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星，黄星，黄星！
高2105班 申以欣
指导老师 李鹏飞
班主任 阳培飞
我叫黄星，黄土地的黄，五星红旗的星。今年我30岁，上无老下无小，朋友们都认为我与时代格格不入，没有亲戚催婚、催生，没有父母逢年过节安排相亲。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奇怪的人，毕竟全家只剩我一个还活着，我却未曾参加过一场葬礼。
第一个去世的是我爸，他叫黄忠，他爹把他生在平原，他却把我和我妈带到雪山脚下。四年级语文老师布置作文，让大家写《我的爸爸》，作为雪山小学“赫赫有名”的刺头儿，我毅然选择把作文本摊开当作吃午饭用的桌布。隔壁王明亮听到我爸要回家来，吵着让我带他来蹭饭。如果哪天班主任布置我们写《我的偶像》，王明亮的作文里绝对会出现黄忠的大名。“你是大文盲，你不懂，黄忠叔叔可是保护雪山的人！”王明亮的吼声震得老旧玻璃颤了颤，原先补好的裂缝险些又裂开，可我不喜欢黄忠，讨厌他连回家都脱不下的迷彩衣，讨厌他抱我时硌得我脸疼的鲜红疮孔，讨厌他明明就在山顶上却不回家，讨厌他在正月的死亡。那天闲不住的王明亮告诉黄忠我没有写那篇作文，黄忠拢着酒杯的手悬在暖和的空气中，我僵硬地盯着毛玻璃外隐约在抖动的树梢，“啪嗒”一声，积压的白雪落地，黄忠那时仿佛注视了我很久：“黄星她妈，帮我收拾一下行李，明天又要回去啦。”
最后一次见我爸是在第二天的家门口。我蹲在门槛外头，让出一条道给我妈进进出出，那年落了很久的雪终于到尽头，黄忠站在拐角朝我俩挥手，我只是越过他看后面那棵桔树，它快被冬天给冻死了。“黄星，黄星，黄星！”他的叫声刺得我眼睑发疼，“再—见—啦！”我妈拽着我往里屋走，我却被王明亮的胶水粘在地上，那棵桔树的叶子砸在雪中，亮得让人眼眶发红。我讨厌那棵桔树，它光秃秃的枝干挺拔得与黄忠一样。
正月初，和黄忠穿着同样绿衣服的阿叔在哭，我妈也在哭，没有人知道黄忠死了，死在边防线上，连王明亮也不知道，只有我没哭，班主任把我拎到办公室单独补作业，我坐在柔软的转椅上，用铅笔写下第一句：我的爸爸是一名军人。
第二个去世的是我丈夫，他叫陈君，他出生在长江下游的浙江一带，陈君带着南方人特有的细皮嫩肉，和我这种日日夜夜吸收雪山大风狂雨的人截然不同。听从我妈话如愿念到大学的我在家乡的某个中学教书，雪山旁筑起一栋栋教学楼，雪山小学早在我毕业后拆除，刺头身份也被推土机铲平，黄忠在天上做梦也不会想到我这棵歪头树有朝一日还能长直，甚至还会结婚。
陈君在省里的大学读完研究生，我们校长时常端着他的大白陶瓷杯往我班里窜，各种夸赞陈君，“黄老师啊，您丈夫可是正儿八经的研究生……”“黄老师，您看您丈夫有无意愿来我们这里教书呀？”最后一次，我捂住了老校长的嘴，几个月里我也考虑过陈君来和我一起教书，甚至在脑子里填充无数个一同上下班的场景，可我无法怨恨那双在白炽灯下溢出火苗的双眼，“黄星，我打算去服兵役。”我沉溺在陈君的眸中，黄忠当年兴许也是这般对我妈说的吧。
我讨厌黄忠，因为他平均一年才回家一次，陈君不一样，他每月都给我来电和写信。他在信中用铅笔一笔一划地刻下：黄星，黄星，黄星！邮政员在门外喊：“黄星，黄星，黄星！”陈君还在信中告诉我：“雪山很冷，下次带你去浙江玩。昆仑山太过孤寂，我并没有那么勇敢。”办公室墙旁有一排桔子树，是植树节学生们种的，正值六月，随手一拨枝叶，馨香便灌满衣袖，一月憔悴的树如今再次亭亭如盖。
黄忠生得黝黑，陈君被南方水土养得白皙，他们结局却如此相似。平原来的孩子躺在惨白的雪山上，我再次看见与陈君一般大的战友紧握我的双手，“六月，边境，牺牲。”我仅仅只从他们的话语中听到这些词击打在鲜活的空气中，陈君是否在面对拿武器的入侵者时有一丝害怕，是否倒在急湍河水里想起故乡的暖和，是否有想起我？我不知道，一年又抑或两年后，是否会有人知道他和他们在边防线张开的双臂？我不知道，但我不再害怕，我的父亲和丈夫就在那座雪山，成为界碑。“陈君想让我告诉您，他很勇敢，没有退缩。”
周末在学校布置一篇作文，我让学生们写下自己对边防将士的认识，偶然瞥见一位同学写道：“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编辑部评语：文章将故事背景置于雪山，所指示的主旨立意高远，人物刻画传神，构思巧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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