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灾荒的影响

从经济意义上讲，灾害是一种对经济结构有巨大危害的自然力；从社会效应上讲，它也是影响社会发展的社会力。由于它的作用，社会的经济结构被破坏，势必造成人民生活的恶化和经济的倒退；由于它引发的生存竞争，入们的文明程度和文化意识势必被扭曲、变形。因此，灾害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 。

灾荒导致民生心态发生畸变。

在这次灾荒中，灾民的思想意识受到严重的影响，主要表现有：第一，灾害打击下灾民的意志消沉，情绪低落，甚至丧失继续生存的信心和勇气。有的抱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想法，“卖掉农具大吃大喝”，还说“宁做饱死鬼，不做饿死鬼”；有的“以为世界已到尽头”，产生“早死晚不活”的反常心理；而还有些人“束手无策，悲观失望”，“抱头痛哭”，甚至“悬梁自尽”，“跳井自杀”。第二，迷信思想的抬头和迷信活动的猖獗。“恐惧产生宗教”，此次灾荒发生后，河南各地的迷信活动纷纷上演。有人“迷信祈雨”，有人“烧香祷告，求蚂蚱神保佑自己的庄稼不受侵害”。第三，偷窃、抢劫、吃人、卖淫等各种社会越轨行为普遍发生。如各地“灾民夺馍者，屡见不鲜”。人吃人事件“以许昌、郑州、襄县三处发现者最多，其他各县亦有发现。娼妓业也成为灾年一道抢眼的风景。据记者李蕤调查，1 9 4 3年春在巩县的一个“以往并没有多少娼妓”的小街市上，看到“每家旅社都充斥着猥亵的影子和淫秽的笑声”。

灾荒是社会经济严重破坏

灾荒对乡村生态环境的最大威胁莫过于对农田生态系统的破坏。在传统社会中，最主要的致灾因素就是水旱灾害。河南本身就属于生态比较脆弱的地区，灾害的影响就更加明显。一方面，灾荒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和流亡，从而使大量土地无人耕种而荒芜；另一方面，灾荒直接导致田地无法耕种而荒芜。

一、良田被毁

灾荒一旦酿成重患，便以其特有的作用机制使灾区包括建筑物在内的物质财产蒙受不可估量的损失，形成“到处被毁，有如兵剿”的惨境。生态环境中的森林植被和动物资源，“在持续不断的旱灾和饥馑的袭击之下，往往也会遭到毁灭性的浩劫。

灾荒的发生加剧了灾民的贫困，灾民在荒年掘草根剥树皮为食，使植被遭到进一步的破坏，进一步恶化当地的生态环境。由于受到黄河泛滥等因素的影响，河南的东部、北部和南部出现了大量的碱地，其中豫东20余县最为严重。“碱地岁收，多寡不一，丰年仅足维持粗苦之生活，旱年即难免于饥馑”，于是“农民贪碱地，淋盐利厚，置而不耕，凡肥料、畜力、耕耨等，均因陋就简”，甚至“刮土淋盐，任其荒芜……致粮食恐慌，更趋严重。

二、地价下跌

灾害频繁的发生导致了灾民的贫困，为了生活，他们不得不靠举债度日，这样在灾害频繁发生的地方，土地转让的概率就相对要大些。

有的是借贷实物，譬如，春荒期间借一斗豆子，到麦熟时候还两斗小麦或三斗小麦。有的是借钱，一百块钱每天四块钱的利息。

最普通的利息，是一百块钱麦收后缴一斗八升稞租。如果贫人现在借五百块法币，按现价可以购粮一斗半多一点，麦天便要付九斗的利息，本钱还不在其内。九斗麦以现值计算，便需二千五百元钱左右（每市斗二百七十元），五百块钱借三个月出二千五百元的利息，这是一个何等骇人听闻的利率！但在今天的农村，却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事。

米的价钱，当时是三百三十元一市斗，在土地的价钱是二百块钱一亩。农人们卖一亩钱，换十几斤粮食。而这些巨商富贾，拿出十几斤粮食，麦收后换到的是一百多斤的收成，而且白赚了土地所有权。

三、地权转移

灾荒的损失绝大多数是由农民来承担的。地主和商人不是农村中的直接生产者，所以，灾害对他们的损害相对来说要轻许多。当灾荒降临的时候，他们凭借着充裕的原始资本积累和有利的条件，往往趁火打劫。当饥饿的灾民没有生活来源时，地主便开始靠手中的资本榨取更高额的利润。

抵押借款是河南农村中通行的借款方式，其中以实物抵押借款更为普遍。实物抵押中土地抵押占了绝大多数。土地抵押尤以豫北最为通行，一般月利三分，借贷期限多在一年以内，如果到期不能还本付息，农民往往因此而失去土地。[刘茂增著《河南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国]中文资料中心印行，1977年，总第46658页。] “当土地在自然灾害的袭击下失去了其价值增值的机能而其主人又被自然灾害剥掘得一干二净的时候，生存第一的原则将会压倒一切习俗的束缚和观念的限制，出卖土地便成为人们求取一息生机的最无奈的手段了”。夏明方《对自然灾害与旧中国农村地权分配制度相互关系的再思考》，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2001年。土地典当价一般在卖价50%以上，如果农家在土地典出后还需要用款，可在卖价范围内续典，直到典价与卖价相等改立卖契时为止，这样农民也失去了土地。

灾荒连年不断，地价持续暴跌，农民无法保有土地，地主、富农、官吏和商人便乘机兼并土地。灾害的频繁，粮种、劳力的缺乏，土地质量的下降，都使灾区农业生产的恢复能力异常脆弱，农业经济的持续恶化，又为下次灾害演变成灾荒埋下了伏笔。

灾荒与人口

一、灾荒导致人口数量减少

在灾荒的打击下，“死亡载道，已成普遍的现象”。 据估计，至1943年4月初，“豫籍灾民入陕求食者先后已达80万人”。 由于当时环境的特殊性，这次灾荒带来的人口损失更大。灾荒不仅会导致人口的直接死亡，“在灾荒中结婚率和平时所下降，而且处于灾荒中的人口由于营养不良，生育能力也会受到影响，这些必然导致生育率的下降。因此这些灾荒对人口增长的抵制作用远远超过直接造成的死亡人口数”。

二、灾荒影响下的人口迁移　　

在大灾荒中，灾民们的一个重要趋向就是北上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边区，其中进入晋冀鲁豫边区的，仅太行、太岳两区的即多达25万余人，大约相当于全边区所有灾民的1／6。在国统区，每当灾荒发生后，国民政府一般也会在交通要道或饥民集聚地设立收容所或接待站，“招待流离失所之难民”，同时在大后方设立垦区，移民垦荒，但由于经费有限、管理混乱和吏治腐败，其效果微乎其微，有时适得其反；在沦陷区，日伪占领者一面实施军事管制，严禁灾民自由出入，一面又以救济为名，大肆招募劳工或伪军，以增强日本征服中国的力量。真正成为灾民或移民救星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除了上面提到的采取各种措施千方百计安置外来移民外，根据地政府还在辖区之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将灾民从灾区迁往非灾区，并引导他们走到生产救灾的道路上去，从而为最终战胜天灾、渡过灾荒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可以说，灾荒之中，三种不同的政治势力向全国人民各自交出的答卷，为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勾画了轮廓分明的历史蓝图。

三．灾荒改变人口年龄和性别结构

灾荒中，老弱无疑是最脆弱最容易遭受打击的群体，“今年的河南大饥，多少儿童流浪街头，饿死道旁。”[我们儿童节的礼物，前锋报，1943年4月4日]老弱的悲惨遭遇反映在人口年龄和性别结构上就表现为：

灾区人口的老弱化。

这是由青壮年的大量逃荒，导致灾区青壮年的比例下降、老幼的比例上升造成的。如在濮阳清丰一带重灾区，青壮年的大量逃荒导致使灾区“无生产能力的男女约占现有人口的半数”。

灾后人口青壮年化。

这首先是由老弱的死亡率偏高引起的。河南大灾荒期间，修武县的西关本是集贸市场，灾荒的发生使这里满目凄凉。昔日熙熙攘攘的集贸市场如今却变成了灾民抛弃婴儿的“弃儿市场”，主要是逃荒要饭的灾民把孩子扔在那里，希望有人抱走逃个活命。最多的一天扔有18个小孩。

妇女儿童的命运尤其悲惨。

为了不让一家人同时饿死，同时亦可给她们找条活路，卖儿鬻女便成为绝境中的灾民相当普遍的选择。德籍中国友人王安娜在她的《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中曾回忆说，是年入冬之前的几个月里，在河南各个城市的街头，到处都可以听到“卖娃了”这可怕的喊声。其后。随着灾荒愈演愈烈，卖子女在灾区已经无人问津，人们只好将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用驴子驮到豫东漯河、周家口、界首等人市卖为娼妓。但是不管她们的命运如何悲惨，当时的人们对这种不正常的行为都深表同情，在他们看来，这总比饿死在家中强得多。

总之，影响是深远的，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值得我们同情和自励，避免悲剧重现。