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言令色，鲜矣仁！
《论语·学而》篇第三章，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大意是说：“花言巧语，虚颜假色，这样的（人）是很少有仁爱的。”按照朱熹在《四书集注》里面的解释：“好其言，善其色，致饰于外，务以说人。”按照儒家的思想，言行要一致，外在的容色和言说应该服从于内在心灵的修养，过分的外在形式上的雕琢和修饰不利于人内在心灵的修养。按照朱熹的说法我们可以更加明白这一点，“致饰于外，务以说（yue）人。”如果过分注重语言外在的形式和功用，往往可能是为了取悦于人（听言者）。
在春秋时期，其实孔子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开私学、办教育的人，据史书记载，在当时的郑国，还有一人，叫作邓析，也可能开设有私学，并且弟子很多。虽然在《论语》中我们看不到孔子对邓析的评价，但我们可以通过这句话看出孔子的一些态度和价值判断。
邓析，河南新郑人，郑国大夫，春秋末期思想家，“名辨之学”倡始人。死于公元前501年，比孔子早约22年，可以说是同时代人。《吕氏春秋》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洧河发大水，郑国有一个富人被大水冲走淹死了。有人打捞起了富人的尸体，富人的家人得知后，就去赎买尸体，但得到尸体的要价很高。于是，富人家属就来找邓析，请他出主意。邓析对富人家属说：“你安心回家去吧，那些人只能将尸体卖给你，别人是不会买的。”于是富人家属就不再去找得尸者买尸体了。这样得尸体的人着急了，也来请邓析出主意。邓析又对他们说：“你放心，富人家属除了向你买，再无别处可以买回尸体了。”当然《吕氏春秋》没有记载这个故事的结局，我们亦无从得知。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邓析善于运用利用法律条款的文字，在不同情况下做出不同的解释，可谓“巧言”。从其结果来看，在当时可以说都满足了“相问者”的意图，可谓“悦于人”。这样的巧言，对于匡正社会秩序，修养自身品行，却没有什么帮助。这大概就是孔子当时看到这种情况而发出“巧言令色，鲜矣仁！”的现实背景吧。
据《吕氏春秋》同一篇记载：“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绔。民之献衣，褚绔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至少得出这样几点信息。
首先，于此可见，孔子并不是唯一一个开设私学之人。“民之献衣，褚绔而学讼者，不可胜数。”当时人们为了向邓析学习打官司的本领，可以说是不可胜数。孔子的弟子三千一直以来都认为是夸大之词，与此相比，可以想见邓析私学的规模。
其次，邓析是子产的反对者。子产，春秋时期郑国人，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据《史记·郑世家》：“郑相子产卒，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由此可见当时子产在郑国执政时的深得民心。
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理论，春秋战国时期作为轴心时代，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孔子作为儒家的代表，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功不可没。同样，作为与孔子同时代、比孔子稍早的政治家、思想家子产，也有突出的贡献。按照黑龙江大学哲学系桑东辉在一篇论文《子产与孔子》中的说法：“孔子和子产，在天人关系、治国方略、现实超越等方面有很多惊人相似的地方。……在天与人的关系上，都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政治国方面，子产奉行宽猛相济的治国方略。……孔子也是主张德与刑、礼与法的结合。”所谓惺惺相惜，在《论语》中关于子产，孔子有着极高的评价。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
意译：孔子评价说子产具有四项君子的处事准则：自身行为庄重，侍奉君主恭敬，养护百姓恩惠，役使民众得当。
而这里的修身、事上、惠民、使民以义，正是儒家所推崇的仁政观点，也就是说子产是符合《论语》中君子标准的。作为子产的反对者，虽然《论语》中我们没有看到邓析的名字，但从对子产的高度评价中，亦可看出孔子对邓析的反对。
第三，在前面《吕氏春秋》所载故事中，同一个事实，邓析却推出了两个相反的结论，每一个听起来都合乎逻辑，但合在一起就荒谬了。对于事情的解决没有丝毫用处，反而可能是在添乱。正是这样的“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最终导致邓析被“执而戮之。”
孔子和邓析，作为同一时代的思想家，在当时可以说都拥有大量的门徒弟子，一个身后被称为“万世师表”，一个当时被戮，差别何其大也？我们可以从《论语》中另外一篇对话中找到点线索。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意译：孔子说：君子所了解的在义，小人所了解的在利。
面对同样的问题，追求仁爱的君子必定会先辨别是非，是不是符合“道义”，而小人则不然，他们是先看是否对自己“有利”。也许这就是孔子和邓析的差距，巧言善辩，不过是为了“悦于人”，而悦人的背后恰恰是为了利己。
人活着，应当听从自己的内心，而不是矫情迎合别人。如果一切行事都过多的考虑是否“有利”，往往就会为了“成功”，而刻意修饰、雕琢，甚而察言观色，而不计事情本身是否合理，也即是失去了自我的价值判断，这样做，当然和君子勤于修身、严于律己是相违背的，所以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当然，和孔子反对“巧言令色”相对的，是孔子提倡“讷言敏行。”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
意译：孔子说：君子要说话谨慎，行动敏捷。
儒家传统，重实际行动，而轻视花言巧语，迷惑人心。关于这一点，在司马牛问仁中，孔子有着更为精确的表述。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訒乎？”——《论语·颜渊》
意译：司马牛问怎么样才算是“仁”。孔子回答说：“仁者，他的言语迟钝而谨慎。”司马牛说：“难道言语迟钝、谨慎，这就叫做仁了吗？”孔子说：“做起来不容易，说话能够不迟钝吗？”
分析上面对话，可以得到这样的情景：司马牛想要知道什么是仁的真谛，于是问老师，什么样的品德是“仁”呢？孔子告诉他，我说不出，但是仁者说话一定是很谨慎的(与自己的说法要相印证)。司马牛一听就激动了，原来说话谨慎就可以了啊，仁真的太浅显了，所以他很骄傲的问老师，只要做到说话谨慎这么简单就可以了么?孔子一听,就明白司马牛的浮躁，于是说，你一知半解，现在的行为已经表明说话谨慎做起来很难，难道说话不应该再谨慎一些么？
为人为学，关键在于言行一致，甚至行动第一，而不能为了取悦对方，过分迎合追求语言、容色的修饰，巧言令色，而失去了自己内心的价值判断。这大约就是“巧言令色，鲜矣仁！”所告诉我们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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