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丝绸之路与匈奴联盟的孕育过程》[1]一书中，我们初次提出并讨论了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区。在相当于夏代时期，这个冶金区处于萌芽阶段，代表性的器物有翘尖刀和联珠纹饰牌。到了殷墟时期，这个冶金区达到第一次高峰，铃首、环首和兽首的铜刀、剑非常发达，区域地理范围东到外贝加尔，西到米努辛斯克盆地。进入两周之际，中国北方东部地区与蒙古高原以及贝加尔地区交往的深度在继续发展，主要体现于夏家店上层文化与石板墓文化之间在武器、马具和服饰品等方面的文化交往。之后的春秋晚期和战国时代，资料比较匮乏，它们之间的文化联系不甚明朗。至秦汉时期，在此区域兴起了匈奴联盟。本文旨在根据资料逐渐丰富和研究不断深入，使东周时期这一冶金区的历史画面不断明晰起来，并揭示其文化交往的细节。
在探讨文化交往的过程中，我们主要以现存金属器作为资料。东周时期中国北方和欧亚草原的金属器，主要特征表现在以短剑为代表的武器，以马衔和马镳为代表的马具，以及能够体现装饰风格的各种服饰品这三大类器物上。武器和马具为实用器，具有较强的功能性，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反映，武器体现了战争的方式，马具侧重人们的游动程度。服饰品相较于前两者，虽然没有较强的实用性，但由于其以动物纹为主的装饰风格，也被称为“野兽风”。仔细观察这种风格的纹饰，可以发现动物的种类、造型以及固定动物饰牌的方法都不尽相同。而这种功能性较弱的器物恰恰更能够表现出族群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认同，反映各地族群之间更深层次的文化交往。对于两周之际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晚期，我们已经对比过夏家店上层文化与蒙古高原和贝加尔地区的石板墓文化及图瓦阿尔然Ⅰ号冢的青铜器。东周时期中国北方有两个主要的考古学文化，一个是冀北地区的玉皇庙文化，一个是以内蒙古岱海地区为中心的毛庆沟文化，新的考古资料和新的研究都显示出这两个考古学文化与贝加尔地区和蒙古高原的联系，这完善了匈奴联盟建立之前的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区，并有助于探讨这个区域与整个欧亚草原东部的联系(图一)。玉皇庙文化是冀北地区东周时期的北方文化遗存，西到张家口地区，东到滦平县和隆化县，年代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之后和燕国北上之间，在这个时空范围内还存在着文化类型的差别。其中发掘规模最大、资料发表最为详尽的玉皇庙墓地[2]，可以作为冀北地区东周文化的典型代表。玉皇庙墓地年代从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其中有来自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文化因素。夏家店上层文化与玉皇庙文化的连续性，与欧亚草原图瓦地区阿尔然Ⅰ号冢[3]和Ⅱ号冢[4]的年代大体对应。但是玉皇庙文化与同时期的蒙古高原和贝加尔地区的文化联系，目前还不大清楚。在玉皇庙文化时期的蒙古高原和贝加尔地区，主要遗存为石板墓文化晚期(早期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大体同时)遗存。玉皇庙文化的服饰品以各种小饰牌为主，上面的纹饰分为动物纹和几何纹。动物纹的变化具有分期标尺的意义。其中年代最早的大墓M18是玉皇庙墓地唯一随葬野猪纹饰牌的墓葬，而且此墓只随葬这一种饰牌(图二，12)。其余早期墓所出饰牌以鹿纹为主(图二，11)。早中期墓随葬有较多三鸟头纹饰牌，早期的非常写实(图二，7)，晚期基本看不出鸟头的形状。蒙古高原石板墓文化德沃尔齐类型的三鸟头纹和玉皇庙文化晚期的相近，有简化的趋势(图二，13)。玉皇庙文化早期有少量马形饰牌，至晚期成为主要形制(图二，9)。几何纹饰牌种类繁多，双排双联卷云纹(图二，10)与德沃尔齐类型的(图二，14)相似，双面镂空双排三联卷云纹(图二，8)和阿尔然Ⅱ号冢的(图二，5)相同。最早的野猪纹(图二，12)与阿尔然Ⅰ号冢和Ⅱ号冢的(图二，4)非常相似。后来流行的马和鹿的造型(图二，9、11)，虽然与阿尔然的不同，但是风格相近，可以看作是野猪纹在当地的变体。这些动物纹饰牌在蒙古高原和贝加尔地区的石板墓文化晚期很少见到。阿尔然Ⅱ号冢出土饰牌以虎纹、野猪纹和双面镂空双排三联卷云纹为主(图二，3～5)，因此冀北的玉皇庙文化与阿尔然Ⅱ号冢大体同时。国外学者把阿尔然Ⅱ号冢的年代大体定为公元前7世纪，中国学者认为玉皇庙文化的年代为春秋后期。玉皇庙文化早期的年代与阿尔然Ⅱ号冢的年代同时，这也是两地使用野猪纹饰牌时期。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继承了大量夏家店上层文化因素的玉皇庙文化，基本不见夏家店上层文化流行的联珠纹饰牌，而是以图瓦地区流行的动物纹和几何纹饰牌为主。这种现象说明，公元前7～6世纪的冀北地区作为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区的一员，除了接受大量夏家店上层文化因素，还受到欧亚草原以图瓦阿尔然墓葬为代表的文化的强势影响，所以玉皇庙文化出现了与阿尔然Ⅱ号冢相同的野猪纹和双面镂空双排三联卷云纹，并且在其影响下创造出鹿纹和马纹。在饰牌安装方式上，玉皇庙文化与阿尔然Ⅱ号冢的几何纹饰牌(图二，5、8)均为中空的贯通式，玉皇庙报告把这种饰牌叫做“带卡”。但是两地动物纹饰牌的安装方式有所不同，阿尔然Ⅱ号冢的动物纹饰牌是通过背部的桥形钮来固定的(图二，3)，玉皇庙墓地的动物纹饰牌既有与几何纹饰牌一样横向或纵向贯通的带卡式(图二，9、11、12)，也有背钮式。从两者的复原情况看，阿尔然Ⅱ号冢复原的几何纹带饰有腰带穿过，在腰带上还有垂下的若干带子(图二，1、2)，腰带与带子都装饰有几何纹带卡。玉皇庙文化最典型的装饰是一条腰带饰和两侧若干条垂下的带子(图二，6)，腰带和带子由几何纹与动物纹装饰，每一条都用同一种带卡装饰。石板墓文化中的德沃尔齐类型是在《蒙古和外贝加尔石板墓文化》[5]一书中提出的，但是发现和发表的遗存十分有限。它的动物纹饰牌和玉皇庙文化同类器基本相同，都是贯通式安装方式，说明同一冶金区内的人群交流更为密切(图二，13～15)。1999～2002年，在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北贝加尔斯克市的贝加尔湖西北岸贝加尔斯卡耶31号墓地共清理8座墓葬[6]，其中的M5是这个时期的遗存。M5墓坑上面有较窄的石堆，墓坑呈椭圆形，长轴1.8、短轴0.5、深0.25米。墓主人为年轻女性，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向西南，身上盖有白桦树皮，在头部、颈部、前胸以及腿部装饰有几十件饰牌。在额头前的左、中、右三个位置，横向排列有2个双联四瓣形饰牌和1个三联四瓣形饰牌(图二，18、19)，应该是缝缀在帽子上的。在颈部横向环绕有一串两端为圆形的锯齿状饰牌(图二，20)，旁边散落有4枚背部有钮的“8”字形饰牌(图二，17)，胸前有装饰着各式青铜饰牌的条带。墓主人身上从左至右装饰有5条条带(图二，16)，左侧第一条装饰有若干双联四瓣形饰牌(没有完全清理出来)，第二条装饰有13个三联四瓣和双联四瓣形饰牌，第三条装饰8个两端呈圆形的锯齿状青铜饰牌(部分被第二条叠压)，第四条装饰有若干三联四瓣形饰牌。在第四条右侧的第五条上分布有一列双联四瓣形铜饰牌。在两腿之间还有编成辫状的皮革条，外面用青铜套箍。右手处有1件青铜刀。M5墓主人上身带饰由于保留有缝缀的皮条，所以饰牌保留在原来的位置未被扰动。这种排列方式大量见于玉皇庙墓地(图二，6)，因此，玉皇庙墓地随葬的饰牌也应该是被缝缀在皮条或织物上。两者不同的是，M5的条形装饰物在人体上半身，玉皇庙墓地条形装饰物装饰在下半身，而且饰牌的形状完全不同。M5是各种联珠纹饰牌，玉皇庙墓地则是动物纹和几何纹饰牌。综合以上比较，在玉皇庙文化时期的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区内，冀北地区玉皇庙文化与蒙古高原石板墓文化中的德沃尔齐类型以及贝加尔斯卡耶31号墓地M5有很多联系。从饰牌形状看，玉皇庙文化和德沃尔齐类型使用动物纹和几何纹，贝加尔地区仍然用联珠纹。从饰牌的固定方式看，玉皇庙文化和德沃尔齐类型是用贯通的穿孔，贝加尔地区是用背钮或饰牌中间的小孔来固定。从装饰部位看，玉皇庙文化主要装饰腰部和腿部，贝加尔地区主要装饰上半身，都是装饰在条状织物上。在石板墓文化中，至今没有发表过一个单纯的德沃尔齐类型遗址。这个冶金区同时还与远在南西伯利亚图瓦地区的阿尔然王冢有着时代共性。首先，饰牌都是被缝缀在织物上；其次，玉皇庙文化的动物纹和几何纹与阿尔然Ⅱ号冢的野猪纹和双面镂空双排三联卷云纹相近，但是固定方式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点。石板墓文化德沃尔齐类型和玉皇庙文化相近，而贝加尔地区仍然保留当地石板墓文化早期的联珠纹。通过对玉皇庙文化与周边欧亚草原服饰品的比较并结合墓地出土的中原青铜器可以看出，玉皇庙文化在当时与外界有着广泛、深入的文化交往，同时反映了冀北地区在当时是中国北方长城沿线，甚至是整个欧亚草原东部最发达和繁荣的文化中心。从春秋晚期开始，燕国的北上使玉皇庙文化不断被中原文化冲击，残留的文化势力被迫北上，如在内蒙古东南部地区的喀左南洞沟[7]、凌源三官甸[8]、五道河子墓地[9]以及林西井沟子墓地[10]均可见到大量玉皇庙文化因素[11]。这一时期中国北方的内蒙古地区和甘肃宁夏地区进入游牧化普及阶段。在墓葬中出现明显的武士阶层，随葬以短剑和战斧(鹤嘴斧)为代表的兵器，身着束腰带具(保存带扣和带饰)，再现了文献记载中的“胡服骑射”。这些兵器主要受南西伯利亚塔加尔文化的影响，但是服饰品则为当地特色。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东周北方青铜文化以墓葬遗存为主，大致以呼和浩特为界分为东、西两个区。田广金称东区为毛庆沟类型，西区为桃红巴拉类型，它们是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两个类型[12]。乌恩岳斯图直接称之为毛庆沟文化和桃红巴拉文化[13]。近20年在毛庆沟墓地所在的岱海地区，又发现了几处保存较好的墓地，使毛庆沟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毛庆沟文化以毛庆沟墓地[14]为代表，还有岱海地区的饮牛沟墓地[15]、小双古城墓地[16]、忻州窑子墓地[17]、白家湾窖藏[18]、蛮汗山以北的崞县窑子墓地[19]以及和林格尔的新店子墓地[20]，它们的主要特点是有大型墓地，殉牲以羊为主。桃红巴拉文化包括公苏壕墓葬[21]、呼鲁斯太墓葬[22]、玉隆太墓葬[23]，多是不到10座墓的小型墓地，以殉葬马为主，反映了东、西两个地区游动性的差别。毛庆沟文化的先民重视腰带饰，是胡服的典型代表；桃红巴拉文化的腰带饰不太发达。但是两地的青铜器很多是相同的，说明当时东、西两个类型文化交往频繁。毛庆沟文化带饰最主要的是联珠纹饰牌(图三，1～3)和“S”形云纹饰牌(图三，4～6)。只有毛庆沟墓地出土有两种饰牌，但两种饰牌不共出于同一墓葬，其他墓地都只出土一种饰牌。毛庆沟文化中，只随葬“S”形饰牌的有小双古城墓地和饮牛沟墓地，只随葬联珠纹饰牌的有新店子墓地、忻州窑子墓地和崞县窑子墓地[24]。这种饰牌随葬方式和种类的不同，很可能是不同族群的体现。现以毛庆沟墓地为例分析这两种饰牌的使用方式。“S”形卷云纹饰牌在毛庆沟四期墓葬中(为了更细致地反映饰牌变化与年代的关系，这里采用了毛庆沟原报告划分四期的结论)出现比例分别为64%、31%、46%和13.6%，比例逐渐减少，以男性墓为主，各期墓随葬饰牌最多的分别是34件、16件、14件和10件。联珠纹饰牌在四期墓葬中出现比例分别为0.04%、1.05%、0%、0.05%，女性墓多于男性墓，各期墓随葬饰牌最多的分别是6件、42件、0件和3件[25]。根据这些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总的趋势：“S”形卷云纹饰牌多用于装饰男性腰带，随葬这种带饰的墓葬数量和每座墓中的饰牌数量都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联珠纹饰牌多用作女性腰带的装饰，随葬这种带饰的墓葬数量少，各期变化不大，但是每座墓的饰牌数量总体也呈下降趋势。我们以随葬带饰最多的毛庆沟M43和M3为例，计算青铜带饰的最短长度(假设饰牌密集排列，没有间距)。M43属毛庆沟墓地第一期，随葬带扣1件，长6.4、宽5厘米，“S”形卷云纹饰牌34件，每件长4、宽2.6厘米，推测其最短长度为93.4厘米[26]。M3属第二期，随葬联珠纹饰牌42件，每件长4.1、宽约1.2厘米，推测其最短长度为50.4厘米[27]。保存较好的M38属第四期，随葬6件饰牌，仍在腰间，只是数量变少。宁夏固原地区王大户墓地M1出土了1件完整腰带，包括1件带钩、13枚“S”形卷云纹饰牌，并保留了带鞓，集中放置于人骨肩部南侧一块树皮上[28]。此带具应为整副下葬，但没有佩戴在墓主人的腰间。每件饰牌的大小、形制几乎完全一致，报告记载饰牌长4.3～4.4、宽2.6～2.7厘米，但是饰牌之间有间距。根据残存结构复原，推测其最短长度为80厘米。贝加尔斯卡耶31号墓地的发掘揭示了目前“S”形卷云纹饰牌的最北分布地点，每座墓随葬的数量及放置位置均较明确。M1和M3地表有椭圆形积石，长3.4、宽2.2、深3.5米，墓向135度。墓坑长1.3、宽0.65、深0.4米。葬式为侧身屈肢。两座墓都随葬2件“S”形卷云纹饰牌，但是M1的饰牌比较写实(图三，11)，M3的饰牌已经简化(图三，12)。因此M1的年代应略早于M3，两墓年代分别相当于中国北方文化带东周中期的早段与晚段[29]。贝加尔斯卡耶31号墓地M1和M3的卷云纹饰牌并不在墓坑内人骨附近，均发现于地表积石附近，其他随葬品如铁刀、骨弓弭和花瓣形铜饰牌等都在人骨附近，因此这2件饰牌可能是有意放置在地表积石附近的。M8与M5形制相同，葬式为侧身屈肢，出土了6件“S”形卷云纹饰牌(简报没有发表器物图)，都放置在人骨附近，3件压在腰部下面，3件在股骨上部，应该是装饰在腰带上的，与毛庆沟墓地的情况相同。除“S”形卷云纹饰牌与毛庆沟文化相似，服饰品也基本相同。四瓣形泡饰见于M1和M3(图三，10、14)，它们与桃红巴拉墓和呼鲁斯太墓所出同类器形制相近(图三，8、9)，这两座墓都属于桃红巴拉文化。根据已有的分期研究可知，桃红巴拉墓葬的年代早于呼鲁斯太墓，分别属于东周北方文化带的中期早段和晚段[30]。贝加尔斯卡耶31号墓地M3还出土了2件四鸟头形饰牌(图三，13)，与年代为东周北方文化带中期早段的毛庆沟M44所出同类器形制相似(图三，7)，只是纹饰简化或完全消失，年代也应相当于东周北方文化带中期晚段。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贝加尔斯卡耶31号墓地的M1、M3、M8，出土遗物与中国北方地区的毛庆沟文化和桃红巴拉文化关系密切。毛庆沟墓地早期墓葬墓主人的腰带上装饰有密集的饰牌，到了晚期饰牌数量减少，只是一些点缀。宁夏固原地区有佩戴腰带下葬的，也有把腰带放置一边的做法。贝加尔地区的居民只使用几个饰牌作为点缀，有的装饰在腰带上并佩戴下葬，有的则放置在地表的积石旁。贝加尔斯卡耶31号墓地是目前所知“S”形卷云纹饰牌分布的最北地点，此类饰牌的分布范围最西可达米努辛斯克盆地和鄂毕河流域，都是点缀式使用，不与联珠纹饰牌共存。对各地相关遗存的比较分析，揭示了春秋到战国中期以前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区内部的文化交往以及与其他地区的联系。这个冶金区的西界在商周之际可以到达米努辛斯克盆地，西周和东周之际东移，说明冶金区的范围在缩小。春秋后期的玉皇庙文化既有与蒙古-贝加尔地区的联系，也有与图瓦地区的交往。服饰品及其使用方式以及上面装饰的动物纹，揭示了玉皇庙文化与图瓦阿尔然Ⅱ号冢的文化交往情况。新疆也有与阿尔然Ⅱ号冢相同的文化遗存[31]。在春秋战国之交到战国中期，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区的南部并入了燕国文化区，北部的残余文化因素流向东北并和当地遗存结合。这一时期的内蒙古和宁夏固原地区进入了游牧化的繁荣阶段，它们接受了来自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的影响，如双鸟回首剑和鹤嘴斧，中国北方与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的同类器物最为相似。这时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已经属于西部山麓地带文化区，并构成了这个文化区的东界。这些来自塔加尔文化的影响，在中国北方基本不过太行山脉，在冀北地区不见鹤嘴斧，短剑也只是在战国中期前后零星出现[32]。所以东周时期的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区就是基本不见塔加尔文化影响的地区，主要包括中国北方的冀北地区、内蒙古东南部地区、东北、蒙古东部和贝加尔地区，大体上是沿中国的太行山向北到浑善达克沙漠再到贝加尔湖一线以东地区[33]。根据这一划分，本文所讨论的玉皇庙文化是冶金区内的遗存，而毛庆沟文化不属于这个冶金区。国外也有学者提出了东、西区的划分[34]，这里划分的冶金区相当于国外学者划分的东区。本文的讨论揭示了时间和文化传统两个维度。从时间上看，玉皇庙文化时期流行对服饰进行装饰。图瓦阿尔然Ⅱ号冢、玉皇庙文化和贝加尔斯卡耶31号墓地的M5既有缝缀在衣服上的装饰，也有固定在条带状织物或皮子上的装饰。毛庆沟文化时期开始注重对腰带的装饰，是胡服的开始，是骑马武士的装束。从文化传统上看，联珠纹饰牌是冶金区的传统，流行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到石板墓文化，但是其后的玉皇庙文化使用的是受到图瓦地区草原影响的动物纹饰牌。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冀北地区逐渐归入中原文化，内蒙古中南部及其以西的固原地区新出现了中国北方与中原青铜器纹饰结合而成的“S”卷云纹饰牌[35]。这时图瓦草原文化的影响力减弱，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区传统的联珠纹饰牌又重新流行，并扩大到内蒙古及甘宁地区。贝加尔斯卡耶31号墓地位于贝加尔湖西北角，这个地理位置本身就非常重要，以往这一地区的考古发现多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即外贝加尔地区。在这个墓地中，既有相当于玉皇庙文化时期的墓葬M5，也有与毛庆沟文化大体同时的墓葬M1、M3、M8。M5随葬饰牌的装饰方式和玉皇庙文化的装饰方式相似，以缝缀在带状织物上的方式为主，但是采用的是当地传统的联珠纹饰牌，这是当地自夏家店上层文化以来一直流行的式样，并一直沿用到毛庆沟文化。所以M5中具有传统意义的联珠纹饰牌成为了本文所说冶金区和东周地区内蒙古中南部及其以西文化连接的桥梁。M5的饰牌和玉皇庙文化饰牌相近，都是服饰上条带的装饰，从饰牌形状看又与毛庆沟文化相同，为联珠纹饰牌，所以贝加尔斯卡耶31号墓地从文化传统和年代两个方面都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发掘者把以M5和M8为代表的仰身直肢葬归入布都赫类型，把以M1和M3为代表的侧身屈肢葬归入叶勒金类型。布都赫类型的年代为公元前8世纪中期到公元2世纪中期，叶勒金类型的年代为公元前4世纪末到公元1世纪末。贝加尔斯卡耶31号墓地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与我们讨论的结论是相符的。属于玉皇庙文化时期的M5的碳十四测年结果为公元前757～382年，属于毛庆沟文化的M1的碳十四测年结果为公元前358～2年，M8的碳十四测年结果为公元前338～公元129年。根据以上分析，在已有的东周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分期基础上[36]，我们可以大致建立一个年表(表一)，明确本文讨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玉皇庙文化、毛庆沟文化等在冶金区以及欧亚草原东部地区中的时空位置。欧亚大陆东、西方的交往，有小麦、大麦、羊、牛的传入，黍的外传等人类生活资料的交流，也有冶金产品的传入与模仿等技术发明的扩散，权杖头等具有身份地位标识的器物的传播体现了社会统治阶层之间的影响与吸收，而服饰品装饰的趋同，体现了族群之间文化认同和文化交往格局。本文的意义在于细化了东周时期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区的年代序列，揭示了中国北方与蒙古、贝加尔地区的文化联系，以及这个冶金区同周围草原地区的文化交往情况。我们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欧亚草原对中国北方游牧化普及的促进作用，以及中国北方的胡服对整个欧亚草原的影响。东周时期冶金区内文化的复杂性对我们理解这个地区兴起的匈奴联盟是非常重要的。附记：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南西伯利亚与中国北方古代文化交往研究”（项目编号19BKG022）的阶段性成果。注释：
[1] 杨建华等：《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 — 丝绸之路与匈奴联盟的孕育过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
[2]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玉皇庙》，文物出版社，2007年。
[7] 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喀左南洞沟石椁墓》，《考古》1977年第6期。
[8] 辽宁省博物馆：《辽宁凌源县三官甸青铜短剑墓》，《考古》1985年第2期。
[9]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凌源县五道河子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2期。
[10]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林西井沟子—晚期青铜时代墓地的发掘与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
[11]a.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第163页图81，文物出版社，2004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b.《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丝绸之路与匈奴联盟的孕育过程》第388页图5-2-9、第389页图5-2-10。
[12]田广金、郭素新：《早期中国文明：北方文化与匈奴文明》第1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13]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第300、322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14]内蒙古文物工作队：《毛庆沟墓地》，见《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
[15]a.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凉城饮牛沟墓葬清理简报》，见《内蒙古文物考古》第3期，1984年。b.岱海地区考察队：《饮牛沟墓地1997年发掘报告》，见《岱海考古(二) —中日岱海地区考察研究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
[16]a.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凉城县小双古城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3期。b.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中心：《岱海地区东周墓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6年。
[17]a.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凉城县忻州窑子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3期。b.同[16]b。
[18]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乌兰察布市博物馆：《察右前旗白家湾金器窖藏发掘简报》，《草原文物》2011年第1期。
[19]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凉城崞县窑子墓地》，《考古学报》1989年第1期。
[20]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乌兰察布市博物馆：《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新店子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3期。
[21]田广金：《桃红巴拉墓群》，见《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
[22]塔拉、梁京明：《呼鲁斯太青铜器墓葬》，见《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
[23]内蒙古博物馆、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的匈奴墓》，《考古》1977年第2期。
[24]蒋刚、陆韵语：《河套东部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墓地的分期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4期。
[25]详细统计见杨建华、李宜峰：《东周时期北方腰带饰的起源与传播》，《西域研究》2018年第2期。
[26]带饰最短长度(假设每个饰牌之间没有间隔)的推算过程为：5+2.6×34=93.4厘米。
[27]带饰最短长度的推算过程为：1.2×42=50.4厘米。
[28]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彭阳县文物管理所：《王大户与九龙山—北方青铜文化墓地》第41页，文物出版社，2016年。
[29]同[14]。
[30]《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第47页。
[31]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哈巴河东塔勒德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3期。
[32]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怀来北辛堡战国墓》，《考古》1966年第5期。
[33]春秋战国之际到战国中期以前，中国北方与蒙古高原和外贝加尔地区以及米努辛斯克和图瓦等地的联系，相关研究详见《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 丝绸之路与匈奴联盟的孕育过程》第402～421页。
[35]杨建华、李宜峰：《东周时期北方腰带饰的起源与传播》图四，《西域研究》2018年第2期。
[36]《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第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