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献的角度出发，“大禹九鼎”大概是周人捏造的。从考古发掘的角度来说，这九鼎根本无存在的可能。

关于九鼎，先秦时关于它的记载并不十分明确。这些文献中，比较重要、可信度较高的有《左传》、《战国策》。

根据《左传》，九鼎铸造于夏初，但并未言明是由大禹铸造的，只不过从“贡金九牧，铸鼎象物”这一描述推测出铸造者是大禹。《战国策》中只说“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

司马迁写《史记》时参考的史料应该比较多，因为《史记》里关于“大禹九鼎”的描述就十分具体了，但有些自相矛盾。

以上这些就是关于九鼎比较重要、也比较早的的文献资料了。想要验证大禹九鼎是否真实存在过，还需结合考古发掘材料来说。

结合考古出土的早期青铜器及与炼铜遗迹，我推测真实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首先，夏代的某个时段率先铸造了青铜鼎，这是最早的一件（批）青铜鼎，但铸造者不会是大禹。

二里头出土的“网格纹铜鼎”，高20厘米，口径为15.3厘米

二里头出土的青铜礼器

就目前来说，最早的青铜鼎出土于二里头遗址。它很小，也很单薄，纹饰单一。同时出土的还有青铜爵、青铜斝等，这一批青铜器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一批青铜礼器。

二里头铜铃

根据学者们论证的结果，二里头遗址是夏晚期都城，二里头遗址的这批青铜器不会是最早的一批，最早的一批是什么时候？至少不会早到夏初。

注：根据夏商周断代夏代起止时间约公元前2070年-前1600年

那些比二里头遗址青铜器年代更早的青铜制品盘点

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出土的马家窑文化青铜刀，年代为公元前2900-前2740年，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刀。

齐家文化铜镜，属于新石器时代，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青铜镜。

齐家文化铜牌

总的来说，考古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青铜器总量很少，而且，基本上一个遗址内仅有一两件青铜制品，实在太少，很难说明问题。

陶寺铜器

相比之下，陶寺遗址内出土的铜器数量算是比较多的了，有5类，分别是铜铃、粘合在玉璧上的齿轮形器、铜环、铜蛙，以及看不太出来原本是什么东西的铜残片。这5种铜器都不是出土于陶寺遗址王一级别的大墓中，而是在较低等级墓中发现的。可见，铜器在当时并不属于高等级的陪葬品。

最为关键的是出土的这些铜制品中缺少像样的青铜容器，虽然很早就有了铜镜、铜刀、铜牌、铜环等，也已经十分精美，但是它们不是铜容器。制作难度和鼎、爵、斝这类铜容器不是一个水平的，也不是一个体系的。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1980年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发掘出的青铜残片，因为，这个遗址发掘出大、小两座城址，小城很可能与“夏鲧作城”对应，而大城则是“禹都阳城”，所以，这枚青铜残片对应的正是禹所处的时代。

铜片残高5厘米，宽5.5厘米，厚0.11厘米，重35克。据说铜片呈圆弧状，下部并有转折，很像是鬶的腹部残片（很抱歉，没有找到这块铜片的图片资料）。但是，仅此而已，再无其它。

参考考古出土的这些铜器，很难相信大禹铸造了青铜鼎，因为大禹的那个时代还没有这个技术，铸造不了青铜鼎等青铜礼器，至少也还没兴起这种青铜礼器制度来（《尚书》中也没有提过有这个鼎）。二里头遗址不同阶段使用铜器的情况也能说明这一点。

在二里头遗址的一期，并没有青铜鼎，出土的铜器都很少，直到三期铜器数量明显增多，有环首刀、钺、戈、锛等，并且出现了青铜爵，之后在四期才出现了青铜鼎、斝、盉等青铜容器。二里头遗址属于夏晚期，如果在夏初就兴起了青铜礼器的制度，那么，在二里头遗址的早期就应该有青铜礼器才对。

同时，据考古专家所说二里头四期时已经有衰落的迹象，此时商人已经崛起，只是无法具体到某个时间。如果，商人的影响力已经足够强了，那么，像青铜鼎、青铜爵这样的青铜礼器的兴起会不会与商人的崛起有关？

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商晚期

不管怎么说，从考古发掘的角度来说，大禹无铸造青铜鼎的可能。因而，根本没有所谓的“大禹九鼎”。武王伐纣，从殷商那里得到了九个青铜大鼎（可能不止九个大鼎），周人据此捏造了“大禹九鼎”的事迹来。

为什么是“九鼎”，而不是十鼎、八鼎、五鼎？从九鼎之“九”就能看出周人的影子来。天子才享有九鼎，列鼎而食的礼制就始于西周，鼎也成为了王权的象征。而“大禹九鼎”就如后来秦始皇的“传国玉玺”，得到它的人，会做皇帝梦。没得到的人，假装得到了它。所以，关于它的传言也会比较多，但多不可信，如果仔细考证，就会发现其中的矛盾之处。

“大禹九鼎”传说的形成与古人对大禹的崇拜有关。大禹治水在当时应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而被广为传唱，也让大禹被后世所铭记。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也让大禹的帝王形象更完美，大禹就是周人心目中最理想的帝王。

“大禹治水”汉画像石

西周礼制又成为后世之理想，于是，经各家添油加醋，尤其是大禹受到了儒家的拥戴，在儒家文化里大禹就是古代圣王之典范，大禹的形象被塑造的愈加完美，与大禹有关的各种传闻，包括“大禹九鼎”的传说最终在汉代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