做了问话笔录，包括陈正坤的老婆和小贺的母亲，但她们都不知情，案发时她们都在家里睡觉。

案子后来移交到上级了，两个多月过去了，也没有任何消息了，受伤的四位也都回到了小山村里，除他们当事的五家人，人们也渐渐地开始淡忘这件事情了。

清明节那天，小贺母亲收到了小贺的“刑事判决书”，最后的判决结论是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一年执行。

小贺的母亲这会感觉到自己的天都塌了，在她心里以为最多坐二三年牢就会回来，陈书记也对她说过，可能会坐几年牢，现在怎么就变成判死刑了呢？此时双腿一软瘫坐在地上……

陈书记还算是一位有责任心的书记，他得知小贺被判死刑的消息后，来找小贺的母亲，给她出主意说：“我早就说了要你请律师，你又不请，现在是刚判，你可以上诉，下午我陪你去请律师”。就这样，在陈书记的陪同下，小贺的母亲来到了律师事务所。

当时是张律师接待她的，张律师也是我见习时的指导老师。老师接待后就把这个案子交给我承办，当天办理委托手续时，她一分钱都没有，只说以后“卖家产当田土也会把钱付上的，请先救命。”

老师听完了案情后，又得到陈书记的证实，她家里确实是穷得揭不开锅，老师便决定先办案，钱以后再说。

当天下午我便随陈书记和小贺的母亲到了那个小山村，我在案发现场观察很久，并找到了陈正坤和陌生人当时打小贺的木棍，并对四位受害人做了问话笔录，也走访了山村里十多位村民，对案情有了一个基本了解。

第二天去了看守所，在狱警的陪同下，会见了被告人小贺，并做了详细的询问笔录。第三天就向中院提交了上诉状！上诉的案由是：定性不准，量刑过重。被告人不应该定性为“故意杀人罪”，只能算是“故意伤害罪”。

其一，被告人长期受害人压迫，故意冤枉被告人小贺，作假证，使被告人无辜被拘留十五天，在严寒的冬天拿走被告人母亲唯一的被子，实属欺人过甚。是受害人有过错在先，在因果关系中，受害人先制造了“因”。

其二，案发中被告人小贺手持菜刀坐在姜队长背上时，完全有条件能再砍，但被告人没继续砍，只是问：“你还欺负我不？”待姜队长说再不欺负他了时，小贺站起来了，说明这是“犯罪中止”。

在追到陈正坤后，被告人用菜刀顶着陈正坤的脖子时，并没有杀他，待陈跪地求饶时，被告人小贺收回了菜刀，当时如果被告小贺真的要杀陈正坤的话，完全有作案条件，但被告人没有动刀，说明被告人并没有杀人，更谈不上故意杀人，就算是伤害，此时也能算是“犯罪中止”。

其三，案发以后，被告人小贺以为陈正坤已死，而自己选择服毒自尽，是对法律的敬畏，从这点可以说明被告人并非心狠手辣，罪大恶极之人。

当自己醒过来后，尽管身体特别虚弱，自己还坚持走到陈书记家，要求陈书记送其到派出所，陈书记是一村的最高官员，也是共产党员，事实上陈书记也已经出庭作证，证明是小贺自己要求他打的电话，当时被告人小贺身体特别虚，走路都困难，才要求陈书记帮忙送往派出所，这行为就应当认为是自动投案，属自首行为。

我国刑法量刑最重的是“死刑”，死刑适用于罪大恶极，社会危害性大的犯罪分子。而被告人小贺，不属于这一类，就算是故意杀人罪，也有以上“犯罪中止”和“投案自首”的减轻处罚的情节。更何况本案很明显是属于“故意伤害罪”因定性不准，导致量刑畸重，故特提出上诉。

一个月后又在中院开庭了，我和老师都出庭参加了辩护，整整开庭一天，和公诉人来回十多轮的唇枪舌战，经过大量的举证，直到下午五点，法官才宣布休庭，择日宣判。

一个星期后，终于宣判了，改为“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赔偿四位受害人医药费共计……元。

小贺的母亲接到判决结果后，喃喃地说：“谢谢你们，现在不会枪毙了……不枪毙了就好……”。脸上挂满了泪水，不知道是高兴还是伤心，满头的白发却很凌乱，几个月的时间，这位老人仿佛又老了十多岁，背越来越弯了，拄着拐杖就慢慢地走了，竟然忘记了和我打招呼道别……

我不知道接下来的这十年，这老人的日子怎么过下去，也更不知道老人能否撑得到她儿子刑满释放的那一天……

一年以后，她又找到了律所，说想去看看儿子，是我陪她去的，这次是在农场见面，母子俩见面就哭，我背过身去，让他们母子尽心的交流，直到管教过来，把他们分开。小贺被管教带走时，他远远地向我挥挥手，然后双膝跪下来朝着我的方向磕头……

我赶紧示意他站起来，我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很沉重，我知道他现在也是身不由己了，只能用这种方式向我感谢，这也是中国人最高的感恩礼！

几天以后，记得是星期一，因为是所里正在开例会，小贺的母亲又来了，提了一个纤维袋，这纤维袋上还有二个蓝色的布缝的补丁特别显眼，也让人记忆深刻，纤维袋里装着半袋红薯丝。

她把这个纤维袋放到我的办公室说：“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崽，你们是我的大恩人，我没有什么好东西感谢你，家里就只有这点红薯丝了……”

我看到老师摇摇头，用手捂着眼睛，然后抹了一下双眼，悄悄地走出了办公室……我感觉到，老师是伤心地掉眼泪了，他怕我和小贺的母亲看到。于是我收下了这个纤维袋的红薯丝后，并把她送到了车站，临别时，我往她口袋里塞了50元。

后来我调走了，去了省城，从此就没有再见到她了。

现在过去了三十年，小贺早就出来了，也不知道她等到了她儿子出来的时间没有？也不知道小贺现在的生活境况如何？

每次坐车经过时，会情不自禁地要透过车窗望一望那个小山村，总会想起那件事，

想起那个打了蓝布补丁的纤维袋，和那里面的红薯丝……

 

童兆君，出生于湖南平江。九十年代初在长沙某律师事务所工作，几年后辞职回家，拜多位老师学艺，继承和发扬祖传中医正骨术。现在长沙杏元春堂国医馆坐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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