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布了一项最新指令：“知识青年需要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农村的同志们应该欢迎他们来。”
在这之后，大量城市的知识青年开始大规模地离开城市，前往农村投入劳动，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全国的城市开始对本地初、高中的毕业生进行排查，一家一户的进行动员，思想工作做不通的先转户口、办理手续。
然而，起初是一件积极的事情，但后来有些地方甚至强行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
值得关注的是，中央并未知道这个问题，直到1973年才了解到。
那时，毛主席的身体已经出现严重的状况，但他对待工作仍然非常认真，闲暇之余就会阅读百姓寄来的信件。
在某一天，主席看到福建农民李庆霖的求助信后，顿时泪目，稳定情绪后，将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召来讨论，他们二人在了解完经过也都感到非常气愤。
叶元帅甚至怒发冲冠地说：“这些人真是该杀，我看就要杀一儆百。”
那么到底是什么情况，让三位中央领导如此激动？一切还要从当时推行的上山下乡政策说起。
一位名叫李庆霖的小学教师，曾是福建莆田县某中学的校长，1957年受到冲击后，被调任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工作。
当他看到中央发起这个政策后，便想着让自己的儿子去下乡，也能学到一些东西，就这样，他的儿子离开了父母，去到了几十里外的贫穷山区。
按照当时的政策，知识青年下乡后，第一年的口粮和生活费应由政府供给，每个月有18公斤口粮和8元的生活费，以保障知青的生活。
然而仅仅提供了11个月，之后当地政府停止提供口粮和生活费，他们当时已经无法离开，也奔着体验艰苦生活的本质，不会离开。
他们一年四季在山区的农村里劳动，收入没有也就算了，连吃的都不提供。
为了孩子的生存问题，李庆霖以及其他家长只能打给孩子生活费，这样孩子们的生活才勉强维系着。
然而，城乡差异较大，种种因素影响下，上山下乡的知青依旧会面临很多困难，作为知青父母的李庆霖，在看到自己的孩子生活困难后，他们的心情难以理解。
几年后，李庆霖的儿子李良模的生活并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
李庆霖询问后发现，很多人的家庭情况同他家一样，一直给孩子们提供钱财，但都是一般的家庭，根本负担不起。
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庆霖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上访之路。
他先去的是儿子所在的公社，向公社党委反映情况，结果可想而知，毫无进展。
于是李庆霖又找到莆田县负责知青的主管单位“四个面向办公室”，但结果还是得不到解决。
在经历一次次的失败之后，李庆霖非常气愤，最后终于决定写“告御状”，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知青的实际困境。
1972年12月20日，他关在家里，用了两个小时写下了两千多字，然后将这封信寄了出去。
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在看完这封信后，他非常关注信中的问题，甚至不由自主地流下了泪水。
然后，他亲自给李庆霖回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后来中央展开了调查，还发现了更多恶劣的情况，基层知青受到的生活困窘难以想象，吃不饱就算了，甚至还会被相关干部打骂。
这些干部就是所谓的“土皇帝”，不服从就以各种方式针对，让众多祖国的新生代非常痛苦。
毛主席查明了真相后，让叶帅处理此事，叶帅果断公正地处置了涉事干部，并在各地进行调查。
经过叶帅的一番整顿后，知青的权益得到保障，也迎来了更好的发展机会和条件。
毛主席知道这个结果后，终于放下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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