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人的评价，最为困难。
公元947年，在中国历史上正是五代十国时期。这一年，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攻入汴梁，灭亡了后晋。曾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的石敬瑭为了纂夺后唐江山，认比他小十岁的耶律德光为父，需要派一个人出使契丹，选中了冯道，冯道十分爽快地答应了。
耶律德光本小觑中原所有的人物，对冯道更是有点不屑一顾。单刀直入问他：你为什么来见我？
冯道不动声色地回答：无兵无城，怎敢不来？
耶律德光很得意，几近骂人地对他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家伙？
冯道不由地笑了：无才无德，痴顽老子。
耶律德光被他的妙对逗乐了，便止住笑声，开始问点正事：你看这天下百姓如何救得？
冯道盯着耶律德光认真的回答：佛都救不了，只有皇帝救得了呀！
冯道巧妙地告诉耶律德光，善待老百姓，百姓才会拥戴你这个皇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呀！人本才是立国之本。
从冯道与耶律德光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冯道有才华、有策略。在强权面前，并不是一个唯唯诺诺，随波逐流的人，能够立身乱世，周旋于人主间，深得不同皇帝的赏识。
据历史记载，冯道身处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一个时期。历仕五个王朝：后唐、后晋、契丹、后汉、后周，侍奉过十一位帝王：后唐的庄宗李存勗、明宗李嗣源、闵帝李从厚、末帝李从珂，后晋的高祖石敬瑭、出帝石重贵，契丹的辽太宗耶律德光，后汉的高祖刘知远、隐帝刘承佑，后周太祖郭威与世宗柴荣，位极宰相，在乱世王朝更替中屹立不倒几十年，迎刃有余，被称为官场上的不倒翁。
公元954年4月，冯道病逝。在当时，他有着“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称誉”的声望。
但到了北宋立国，局面稳定以后。欧阳修与司马光修《新五代史》时骂冯道是“无廉耻立人之大节”，是造成“国家危亡致乱之祸根”，是一个“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何足称乎”的无耻之徒，奸诈小人。这一评论，几乎成为后世对冯道的定论。
观欧阳修与司马光的观点，其实出自《论语》中孔子的一句话。
子曰：“乡愿，德之贼也。”——《论语µ阳货》
按照钱穆在《论语新解》中的解释：“先生说：'一乡之中全不得罪的那种好人，是人类品德中的祸害呀！’”
孟子发挥了孔子的这一观点，在《孟子µ尽心下》中万章请教“乡愿”的意思时，孟子就说：“这样的人言行不一，讲话都提古人怎样怎样，而且是'阉然媚世’，只求讨好别人。”
万章不解地追问：“可是这样的人大家都喜欢，为什么孔子要说这样的人是在贼害道德呢？”
孟子又进一步说明：“这种人，要指责他，却又举不出什么大错来；要责骂他，却也感觉无可责骂的，他只是同流合污，为人好像忠厚老实，行为好像方正清洁，大家也都喜欢他，他自己也以为正确，但是与尧舜之道完全违背，所以说他是贼害道德的人。”（参考杨伯峻《孟子译注》）
从这个角度来看，欧阳修、司马光对冯道的“责骂”，也算中肯！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论语》中还有一篇讲述的更加详尽。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µ子路》
对于这一章，按照钱穆在《论语新解》中的白话翻译。
子贡问道：“一乡之人都喜欢他，如何呢？”先生说：“未可就说是好呀。”子贡又问：“一乡之人都厌恶他，如何呢？”先生说：“未可就不说是好呀！不如乡人中的善人喜好他，不善的人厌恶他。”
人是群居的，总是处于某个团体。无论大小，这个团体肯定是各色各样的人组成的，有“好”人，也有“坏”人。全乡的人都喜欢他，也就是说明他谁也不得罪，毫无原则，甚至“同流合污”，这就是“乡愿”，是德之贼也。
其实在孔子看来，对于人物或者事物的评论，舆论不可能是铁板一块的，必须善于区别是非。而舆论中的是非，又不可以持论人的多少为判断依据，必须以对持论人品质的善恶为判断依据。因为真理不一定总是掌握在多数人手中，而善者与不善者判断是非之标准与结果总有本质上的不同。
但其实这种论人之处也是有一定问题的，这个问题就变成了要区分“称人者是否为善人”以及“毁人者是否为恶人”，谁为善？谁为恶？人没有标签，所以论人是最难的。
不过，孔子的这种“善人称之”“恶人毁之”直至“毁誉参半”的观点，应该算是比那种只注意数量的“民意调查”要周密多了。现在很多人和媒体动辄就说“网民”或“乡民”怎么说，连个数量都不查一下，就肯本不用去谈这些说话的人是否有专业的资格可以评论某些人或社会现象，他们只不过是在纯粹发泄自己对事件（人）的的评判而已。所以往往该被称为“舆论”的就只是“余论”或“愚论”罢了，如果说说还能引人发笑，那就只能是“娱论”而已，完全可以一笑而过。
可见评人之难。所以有一天，当子贡在评论别人的时候，孔子就“教训”了他一番。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论语µ宪问》
按照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的翻译，这句话是说：“子贡经常讥评人物。孔子说：'子贡，你就那么好吗？我却没有这闲工夫。’”
从以上这段孔子对子贡的教诲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示。
一方面，评人之难。孔子认为只有仁者能准确地表示对人的好恶，一般人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和资格。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µ里仁》
该章翻译成白话就是，孔子说：“只有仁德的人，才能有能力喜爱一个人，憎恶一个人。”
著名的爱国诗人艾青在《我爱这土地》中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眼含泪水是因为“恶”，深沉是因为“爱”。列宁也说过：“正因为我们对祖国爱得深，所以我们对祖国的一切丑恶也恨得切。”对事物（爱国）和人（讥评），都是如此。
仁者的爱憎是公正的，不仁者的爱憎是私爱与私仇。被仁者所爱之人，必有可贵可爱之处；被仁者所恨之人，亦必有可恨之处；被不仁者所爱之人，未必真可爱；被不仁者所恨之人，更未必真可恨——恰恰相反，却有可能是一个正直的人。
孔子从来不轻易将“仁”许人，子贡作为孔门弟子中最为聪明的一个，喜欢讥评别人，原属自然。孔子予以委婉批评，倒也真诚。
另一方面，君子惜时。子贡是能言善辩，才华出众，但距离孔子的要求差距甚远。孔子最喜欢颜回，子贡也自道不如颜回，颜回闻一以知十，子贡仅能闻一以知二。之所以如此，恐怕也正在于子贡太过外现，缺少了自修、内省，所以也就难以达到孔子的标准。所以告诉子贡少在评价人物上面下工夫，要多把时间用在学习上。
钱穆先生在这章的注解中，曾引用了一个关于程颢和谢良佐的故事，也说明了这个道理。
有一天，谢良佐拜见大程子。他们谈到一本书，谢良佐没有遗漏一个字。
明道（程颢，世称明道先生）先生说：“贤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
据说谢良佐听了这话之后，汗流浃背。
后来看到明道先生读史的文章，逐行看过，不差一字。谢甚不服，后来醒悟，常以此事接引博学进士。
那么，谢良佐醒悟的是什么？钱穆先生没有明说。只是说“其事可与本章（子贡方人）互参。”我觉得：在这里，程颢仿“子曰”的“贤”字，也就说其弟子谢良佐“贤”，肯定其博闻强记的长处。但同时也明确的指出，正因为“记得许多”，侵占精力，很可能耽误了修身敬业的功夫，应加警惕。和孔子的“夫我则不暇”一个道理。
《格言联壁》里有一副名联：“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在沉静下来的时候，要经常反省自己的过失，进而以是克非、以善祛恶；与人闲谈的时候，不要论别人的是非短长。这种严于自省、宽于待人的观念，是儒家修养的重要方法。“莫论人非”正是在告诫我们评论人是多么的困难。“常思己过”实为一种修德进业的方法。
再读《论语》，深感“乡愿”自不可做，“方人”亦不可为。“乡愿”会为了照顾各方的“情绪”，丧失原则；“方人”会立于道德制高点，有失偏颇。唯有立于自身，勤于读书，并不断力行。
时不我待，“莫患人之不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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